张宝明

在中国古代，经学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已经走出经学时代的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而《春秋》在经学中更是居于核心的地位，它向来被看成孔子微言大义的寄托。中国文化自古就重视历史经验的记录和总结，生当春秋末世的孔子自觉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但在过去，修史一直是政府的事，孔子以匹夫而修史实属僭越。所以孔子要说：“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不过，孔子的修史却不同于前人，孔子在修史的过程中寄托了很多的深意。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之矣！”这两段话虽说出自孟子的记录，但却是历代儒生所深信不疑的。近代以来，学者纷纷有撰文论证《春秋》非孔子所作。其实，《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并不重要，关键是历代儒生都相信那就是孔子所作。司马迁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在儒生看起来，孔子所修的《春秋》并非记录了已然的历史，而是记录了应然的历史。

也正由于此，在儒生的眼中，《春秋》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其他任何经典所无法取代的。据孟子说在孔子修成《春秋》之后就立即收到了“乱臣贼子惧”的效果。以我们今天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春秋》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仅以经学即将衰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为例，《春秋》无疑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最为显著的一部儒家典籍。常州学派兴起以后，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开始复兴。至清末就发展到顶峰，成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的《春秋》学继承了汉代《春秋》学的基本精神，大张三世之说，认为孔子在修《春秋》时把242年划分为三个阶段：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而且于所传闻世见据乱，于所闻世见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康有为认为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达到太平世，所以还不能施行共和，而只能进行立宪。为了张大《公羊》，他还极力攻击《左传》，说《左传》是西汉末年刘歆割裂《国语》而伪造的，刘歆作伪的目的在帮助王莽篡逆。他认为自己是发千古前人所未发。而章太炎力主革命，所以针对康有为的《春秋》学，章氏大力提倡《春秋》攘夷说提倡革命，并极力表彰《左传》而写出了《春秋左传读》一书。

在经学时代终结以后，《春秋》的影响依然不可小觑。近代史学史上影响巨大的疑古思潮就与《春秋》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康有为为首的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典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康有为托古改制之说，更是对顾颉刚形成了很大的启迪。顾颉刚终身坚信《左传》系伪书。顾颉刚的重要发现是他的层累说。他的这一说法无疑很有启发意义。他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中多次表达了对《左传》的看法，他认为刘歆的《世经》中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是在为王莽的篡逆服务。由于《左传》中有可以证成刘歆《世经》的内容，所以他就进一步说《左传》是伪书，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的。他认为刘歆通过伪造《世经》和《左传》，成功地将汉家之德由土改成了火，这样就可以使王莽顺利地以土代火。他就这样将自己的层累说与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说捆绑了在一起，为了维护层累说他不得不坚持刘歆造伪说，直到他晚年也没有改变。于是关于《左传》的真伪，就成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很多重量级的学者都陷入其中未能自拔。甚至在抗战中，著名学者杨树达还曾写出过《春秋大义述》一书，充分发挥《春秋》尊王、攘夷、复仇、大一统等观点，来宣传抗战，鼓舞士气。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春秋》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但是，在已经走出经学时代的今天，还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吗？答案是肯定的。史学就要承担起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作用。那么今人的研究和前人有何不同呢？不同于前人经学式的研究，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研究是经学史的研究。经学的研究，是信仰者的研究，其目的是论证其中的微言大义。而经学史的研究，是批判者的研究，其目的是发现经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吴涛博士的《“术”、“学”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学》就是这样一部经学史的著作。

吴博士以其导师朱维铮教授“术”、“学”两分理论为指导，对西汉《春秋》学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将西汉《春秋》学的进程与西汉的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就西汉《春秋》学的事实而言，前人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在汉武帝时期《春秋公羊传》被立于学官，而后汉宣帝时期试图扶持《春秋谷梁传》，汉哀帝时又在刘歆的倡导下试图扶持《春秋左氏传》。就这一史实，似乎争论不大。吴涛的问题意识在于“为什么”，在于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他首先注意到了《公羊传》在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汉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接着揭示出《公羊》学的王道立场和汉家王朝霸道政治之间的矛盾，于是“革命”与“不准革命”也就成了西汉中后期《春秋》学史的主旋律。通过这样的研究，使我们对西汉《春秋》学的认识豁然开朗。著名大学问家严复说过：“持果求因，是为科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吴涛博士论文“为什么”背后的问题意识为当下学术研究提供的意义存照。

可以看出吴涛的研究跳出了既往经学纷争的臼窠，没有把自己陷入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老路上去。把西汉《春秋》三传的升降沉浮还原到西汉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做到了“论从史出”。帝制时代的中国，学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它的发展更是与具体时代的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经学史研究，几乎都写成了学术史。经学是特殊的学术，这就决定了经学史并不能等同于学术史。通过吴涛的研究，使我们发现推动西汉《春秋》学发展的主因就是政治对于学术的选择。政治影响学术，似乎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但是，吴涛的研究并非在空发议论，而是将他的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据说当年孔子解释自己为何写《春秋》时曾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显然，吴涛的研究也是当得起“深切著明”这一评语的。

吴涛师出名门。在当下学风日益骄嚣的时代，我看到这本博士论文尤为欣慰。我在和他不多的交谈中，常能感觉到他学术功底的扎实、经学知识积累的深厚。我常说：“名师出高徒，严师出高足。”吴涛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在复旦“博学”、“切问”学风的熏陶下，在朱维铮教授的严格培训下，吴博士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基。2007年来到我校后，很快就成为教学和科研骨干。当然，吴涛博士论文的出版只是他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开始，我相信，他在自己学术道路上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从“为学术而学术”的简短交流中，我更多地感受到了他的纯粹、淳厚和执著。在抛开势利、功利这样沉重的包袱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吴涛以“静水流深”的心态，学术一定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