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角度，先师萧萐父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勾勒近现代中国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阶段性特征，他认为，从中国文化主流思潮回应西学的态度看，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三段式的认识循环：晚清时期的“浮浅认同”、“五四”时期的“笼统辨异”、后“五四”时期的“察异观同”而“求其会通”。4437742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的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起点上，还不能简单地说，“浮浅认同”、“笼统辨异”的现象就已经完全消失了，但主流的研究已经转向了由“察异观同”而“求其会通”的轨道上来了。在这一新阶段里，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一方面要深入进行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各细部的异同比较，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细部异同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不同层次上做出带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异同比较，从而为中西哲学、文化优缺点比较提供相对可靠的知识基础，进而为新的哲学与文化创造做好文化史、思想史的准备工作。

本人在本论丛第3辑的文章，第4辑序文及本辑的文章中，曾经就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过程中的判教与比较、比较与比附、用“理解”化解不可译与不可通约诸理论问题做过初步的思考。在以前的思考基础上，我认为，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过程，最终会遇到价值的取舍与哲学、文化的创新问题。虽然不能采用“判教”的方式来对待哲学与文化中的他者，但站在今人的立场研究哲学与文化的他者，总会面临一个取舍问题。而人在做取舍的决定时，必然先有一个价值上的长短论定。而“会通”也将是取他者之长以补自己之短，从而更新自己民族的哲学与文化，使之更具有包容性与生命的活力。

不过，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实际展开过程中，要准确地论定不同民族哲学与文化的长短并非是一件易事，而且哲学与文化中的取长补短问题往往还不是单面向的理论与学术工作所能胜任的，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潮、政治运动来加以推动。就当今中国社会而言，国家公务员阶层、教育系统、大型社会组织、各大公司均有星期天制度，而这一星期天的制度恰恰是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传统中国社会是没有星期天的，而只有各种形式的庙会或其他形式的赶集。一夫一妻的思想在晚明以后的中国社会里，也有少数思想家在提倡，但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而这种制度当然首先是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的政治运动的产物，但就其文化根源而言，亦是犹太—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其经典根据即在旧约《圣经》之中。中国古代虽然有算术，但近现代中国学术与实际的科学研究中的数学知识体系，是向古希腊文化学习的结果。晚明传教士利玛窦与中国官员、学者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1607），广义西欧文化中的数学知识传入了中国，并被中国学界和科学界逐步接受。以上所举的三件事情，就其本身而言并非都能说是长处，但近现代的中国人是将其当作一种“文明”（即长处）而欣然接受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新一轮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展开，特别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如何建设成真正的现代化强国问题时，曾经就有人感叹中国缺乏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相应的文化根基而提倡引进基督教来改造中国文化。后来在广泛的文化讨论过程中否定了这种观点，因为“亚洲四小龙”并没有用基督教来改造他们的社会而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儒家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也可以不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实现现代化。此一事例表明，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过程中，论定其他民族哲学与文化的长处，批评自己民族文化的短处，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我们也不因惮于此件事情的困难而放弃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过程中的长短论定工作，因为，没有理论上的长短比较与论定，在实践中就很难做到取长补短。在近现代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人还是果断而坚决地放弃了传统社会一夫一妻一妾或多妾制，放弃了女人裹小脚的陋习，也坚决而真诚地选择了哲学学科。这些选择在今天看来应该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然而，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批判是否太过了一些，是否放弃了一些不该放弃的东西呢？如果不是这样，当前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出现的“国学热”，又昭示了一种什么样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与文化信息呢？

在比较现代的视野里，我们都明显地看到，世俗化的力量是越来越大，宗教的势力范围越来越退缩。当然，一些新兴宗教与经过改革的宗教，仍然有自己广大的势力范围。即使如此，宗教本身也与世俗社会的要求相妥协，中国佛教的不断人间化、世俗化，基督教也在不断地向世俗世界靠近，办了很多教会大学，传授各种与上帝信仰无关、甚至是相反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这种世界的潮流似乎在表明：中西文化在一些最基本的层面上具有相类似的趋势。但就中国社会而言，当代中国社会由于普遍地摧毁了传统社会的各种信仰与伦理体系，世俗化的负面作用似乎比西方社会带来的影响要更加明显。有法不依而导致的“无法无天”的现象，使得当代中国社会的哲学与文化创新工作显得尤其紧迫。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其实是以政治关怀的形式表达了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建设的焦虑，而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会通”工作，恰恰是要以学术的方式介入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与文化建设的现实关怀之中。中国传统经学强调“通经致用”，诸子百家之学强调学术对政治、社会、世道人心的影响。作为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也不应当置身于现实中国文化建设与世道人心改善的社会功利之外。哲学与文化研究上的“察异同而会通”的学术研究工作，绝对不只是满足少数学人理论理智上的快感，而应当与我们的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才会获得不竭的思想源泉与现实动力。

是为序。

吴根友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