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是20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政治家，更是享誉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

1866年2月25日，克罗齐出生在阿奎拉的贝斯卡塞罗里的名门望族，从祖父那代起家族迁居那不勒斯。早在少年时代，克罗齐就显露出对历史书籍的浓厚兴趣。17岁时，突发的地震夺去其双亲和姐姐的生命，他受了重伤；后移居罗马寄养在叔父、著名自由派政治家斯帕文塔家中。到罗马的最初数月，因失去亲人、病痛折磨、前途未卜，他常常夜晚蒙头大睡，清晨不起，甚至萌生自杀的念头。但他很快便克服精神危机，到罗马大学法律系注册，他并不专注听课，也不参加考试，而是去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自己喜欢的题目。

20岁时，克罗齐离开罗马重返那不勒斯并在那里定居，立即开始历史研究。26岁时已完成《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那不勒斯的历史与传说》、《巴罗克时代的意大利》等历史学著作。但勇于探索的克罗齐对取得成绩并不满足，他通过对维柯《新科学》的研读，眼界开扩、认识深化，对当时学术界盛行的实证主义思潮特别反感，决心粉碎“实证主义坚冰”。27岁时，他在彭塔亚纳学院宣读《艺术普遍概念下的历史》的论文，这标志其历史理论研究的开始。

从此，克罗齐对历史和史学的研究从未中断。他的历史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既有本国史（那不勒斯王国史、意大利史），又有外国史（西班牙史、欧洲史）；既有当代史，又有近代史（文艺复兴、巴罗克、19世纪）；既有政治—伦理史，又有史学史、美学史、文学史、戏剧史。他广泛深入研究了历史和史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诸如历史的当代性，历史著作的历史性、真实性、统一性，史学同哲学、文学、政治、道德的关系。克罗齐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两个领域均做出独特贡献。

正是在法西斯统治时期，随着将哲学思想同政治史、文学史的不断结合，克罗齐极大地丰富了哲学思想；尤其深化了历史理论问题，他逐渐认清它们就是哲学问题。起初克罗齐把历史学作为其精神哲学的终点，继而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历史方法论、绝对历史主义。虽然克罗齐是个书斋学者，但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从不退缩。1925年5月1日，由克罗齐撰写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在《世界报》上发表。这令墨索里尼大为恼火，先是对克罗齐进行诬蔑，继而游说拉拢，最后派匪徒捣乱并监视、跟踪，并把克罗齐排除在学术团体和公众活动之外。但近20年克罗齐却始终未向墨索里尼低头，他成为意大利知识界反法西斯的精神领袖，他用自己的历史著作及哲学著作同法西斯作战。在法西斯倒台后，他积极参与意大利共和国创建和宪法起草等政治活动。1947年后，克罗齐把主要精力转向学术研究。他先是在那不勒斯创建意大利历史研究所，后辞去自由党主席职务。1950年2月，他右半边身子麻痹。他预感到所剩时日不多，于是加紧整理未发表的文稿，并决定将他的私人图书馆（意大利藏书最丰富的私人图书馆）捐赠给意大利历史研究所。1952年11月20日，克罗齐与世长辞，享年86岁。

二

在克罗齐的众多历史理论和史学的著作中，选出一套五卷本《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决非易事。我们在研究基础上，并征求意大利哲学研究所专家意见，最终确定两卷历史理论著作和三卷史学著作。五卷顺序系根据著作内在逻辑和时间（写作时间和研究对象时间）相结合原则排列：先是历史理论，后为史学著作；史学著作按研究对象由小至大排列（先那不勒斯，继意大利，后欧洲）。这样，五卷先后顺序为：《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那不勒斯王国史》、《1871—1915年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

《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是克罗齐历史理论的力作。它最早于1915年用德文在图宾根出版。之后，分别于1916年、1919年、1927年、1941年连出四版意大利文版。其中，1941年版为最终修订版。1941年版除对文字进行修改外，还在“卷末附上涉及书中讨论的理论要点的札记和评论”，共分23个专题。此卷分上下两编。上编探讨史学理论。首先他严格区分历史和编年史：历史是活历史，编年史是死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历史中有紧密联系，编年史中无联系；历史有逻辑顺序，编年史有编年顺序；历史深入事件核心，编年史停留事件表面；历史有活文献和深刻思想，编年史有抽象词语记录和空洞叙述；先有历史（先有活人），后有编年史（后有死尸）。进而他划清真历史同形形色色伪历史（语文性历史、诗性历史、演说性历史、实用性历史、倾向性历史）的界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他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这里，克罗齐首先强调历史学家从现实需要出发，应用批判精神从死材料中选择感兴趣的东西；其次，“语文学联合哲学去创造历史”——用具有时代精神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过去的文献。因此，克罗齐反对历史学家的所谓“客观性”价值，认为如下思想幼稚可笑：似乎事物在述说，而历史学家在洗耳恭听，并记录下它们的声音。在肯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后，就清除“历史—哲学同一论”的最大障碍：“但当把编年史降低到其实际的记忆功能，把历史提高到对永恒的现在的认识时，历史就突现出同哲学一体，而哲学不过是永恒的现在的思想。”这样，历史与哲学就不是两种形式，而是一种形式；它们并不互为条件，而是合为一体。既不是历史在哲学之前，也不是哲学在历史之前，而是共生共存。显然，这是超越观念与事实、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历史本义是知道，哲学本义是理解”的二元论的结果。界说判断与个别判断的同一成为历史—哲学同一论的逻辑根据：历史学将哲学汲于自身，哲学作为历史学方法论融合到历史中去。此外，克罗齐还深入探讨历史的积极性质、人性、分期等问题。下编回顾史学史，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史学，直至19世纪“新史学”。

1938年1月，《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在意大利巴里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第二年再版两次；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并重印至今。此书的出版曾受到巴里警察局的阻挠，只因克罗齐强烈抗议，墨索里尼慑于其国际威望，才不得不放行。当克罗齐被问是否应感谢领袖时，他坚决地回答：“我有直言不讳、书其所思的权利，谁要阻止我这样做，就不能期待我感谢。”

《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可视为《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的续篇，克罗齐按内在逻辑联系，将系列论文重新排序编辑，结合20和30年代特殊历史条件，深化并完善其历史观和史学理论。此书共分八个部分：作为思想和作为行动的历史；历史主义及其历史；没有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历史的确定性与真实性；历史学与政治；历史学与道德；历史学前景；结论。克罗齐否定历史哲学的超验必然性和因果必然性，但肯定历史学的逻辑必然性。克罗齐对历史著作的特性进行分析。历史著作的历史性可界定为由实际生活需求激起的理解和领悟行动；实际生活需求的多样性（道德、经济、审美等需求）赋予历史性必要前提。历史著作的真实性在于历史叙述的充实，即在其深层存在实际需求，此种需求将历史叙述同实际生活的多样性相联系；在于历史叙述中进行历史判断。历史著作的统一性寓于历史判断形成的并在形成时解决的问题。历史著作的逻辑统一性存在于一个问题中，而不存在于一个事物和一个形象中。克罗齐认为历史不是“牧歌”，历史也不是“恐怖的悲剧”，而是一部戏剧：所有时代、一切民族、全部成员登台表演，它们集无罪与有罪、善与恶于一身，但历史的主导思想是善，最终恶促使向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德意日法西斯横行无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全面爆发之际，克罗齐大声疾呼：历史是自由的历史！这不啻声讨法西斯的战斗檄文。克罗齐指出，自由既是历史发展的永恒动力，又是一切历史的主题；自由既是历史进程的解释原则，又是人类追求的道德理想。克罗齐还强调实际生活同历史学的关系。他说，全部历史文化，都同维护并扩展人类社会积极的文明生活的普遍需求相联系：当缺乏这种推动力时，历史文化就极渺小；当文明进程突然中断或停滞时，历史学近乎完全沉默。为此，尽管承认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和瑞士文化史家布克哈特所做的贡献，但批评前者缺乏普遍性观念和历史问题，后者割裂生活同思想的联系、用静止眼光观察历史。应当说，如果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克罗齐特别强调历史的精神性和当代性，那么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中，他尤其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他指出，当说到思想史和哲学史时，是指全部历史整体，也包括文明史、政治史、经济史和道德史，它们既向思想史与哲学史提供养分，又从思想史与哲学史中汲取养分。

1925年，克罗齐把在《批判》杂志上发表的有关那不勒斯王国史的论文汇集成册，冠以书名《那不勒斯王国史》出版，它是西方少有的研究那不勒斯王国历史的力作。那不勒斯王国是指从12世纪初至1860年在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里）建立的国家，这个王国历时八百多年，先后由诺曼人、日耳曼霍亨斯陶芬家族、西班牙阿拉贡王室、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

作为那不勒斯人，克罗齐对南部意大利有着特殊的感情。作为生活在那不勒斯的历史学家，克罗齐对南部意大利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把握准确。他指出，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注定成为世界历史中主要冲突地点：在古代是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在中世纪是伊斯兰、拜占庭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在意大利历史中，如果说佛罗伦萨代表艺术和诗的话，那么那不勒斯则代表思想和哲学：这里产生了托马斯·阿奎那、布鲁诺、康帕内拉和维柯。克罗齐尤其高度评价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点燃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火焰：那不勒斯进步知识分子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把自由理想引入意大利。与此同时，书中克罗齐对镇压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的反革命恐怖的残酷性进行无情揭露。正是出于对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的赞颂，他在这本著作中对法国大革命和雅各宾党人做了正面评价（而在其他著作中更多的是批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不勒斯王国史》不仅对于研究欧洲中世纪史、近代史，而且对于研究“南方问题”（欧洲的和意大利的）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年后，1928年，克罗齐的《1871—1915年意大利史》出版，也获巨大成功，当年就印行三版（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共发行七版）。这不是偶然的。克罗齐从意大利民族统一写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止，对于显赫一时的法西斯运动不屑一顾，以示蔑视与抗议，这自然会受到对法西斯暴政不满的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此同时，此书也受到法西斯分子的仇视，他们极力主张查禁此书。墨索里尼慑于克罗齐的国际声望，未敢查禁，只命令新闻界对此书不予评论，但法西斯报纸还是怒不可遏地发起攻击——什么“没有历史的历史”、“不合时令的果实”、“一本糟透了的书”等毒焰向克罗齐袭来。

在这一著作中，克罗齐尖锐地指出了英美帝国主义对意大利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他错误地批评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把理想置于祖国之上，从而在思想上脱离人民的主张。

在克罗齐的史学著作中最著名的当数《十九世纪欧洲史》。

《十九世纪欧洲史》成书于1931年，题献给他的德国挚友、著名文学家托马斯·曼，卷首献词引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23歌“此时你的思想进入我的思想，带有同样的行动和同样的面貌，使得我把二者构成同一个决定”。《十九世纪欧洲史》叙述并分析了从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主要是西欧）百年历史。全书共分10章，前3章可视为导言——“自由的宗教”，“对立的宗教信仰”，“浪漫主义”；在后7章，克罗齐把百年历史分成5个历史时期——1815—1830年，1830—1847年，1848—1851年，1851—1870年，1871—1914年。

时隔七十多年，今天的读者仍会饶有兴趣地阅读此书，这不仅因为行文流畅、语言生动（克罗齐是继伽利略之后的另一位意大利科学散文大师），更由于某些精辟见解仍能发人深省。诸如：他把浪漫主义区分为理论与思辨的浪漫主义和实践领域的浪漫主义——情感与道德的浪漫主义，前者闪烁真理光芒，后者表现为“世纪病”。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同资产阶级政客判若云泥——只要共产主义同私人经济利益作斗争并有利于公共利益，只要它能使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阶级的任何政治理想活跃，唤醒它们并用纪律约束它们，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它就仍能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证明摒弃它或希望它在世界上不存在都是愚不可及的。他对罗马天主教会反动本质认识入木三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标志着作为精神力量的罗马天主教的内在衰落，反宗教改革、尤其是19世纪自由主义运动加速了这种衰落。即使罗马天主教会肉体得救，灵魂也未得救，它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再是宗教事业。在支持保守和反动政权方面政治天主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平民、尤其是对乡村平民它能煽动起暴动。他对自由主义同民主主义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独特分析——它们共同反对教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共同要求个人自由、公民平等、政治平等和人民主权；但在相似性中隐藏着差异性，自由派和民主派对个人、平等、主权、人民的理解完全不同。他对“自由体制国家”间分歧的看法颇具现实性——它们的分歧是次要的，是策略和方式上的，在根本利益上没有原则分歧。他对建立国家联合体的预见颇具前瞻性——由于更宽泛的民族意识形成，譬如欧洲意识，各个民族国家将建立多民族国家或国家联合体。

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克罗齐对欧洲“自由体制国家”对非洲和亚洲的殖民扩张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因为这是个难以解释的矛盾（以自由标榜的欧洲国家用暴力剥夺非洲和亚洲民族的自由）。但他毕竟承认扩张过程极端残酷，征服者和传教士紧密勾结，征服者惯于用未来福祉进行辩解。而当他称非洲和亚洲被侵略被压迫民族为野蛮或处于低级文明的民族时，就显现出其阶级局限性。

毋庸讳言，克罗齐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归根结底历史是精神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他甚至说过“历史是历史判断”，历史的主词是文化、自由、进步等概念。葛兰西正确指出，克罗齐用从具体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代替具体历史事件，就用观念否定了历史，“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实践；对于克罗齐来说，历史还只是思辨的概念”（但克罗齐在探讨史学理论时，最终肯定“实际过去”与“认识过去”的区别、理论与实践的区别）。正是从唯心史观出发，克罗齐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范畴是“隐匿的上帝”、新形而上学（用经济解释一切）；历史唯物主义割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神学二元论。葛兰西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结构本身就是历史过程，不是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僵死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结构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但并不排除伦理—政治的历史，它只批判把全部历史归结为伦理—政治史的做法。

然而，作为历史学家，克罗齐毕竟为后人留下了浩瀚的社会史、文化史著作。克罗齐以其深刻的思想、渊博的知识、翔实可靠的史料及清新自然的文体，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克罗齐对传统史学种种弊端的敏锐洞察，对历史研究中“客观性”、“文献性”、“诗性”、“实用性”、“倾向性”的有力批判，对历史编纂学自身规律及其历史的关注，在西方史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受到克罗齐的明显影响，他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可视为对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引申。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和科尔顿将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划分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主义和政治的浪漫主义显然受到克罗齐的启发；他们对19世纪共产主义的认识与评价也同克罗齐大同小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一再引述克罗齐的观点，比如“克罗齐把1871年到1914年这个时期称作‘自由主义时代’。从这个时期的公众生活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充满着自由主义思想这个意义来说，‘自由主义时代’一词是适用的……”。

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拥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史，又有着丰富的历史典籍，但缺乏历史方法论的传统。只是到清代乾嘉年间，微观历史方法论才呈现发展局面。而真正意义的宏观历史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传入中国之前，尚未具有充分发展的理论形态。在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经硕果累累，队伍壮大，成为史坛主流。但毋庸讳言，在随后的年代（尤其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中国史学受原苏联庸俗决定论和机械唯物论影响，有时偏离历史科学的轨道，产生一些伪历史的东西（如“影射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史，忽视文明史等其他历史形态；片面强调“奴隶”创造历史，忽视所有人类创造历史，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心，在史学界就历史的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也包括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讨论，从而引起史学界对克罗齐的历史理论的兴趣，1996年何兆武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辟专章介绍克罗齐的史学理论，1999年关于克罗齐历史理论的第一部专著《精神、自由与历史》问世。

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未因黑格尔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外壳而拒绝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20世纪30年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在批判克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曲解的同时，发现克罗齐历史主义中的闪光东西可帮助认识苏联官方哲学的庸俗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本质。若认真研究，不难发现克罗齐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精辟分析，像是针对我们所发。请看，形形色色的伪历史：语文性历史——用空洞的传说和死文献观察的历史；诗性历史——“让美者更美，丑者更丑”；演说性历史——因实际目的而被朗诵的诗性历史；实用性历史——激励自己或驱使他人行动的历史；倾向性历史——介于诗性历史和实用性历史之间的直觉形态的历史。请看，“历史是所有时代、一切民族、全部成员登台表演的一部戏剧”，不正是对“是奴隶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一问题的回答吗？剖析得是否准确，回答得是否正确，姑且不提；即使错误，也能从反面启发我们开阔思路，从而不断求索，使认识更接近真理。这正是我们选择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最需要“为了将来，在现在对过去进行反思”（克罗齐语）的历史时刻，推出五卷本《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的初衷。

田时纲

2004年11月于那不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