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是俄国历史上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虽然他出生在俄国，但他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俄国之外。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当巴枯宁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尚未得到充分表现的时候，他的同代人、著名的俄国革命家赫尔岑就这样描述过巴枯宁：“他神奇而又顽强地出现在各地——在莫斯科青年中、在柏林大学的讲堂里、在魏特林共产主义者和科西笛列山岳党人中间，他在布拉格发表演说，在德累斯顿的起义中担当指挥，在奥地利遭到审判、蹲坐牢房、被判死刑、遭受酷刑，被引渡回俄国，被禁闭在可怕的阿列克塞半月堡，——这使得他成为当代世界和历史不能不谈及的一个人物。”4607642而在第一国际时期，巴枯宁作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同时也是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这更使得他蜚声各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由于巴枯宁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所以在他逝世一百多年以来，他的著作（包括书信、演说）在俄国（包括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以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出版，广为流传；而关于巴枯宁的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可以说，各国对于巴枯宁的研究是经久不衰，并且早已形成了一种所谓“巴枯宁学”。当然，在巴枯宁的研究者当中，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既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般资产阶级学者。正是由于巴枯宁的研究者所持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不同，因而对于巴枯宁的评价往往是毁誉纷纭，褒贬不一。

詹·吉约姆、马·涅特拉乌等人是早期研究巴枯宁的著名代表人物。在他们所写的著作中，对巴枯宁的活动和思想竭力加以吹嘘和赞扬，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本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从无政府主义观点出发来评述巴枯宁的。特别象吉约姆这样一个人，原是巴枯宁的忠实信徒，他不能、也根本不可能对巴枯宁作出正确的评价。当然，吉约姆和涅特拉乌对于巴枯宁著作的搜集和出版，还是做了一些工作，这给后人研究巴枯宁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条件。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在研究巴枯宁时，不管是公开站在敌视马克思主义立场还是站在一种所谓的“客观主义”立场，往往也是美化和吹捧巴枯宁，说他“是全心全意地投入了革命运动”。4607643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贬低马克思、列宁，抬高巴枯宁。其中有人甚至认为巴枯宁的纲领比马克思的纲领“更革命”；有的人则认为巴枯宁是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最伟大的和最突出的代表，是列宁主义的直接“先驱者”。例如，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不仅说马克思和巴枯宁是“相互竞争的同道者”，而且认为巴枯宁的思想对马克思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资产阶级学者J·库尼茨毫无根据地断定说，“巴枯宁制定的组织计划，在许多方面都预先提出了1903年制订的列宁关于革命组织的思想。”Н·科恩胡说“列宁遵循的是巴枯宁的榜样。”4607644美国历史学家V·瓦尔拉莫夫说巴枯宁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驱者”。瓦尔拉莫夫为什么做出这个结论呢？其根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党员，原是“劳动解放社”中的成员，而这些成员以前是信仰过巴枯宁主义的土地平分派。而在美国历史学家P·阿夫里契等人的著作中，说在列宁的《四月提纲》和《国家与革命》中包含着巴枯宁主义，说列宁在国家问题上也表现了无政府主义观点，“最接近于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学者A·乌兰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列宁的《四月提纲》是“无政府主义的宣言”。4607645所有这些论点，显然是荒谬的，是别有用心的歪曲。马克思、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反马克思主义者。这怎么能说巴枯宁是马克思的“同道者”、是列宁的“先驱者”呢？不久以前，在美国一家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巴枯宁和社会改革问题》一文，文章的作者克拉克认为“巴枯宁确实是一位严肃的政治思想家”, “巴枯宁对于现实的看法部分是由于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而发展起来，是完全唯物主义的。虽然往往指责他坚持某种‘唯意志论’，但是他认为‘自由意志’绝对没有什么意义，它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幻想而已。这两位理论家都承认自然、物质世界是解释现实的充分根据，并断定不存在超自然的领域。巴枯宁在《德意志专制帝国和社会革命》的著作中，同马克思一样主张对历史发展持坚决批判的观点”4607646这显然是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学说，前者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后者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根本不能混为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许多著作中，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早已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列宁早在1901年写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分散工人运动，它同蒲鲁东主义一样，“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革命理论。”4607647

但是，苏联早期一些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也并不是完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巴枯宁，有时也把巴枯宁理想化，将他几乎描绘成一个完全的正面人物。譬如说，曾担任过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认为巴枯宁是列宁主义产生以前的俄国最大的革命家。又如，十月革命后曾担任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著名的历史学家尤·米·斯切克洛夫（又名纳哈姆斯基和涅甫佐罗夫，1873—1941年），甚至把巴枯宁看成“苏维埃政权思想的第一个奠基者”。4607648斯切克洛夫还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于1872年9月在瑞士所建立的无政府主义国际，作为第一国际的一部分，作为所谓“真正的国际”的代表。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当然，斯切克洛夫是苏联早期研究巴枯宁的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在二十年代所著的四卷本《巴枯宁传》，书中材料丰富，内容全面，其中有些观点还是可取的。他在三十年代还主持出版了多卷本《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并为该文集做了比较详细的注释，这对后人研究巴枯宁提供了方便。另外，还有早期的苏联历史学家B·波隆斯基主编的三卷本《巴枯宁传记材料》（1923—1933年），以及波隆斯基所亲自撰写的巴枯宁传记第1卷，对于研究巴枯宁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权威理论家弗·梅林（1846—1919年）也是过高地评价了巴枯宁。梅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的《马克思传》，其中用了一定的篇幅论述了巴枯宁的活动、观点以及巴枯宁同马克思的关系。梅林认为巴枯宁“始终是个革命者”, “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他象马克思和拉萨尔一样具有使人倾听自己意见的天才，对于一个除了自己的智慧和意志以外一无所有的贫穷流亡者说来，能够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俄国——奠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初步基础，这应该说是一个真正的功绩。”4607649“所谓巴枯宁在巴塞尔大会前后曾经采取的各种阴谋是根本不存在的。”4607650

梅林的这些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1868年，当巴枯宁在瑞士日内瓦重新加入第一国际之后，他就想方设法控制第一国际，使自己成为国际的领袖。恩格斯说巴枯宁“这位道貌岸然的君子到处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的最忠诚的先进战士，暗地里却密谋篡夺整个领导”。4607651巴枯宁“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他就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4607652为此目的，巴枯宁建立了阴谋组织，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同第一国际相对抗。

第一国际时期，巴枯宁在欧洲各国进行无政府主义宣传鼓动，给意大利、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带来极不良的影响，把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引到邪路上，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巴枯宁在第一国际时期的巴塞尔大会（1869年9月）前后，搞了不少反对第一国际的阴谋，这是客观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巴枯宁在这段时期的阴谋活动。马克思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并明确指出巴枯宁是“一个十足的阴谋家”，有着满腹“贪求权势的野心”。4607653

自六十年代以来，苏联一些历史学家特别强调巴枯宁是“争取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的积极战士”，说“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命运特别激动着他”。4607654詹吉梁认为巴枯宁作为“争取各斯拉夫民族解放的积极战士”而应该“予以尊敬”。巴枯宁的传记作者H·皮鲁莫娃还直截了当地说：“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任何形式的泛斯拉夫主义同巴枯宁都是毫不相干的。他所从事的、‘为争取斯拉夫各民族的革命联盟使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同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作斗争’的事业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事业。”4607655总之，这些人竭力否认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和他所从事过的泛斯拉夫主义活动，认为巴枯宁是“专制制度的坚定不移的敌人”、“沙皇专制制度的坚决反对者。”4607656但巴枯宁的确发表过不少泛斯拉夫主义的言论，也为沙皇政府辩护，吹捧过沙皇政府的上层人物。这是否认不了的事实。

关于巴枯宁是否自首叛变，向来为巴枯宁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一个问题。十月革命后，从沙皇政府留下来的档案中发现了巴枯宁本人写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忏悔书》，说明巴枯宁确有自首变节的行为。过去，一些苏联史学家也是持这种看法的。但是，尤·米·斯切克洛夫却认为巴枯宁写这份《忏悔书》，是欺骗沙皇的一种尝试，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根据斯切克洛夫的这个观点，巴枯宁似乎没有自首变节，他的《忏悔书》不过是为了获得释放的一种“策略”。斯切克洛夫的这种看法也是颇有影响的，为一些史学家所赞同，特别是被H·皮鲁莫娃大加发挥。这位苏联女历史学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巴枯宁在内心深处没有叛变。他的《忏悔书》不是叛变，而是策略过程。4607657皮鲁莫娃为巴枯宁的自首变节行为辩护，目的是为了将巴枯宁完全描绘成一个正面人物。在皮鲁莫娃看来，“巴枯宁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斗争”, “为争取革命胜利而忘我地和始终不渝地进行斗争”，象这样一个“英雄”人物，那能谈得上自首叛变呢？皮鲁莫娃的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巴枯宁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忏悔书》中，不仅泄露了革命机密，污蔑其他革命者是“醉鬼”。而且说自己参加革命是表现了“唐·吉诃德式的疯狂性”，是“全错了”。他还承认自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犯”，认为沙皇对他的“审判”和“处决”是合法的，是正义的”。后来，巴枯宁在向亚历山大二世请求减刑书中又说，根据先帝（尼古拉一世）的圣旨，“要我向他忏悔，就象忏悔者向接受忏悔的牧师忏悔一样，我已遵命照办，没有一点隐瞒。”可见，巴枯宁的自首变节，不是别人的捏造，而是他自己在白纸上写的黑字。

以上我们就各种美化巴枯宁的观点做了一个极其简要的概述。但是我们认为，在评价巴枯宁这样一个比较复杂而又矛盾的历史人物时，还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对于该否定的应该否定，对于该肯定的应该肯定。不能因为巴枯宁在监狱中写过《忏悔书》、发表过泛斯拉夫主义言论、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国际期间搞过阴谋分裂活动，从而就根本否认他从事过革命活动。事实上，在有一些文章和书中，在评价巴枯宁时也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巴枯宁既然是一个反面人物，那就全盘否定，坏就一切皆坏。这也不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从巴枯宁一生的言行来看，他确实美化过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吹捧过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但也发表过反对俄国沙皇的言论和从事过反沙皇政府的活动。巴枯宁宣扬过泛斯拉夫主义，但是他对斯拉夫弱小民族表示过同情，对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示过支持，并曾准备亲自参加1863年波兰人反对沙皇政府的武装起义。他向尼古拉一世写过自首变节的《忏悔书》，但巴枯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到欧洲之后，又同六十年代初期的俄国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从事过一些革命活动。巴枯宁虽然用无政府主义观点来看待巴黎公社起义和巴黎公社的一些措施，但不能因此就把他说成是巴黎公社的凶恶敌人。巴枯宁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师承蒲鲁东的学说，但他也批评蒲鲁东“是个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者”。4607658巴枯宁作为第一国际时期的分裂主义者，搞了不少阴谋，进行了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活动，攻击马克思主义，最后于1872年9月被开除出第一国际。但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巴枯宁主义对俄国民粹主义又发生一定的影响，而巴枯宁本人又同革命民粹主义运动有一定思想上的联系，甚至被认为是七十年代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主要派别的领袖。所以，我们在评述巴枯宁的思想和活动时，不能不考虑到以上所谈到的各种情况和因素。

特别必须指出的是，巴枯宁早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卷入到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漩涡里，参与了这一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对此，恩格斯曾给予巴枯宁以应有的评价，指出在1849年5月的德累斯顿起义中“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起义群众差不多又完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们。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着重点是恩格斯加的——引者），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监牢里。”4607659马克思也赞同恩格斯的这个看法，指出：“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中，我也尽我所知，在德国著作家中第一个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特别是参加德勒斯顿4607660起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4607661

我们着重指出了巴枯宁在前期参加了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这一历史事实，丝毫也不能掩盖他后期的活动给西欧的工人革命运动所带来的危害。而且总的说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来看问题，巴枯宁后期在西欧的活动是应该否定的，这是历史的定论，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在评述任何历史人物时，不能因为他后期变坏，就否定他前期的一切活动和功绩；也不能因为他后期变好，就把他前期的过错一笔勾销。譬如说，马克思对蒲鲁东后期的活动是采取否定的态度，批判了他后期著作中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观点。但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对他在早期所写的《什么是财产？》（即《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却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一方面指出该书的缺点错误；而另一方面则指出，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4607662列宁和斯大林对于第一国际时期的拉萨尔也不是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列宁在《怎么办？》这一名著中，一开始还特别引述了拉萨尔曾经说过的一段话4607663。斯大林则称拉萨尔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4607664。列宁在评价第二国际时期的著名人物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时，并不因为他们后期堕落成为修正主义者而把他们前期的功绩一笔抹煞。又譬如说，我们将在本书中谈到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菲埃罗，他曾一度是巴枯宁的信徒，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无疑是起了不好的作用，可是他在后期又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不能因卡菲埃罗后期变好而否定他前期的过错。所以，我们对于巴枯宁这样一个人物，同样应该实事求是地全面评述他的一生；不能因为他后期变坏而对他前期的活动一概予以否定。看来，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全部否定巴枯宁一生的活动。1903年5月1日，著名的《火星报》为巴枯宁建立纪念碑而进行募捐。

可见，对于巴枯宁这样一个人物如何进行评价的问题，还是有进一步值得研究的必要。当然，真正做到全面而又准确地评述巴枯宁一生的活动和思想，也颇不容易。巴枯宁的活动范围是相当广的，他不但曾活跃于欧洲一些大国——俄、德、法、英、意、奥，而且在瑞士、比利时、瑞典等国都活动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甚至远涉重洋，在美国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所接触的人物是非常广泛的：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俄国政府的反动上层人物到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从各国政治流亡者、普通侨民到西欧各国的文丐、流氓无产者、等等；在这些人当中，既有他的反对者，也有他的志同道合者或貌合神离者。他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就巴枯宁的哲学观点来说，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既有唯物主义观点，又有唯心主义观点。他的无政府主义学说是一个大杂烩，是由蒲鲁东主义、圣西门主义和反神主义等拼凑而成的。

值得指出的是，巴枯宁还是“黄祸论”的先导和宣扬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在研究巴枯宁的思想、观点时往往忽略了。事实上，他在1873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就编造了一个关于来自“东方威胁”4607665（东方的危险）的奇谈怪论。他所谓的“东方威胁”，主要是指中国。他的这个论调，同德皇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及英帝国主义分子皮尔逊等人所叫嚣的“黄祸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们在批判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时，也批判了他最先炮制的“黄祸论”。

当然，就巴枯宁的思想观点来说，他主要是以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而著称的。他是无政府主义的圭臬。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形成的，在欧洲各国发生颇大的影响。在1872年9月，当巴枯宁被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开除出国际之后，欧洲各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就立即聚集在巴枯宁的旗帜下，在瑞士圣伊米耶建立了无政府主义国际，公然同第一国际分庭抗礼。当巴枯宁在1876年逝世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克鲁泡特金、吉约姆等人仍然把巴枯宁作为偶像崇拜，继承巴枯宁的衣钵，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鼓动。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在欧美各国出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也正是在巴枯宁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反对建立工人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废除国家，让工会（工团）取代国家的职能，等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一些理论，实际上就是巴枯宁主义的翻版。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动。

但是，直至今天，巴枯宁主义在一些国家还有一定的影响。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及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瑞士、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最为突出的是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运动。巴枯宁所大肆鼓吹的那种绝对个人主义自由观，仍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而他的反权威论及其他无政府主义思想仍有一定的市场。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巴枯宁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巴枯宁及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早在本世纪初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1902年11月，我国著名政论家、史学家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杂志创刊号出版。在这一期杂志上登载了一篇政治小说《东欧女豪杰》，它主要是描写俄国著名的民粹主义者苏菲亚的革命斗争事迹，但也附带提到了巴枯宁。接着，在1903年第7期《大陆》杂志（在上海出版）上又登载了《俄罗斯虚无党三杰传》一文，介绍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巴枯宁。1903年张继编译了一本名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第二年金一出版了一本名曰《自由血》的小册子；在这两本小书中介绍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策略。

虽然在将近八十年前，巴枯宁及巴枯宁主义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但是我国学术界至今对巴枯宁这样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尚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当然，在我国解放以后，一些同志还是写了一些有关巴枯宁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主要还是着重于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以及揭露他在第一国际时期所进行的阴谋、分裂活动。至于对巴枯宁的其他一些思想、观点和活动，则谈得不多；在有些方面，甚至尚未触及到。因此，希望国内的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今后能对巴枯宁这样一个在俄国历史上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做一些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以便我们能对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巴枯宁的思想、活动及其形象，就引起了俄国很多著作家的注意。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赫尔岑不但在其巨著《往事与随感》中谈及巴枯宁，而且专门写了《米哈伊尔·巴枯宁》、《致老同志书》等文章评论巴枯宁。蜚声俄国文坛的屠格涅夫，在《罗亭》、《烟雾》等作品中所描绘的主人公，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巴枯宁的形象；甚至有人认为屠格涅夫所着意刻画的罗亭这个人物，就是巴枯宁的化身。根据一些评论家的研究，巴枯宁的形象也在著名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魔鬼》中得到反映。尤·米·斯切克洛夫认为，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所写的小说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拉赫美托夫，则部分地反映了巴枯宁的影子。还有俄国其他作家也以巴枯宁这个人物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型“，在这里就不一一具体说明了。我们指出以上这些，正说明了巴枯宁在俄国十九世纪的现实生活中影响之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历史学家对于巴枯宁这样一个著名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是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苏联出版了不少有关巴枯宁的书。在四十年代虽然苏联学者曾一度削弱了对巴枯宁的研究，但是在五十年代以后他们又加强了对巴枯宁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巴枯宁的著作。自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版的一些有关研究巴枯宁的著作和文章，有些已在前面提到，未提到的可参考本书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