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项集体研究的成果。这项研究开始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事情的缘起还应该追溯得更早。一九五七年，我所部分同志到曲阜参观，初步接触孔府档案，了解到这一片肥沃的处女地.一九六一年，我所现任清史研究室主任（当时任封建后期史研究组组长）杨向奎同志，作为拓荒者到曲阜，对孔府档案进行了几个月研究。其后，他除将研究成果写进他的专著外，还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贵族地主研究小结。向奎同志的研究开扩了我们的眼界。所以当他告诉我们，组织上决定由他带领我们去曲阜抄录一批材料、并集体写作一本《孔府研究》的时候，我们都满怀深山探宝的喜悦，承担了这一项重要任务。

一九六三年七月盛暑，骄阳似火，我们到达曲阜孔府.在山东省委宣传部热情关怀下，在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积极支持下，立刻紧张地投入选材、校点、逐件拟题等工作。我们选材的范围，依据我所业务性质，明代档案全抄，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档案重点选抄，鸦片战争以后的适当选抄，民国档不要。抄录总数共四千三百五十三件。与此同时，我们还进行了社会调查，在孔府和曲阜县城西大庄多次召开座谈会，向原孔府工作人员、原孔府佃户和农村干部请教，实地验看孔府斗秤。这样一直工作到十一月。回所后继续完成校点、拟题和分类工作，并分工做了研究。

一九六四年夏初，我们就投入了《孔府研究》的写作。每完成一节，向奎同志给我们进行修改，或提出具体的意见。向奎同志强调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强调结合其他文献把孔府放在当时历史环境中进行解剖，指示我们与欧洲的封建贵族进行比较研究，以概括出孔府作为中国封建贵族大地主的特点.这些指导意见，我们有的努力尝试着去做，有的实在因为知识不够而没有做到。如果这份稿子还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那是跟这些具体指导分不开的。

初稿完成后，还刚进行打印、讨论、修改，我们就连续参加四清去了。接着是文化大革命。这项工作就被束之高阁，连打印稿也散失了不少。

但是，我们最重大的损失，还是我们的合作者张兆麟同志因在十年浩劫中遭到种种打击和折磨，精神和身体深受创伤，于一九七二年不幸逝世。兆麟同志是一位共产党员，是我们六人中唯一的女同志。她为人朴素、诚恳、热情，能团结群众。她对研究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肯动脑筋.在全书中她分工写宗族一章。现在，当我们因修改工作需要而展读她的原稿时，看到她字斟句酌，有时连一个标点错了也不放过的种种痕迹，都不禁黯然神伤，想见她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而每当聚会讨论问题，再见不到她在座，再听不到她爽朗地发言的时候，我们就深感永远失去我们最亲密的合作者的悲痛。

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们觉得，使我们的《孔府研究》重新上马，此其时矣.我们这本书虽然写得并不理想，但是这项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孔府档案使我们有可能就一家贵族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族等各方面作为典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可能在关于历代封建贵族的研究中是唯一的。这一研究做好了，将有助于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许多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把我们不成熟的稿子加以修改，发表出来，如果能引起史学界的兴趣，推动真正具有高水平的同志来从事这项研究，那是我们最希望的。此外，我们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顽强的想法。兆麟同志曾是深刻理解孔府研究的意义的，她生前从事的一项比较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是《孔府研究》。因此，把稿子尽快改出来，使我们的成果能以完整的形式献给读者，是完全符合她的遗愿的；而这是我们活着的人的责任。让兆麟同志辛勤的劳动成果发挥应有的作用，将是对她的最好的悼念。

怀着这样一些想法，我们从一九七七年冬天开始进行修改。事隔十三年，我们不得不花很长时间重新熟悉材料，唤醒那些已经沉睡了的记忆。同时，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这次修改比草创花费了多得多的时间。现在总算完成了，了却我们的一桩心愿。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初稿分工的情况：

引言，第三章第二、四节，第五章——何龄修；

第一章，第三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二节——郭松义；

第二章（第四节除外），第三章第一、三节——刘重日；

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六章第一节——胡一雅；

第七章——张兆麟；

第八章——钟遵先。

这次修改工作，除集体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有些章节由起草人自己修改一遍外，还做了相互修改。第一章第一、二、四、五节，第二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第二节由刘重日修改，第三章，第八章第一节由郭松义修改；第二章由胡一雅修改。全书有许多繁琐的复核材料、补注、以及将引用的经典著作旧译文换成新译文的工作，是郭松义完成的。附录《明清两代衍圣公世系表》，是供检索用的，由何龄修、郭松义合制。最后全书由何龄修修改一遍后，交向奎同志审阅、定稿。按理说本书应署向奎同志主编，但他坚持认为全稿没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由他亲自起草，他不署主编。向奎同志的想法我们是熟悉的，十六年前这项工作刚开始时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样，我们就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在本书研究和起草过程中，我们曾请我所现任明史研究室主任王毓铨同志给我们讲《明代王府庄田》，现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孙毓棠同志给我们讲《欧洲庄园经济》，得到他们的热情指导.我们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特别要感谢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同志们，他们对我们的抄录材料、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工作，提供了一切方便，解答了我们一些有关孔府的疑难问题。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是我们在孔府工作阶段的合作者，在选材、校点、拟题工作中，历史系几位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中共邹县县委和邹县文物管理所热情地接待我们，派专人给我们介绍孟庙和孟府文物、碑刻、档案，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我所古文字古典文献研究室、图书室、打字室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了有力的支持.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修改工作虽已完成，但是我们心里并不踏实。全书还存在一些重要的缺点，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不够，个别重要的结论缺乏坚实的论证，把孔府作为一个贵族大地主的典型突出得不够，对孔府残酷剥削和压迫的一面揭露较多，而对它伪善和欺骗性的一面揭露和分析就很不充分，全书在整体结构方面也有缺陷，当然还会有理论上和史实上的错误。但是，目前我们手头都有许多其他的任务要去完成，没有再加工的时间，只得暂时告一段落。集体研究是一种好的方法，它能够取长补拙，集思广益，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作为一种方法，它是我们科学事业的方向。但是，集体工作是以个人的踏实钻研作为基础的。在集体工作中，应该志同道合，一定要提倡少一些私心，多一些责任心。本书的缺点，至少反映了我们在个人钻研方面的缺点。我们写出来，作为在新长征路上对自己的勉励。

最后，我们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