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形：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和各种矛盾的错综交织，一个昨天还平淡无奇的国家，今天却可能脱颖而出，变得万人瞩目、举世闻名。这个国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同它的幅员大小、人口多少、历史长短，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弱并不完全成正比。

南斯拉夫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地处巴尔干一隅的南斯拉夫，人口只不过二千多万，面积也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多年来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它却发挥着重要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当今的世界上，南斯拉夫成了一个群采博览的对象，成了人们潜心钻研的一个课题。多年来，人们就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民族、宗教等等，发表了无数的作品。为了探索南斯拉夫的奥秘，某些西方研究家，甚至不惜舍弃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长期旅居南斯拉夫，对它进行实地的考察，然后把他们长年累月的研究所得写成一部又一部专著。尽管时间在流逝，然而人们研究南斯拉夫的热情却有增无减。

一个国家能够引起世界各国如此持久而广泛的注意，显然是因为它有某种特殊的魅力和尚待发掘的启示。

的确，如果我们说南斯拉夫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成了测定某些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指数和标准，并不为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南斯拉夫几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人们心目中保留着的是一个有关它的模糊不清而又被歪曲了的形象。

但是，时间终于拂掉历史的尘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南斯拉夫，原来是一个有着极大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它遭到忽视的岁月里，它成长了，壮大了，取得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就。尽管为了达到至臻完美的境地，它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它还须经千锤百炼，然而它的光彩却已日益显露出来。

历史并无坦途，披荆斩棘方显出英雄本色。三十多年来，南斯拉夫饱经沧桑，历尽艰辛，每前进一步，都须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坚强领导下，始终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他们那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颂和敬佩。

南斯拉夫人常常把他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比作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实验总是成功和失败相间。一蹴而就的成功，固然令人倾倒，然而多次的失败，实在是并不比成功的意义更小。对于全心全意为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人们，谁会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达到目的而讥笑和责备他们呢！

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仅最先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应只有一个模式，他们还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为现成的教条所束缚，突破曾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框框，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自治制度。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表现了极大的勇气。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其他各国人民按照他们各自的特点确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然而南斯拉夫人却不认为他们已经穷尽了真理，也从不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人，他们常常提醒人们说：“我们的道路并不一定是一切人的道路。”（铁托）

研究南斯拉夫，人们首先注意的往往是它的经济。南斯拉夫在经济方面确实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人们对南斯拉夫有较为健全的法制至为赞赏，这也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既非纯粹的经济现象，也非单纯的法制体系，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并且成了南斯拉夫人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对南斯拉夫研究得越深入，人们就越会感觉到，在经济成就和法治效果的背后，有一个更本质的东西，这就是哲学。

于是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南斯拉夫的哲学。

确实，自治的最深刻的本质埋藏在哲学之中。自治的思想渊源于目的在于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治作为一种制度，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同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治制度确立的过程中，曾经起到过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扫清思想障碍、提供理论论证的重要作用。

南斯拉夫哲学引起人们的重视，当然非此一端。南斯拉夫当代哲学本身也的确有它令人刮目相看的理由。六十年代以来发生在南斯拉夫哲学界当中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越出了南斯拉夫一国的范围。欧美一些著名哲学家直接卷入了这场斗争，东欧和苏联哲学界也不曾袖手旁观，从而使这场斗争具有了国际性质。在一段时期里，南斯拉夫曾经成了世界各种哲学思潮激烈交锋的场所。

人们在研究南斯拉夫当代哲学时，由于各自的动机和立场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而得出的结论则往往是针锋相对的。

西方某些研究家，毫不掩饰他们对“实践派”的同情和赞许，把这一派的出现看作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革新运动”，誉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对他们的观点不厌其烦地详加叙述。与此同时，他们则把同“实践派”对立的另一派和所有批判“实践派”的其他哲学家一律斥之为“正统派”和“保守派”，极尽轻蔑之能事。因此，他们不可能向人们提供有关南斯拉夫当代哲学的不带偏见的、全面而准确的信息。

苏联和东欧也曾对南斯拉夫当代哲学进行过一定的研究。然而其中某些人却往往摆出审判官的架势，自以为有权随意宣判其中一派为“异端”，另一派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然后他们便对“异端”大举讨伐，虽然在私下里他们并不拒绝从“异端”那里吸取某些灵感和受到某些启发。苏联和东欧等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著作对南斯拉夫当代哲学进行过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南斯拉夫哲学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国哲学的发展虽然有较多的叙述，但这些作品大多出自两派哲学家的手笔，长期激烈的争论和观点的深刻分歧，使他们往往不易保持科学的冷静，对自己和对对方难免会做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分析和评价。

所有这些都表明，科学地、正确地阐述和评价南斯拉夫当代哲学，仍然是一项有待于完成的任务。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南斯拉夫哲学界两派的正确和错误、在历史上的功与过，都必须经受实践的严格考核。在本书中，我们将较为客观地把两派的观点原原本本地摆出来，由读者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南斯拉夫当代哲学是本书叙述的重点。所谓“当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至于今的这段时间。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南斯拉夫当代哲学，简单地追溯一下它的历史发展是必要的。本书的开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的兴起和传播，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经过战后恢复阶段、重新思考和独立探索阶段之后，南斯拉夫哲学在六十年代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哲学家，在五十年代就已崭露头角，到了六十年代则成了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们积极投身于哲学界的斗争，勇于提出新观点，大胆探索新领域，在激烈的论战中写出了许多名噪一时的作品。六十年代两派的斗争，不仅对南斯拉夫本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给国际哲学斗争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本书用较多的篇幅勾画了这一斗争的轮廓。哲学界两派斗争虽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整个南斯拉夫哲学中的一个方面，为了使读者对南斯拉夫当代哲学的全貌有所了解，本书在最后一章，就人们很少涉及的南斯拉夫哲学各科的发展状况，做了专门的介绍。

南斯拉夫哲学有许多它独具的特点，这些特点乃是南斯拉夫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本书谈的是南斯拉夫哲学，如实地反映这些特点是对作者的起码要求，因此作者无权随意地对此加以剪裁或取舍。

当然，所有这些不应也不能妨碍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它进行分析和研究，比较和鉴别。

写一本有关南斯拉夫当代哲学的书，这个念头萌发于1979年9月访南归来的途中。暂短的访问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南斯拉夫哲学家极为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坦率而无拘束地介绍了他们哲学界的情况。当他们知道伟大的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的称呼）不仅对他们的哲学感兴趣，而且也有人研究他们的哲学时，他们的喜悦更是溢于言表。

中南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以后，我国人民对南斯拉夫的各个方面都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几年来，通过报刊书籍等各种渠道，人们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制等等都已经有了程度不同的了解，然而对南斯拉夫的哲学却所知甚少。人们渴望了解南斯拉夫哲学方面的情况，这种迫切的要求激励着作者去完成介绍南斯拉夫哲学这项艰巨的任务。

到目前为止，南斯拉夫当代哲学，在我国基本上仍属空白领域。本书只不过是在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上犁下的一条浅浅的沟，深耕细作和收获成果则有待于将来。

1981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