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印度的学者经常为了历史和现状的问题，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探索历史事变的原因。这种新动向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各种学派的社会学家、社会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纷纷进行实地调查，考证历史文献，发表了大量著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关心现状的工作者以及研究历史的工作者都非常有用。尽管他们不一定都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类调查研究已经使得学院派的著作相形见绌，陈旧过时。我们热烈欢迎这种推陈出新的新动向，十分珍视这类第一手资料。我们选译的这本论文集——《南印度农村社会三百年》——里的著作，就属于这类性质的资料。

我们选译的论文以南印度的坦焦尔县为中心。印度是一个多民族、长期王国并立的大国。各个地区，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教化不同，历史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分区研究已经成为研究印度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如笼统地分南印度、北印度进行分区研究，范围仍嫌过于辽阔，不适合分区研究。就南印度来讲，就有东部和西部之分，东部又有泰鲁古地区和泰米尔地区的差别。如果以南印度为研究范围，它至少是上述三个地区研究的综合，对一般研究工作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相反，以坦焦尔一个县为突破点却比较容易入手。这也合乎历史事实。在千年以上的历史中，坦焦尔是泰米尔地区的中心，而泰米尔地区正是南印度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首要地位的地区。因此，坦焦尔可以代表泰米尔地区，泰米尔地区在广泛意义上可以代表南印度。坦焦尔可以作为南印度的突破点，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这里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是从农民斗争注意到一九六八年的基尔文马尼惨案，从这一事件注意到坦焦尔的特点和不少研究坦焦尔的专著，才决定以它作为农村社会的一个典型进行研究。后来，参考了南印度的历史文献，才逐渐认识到坦焦尔是泰米尔地区的代表，而泰米尔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南印度。

选译的论文涉及的最早历史，上溯到十八世纪马拉塔统治时期。马拉塔人统治坦焦尔的确凿年份我们未及详考，但可断定是在马拉塔西瓦吉加冕那年（一六七四）的前后，因此，我们以一六七四年为上限，以论文中统计数字最近年份一九七六年为下限。这样，前后共有三个世纪，因此，书名定为《南印度农村社会三百年》（一六七四——一九七六）。

全书除《泰米尔纳德邦农村阶级的变化》一文外，共有三个作者的五篇论文。这五篇论文都是坦焦尔县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其中三篇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凯思林·高夫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到一九五三年四月期间和一九七六年二月开始的两次调查的结果。最近的一次调查还只是初步整理，不是最后总结。高夫一九二五年生于英国。一九四七 ——一九四九年调查南印度西部奈亚尔种姓母系制，以这项研究论文，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一九五〇年起研究坦焦尔的种姓制、农村社会、家族组织和宗教信仰。一九五三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心理分析在人类学实地调查中的应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任社会人类学讲师。以后住在美国，在几个大学里任教。最近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任副研究员。她曾和沙马合编《（帝国主义与南亚革命》（每月评论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六年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学报》上发表过《印度农民起义》，论述二百年间印度农民起义的特点。高夫早期着重研究印度种姓制，后期比较注重阶级关系，强调殖民统治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和印度独立后对世界帝国主义经济体系的依赖性。我们从她的论著中选译了三篇，第一篇论种姓制，第二篇论殖民地经济，第三篇论土地关系。这三篇都富有参考价值。例如，一般学者谈印度种姓制，往往限于抽象概念，而她所讲的都是当前的具体情况；讲殖民地经济，突出了大米出口、劳工出国和奴隶劳动；讲土地关系用具体数字指出了阶级关系的变化。这些史实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安德烈·贝泰伊的那篇是他所著《种姓、阶级和权势：坦焦尔农村的新分化》一书的第四章。他是个社会学家，有一段时间在德里大学任教，发表过并主编过几种有关社会学的著作。贝泰伊注意种姓、阶级与政权的关系。他的那本专著最后两章讲到坦焦尔政党政权的情况，也很有参考价值。我们由于种种考虑，没有选译。关心这方面问题的读者，不妨查阅原著。

弗朗辛·弗兰克尔的一篇是他所著《印度的绿色革命》一书的第四章。他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农业生产、农民斗争、新地主的具体情况。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研究印度政治经济的学者，曾著《一九四七——一九七七印度的政治经济》（普林斯顿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我们对于各家的著述，主要是着重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料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的研究目的、观点、方法与我们不同，这是不足为怪的。不同的观点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史料。表现西方资产阶级观点的提法、用语和概念，在论文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基本上都照原文翻译，不去一一指出。我们认为我们也应当了解西方各种学科传统的和新兴的概念及其含义。

六篇论文汇编在一起，虽然都是历史资料，但各有重点。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看不出历史渊源，也看不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进程和特点。这种缺陷大大降低了从历史事实解释现状的作用。为此，我们写了一篇引言，论述坦焦尔社会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各个时期阶级关系的特点，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家所提供的资料。

我们的翻译工作大约费了八个月，编写引言大约四个月。我们按照研究工作的三个步骤来编写引言。三个步骤是：整理资料、认识问题、系统表达。中心目标是用历史事实说明当前坦焦尔农民斗争的特点。基本设想是用自己的语言和观点阐述现已掌握的资料。第一步骤是通过全部资料分类、两次简明汇报和写出初步提纲来整理资料。第二步骤是通过两次拟定提纲，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分析问题来提高对问题的认识。第三步骤是通过三次批改引言文稿，系统阐述历史。最后，删除认识过程中的种种推论，留下简明扼要的历史事实，编写成层次分明的引言。水平不高，只不过是学习过程中的一段小结而已。

从选译资料和编写引言着手，进行研究工作是我们试行的一种工作方法。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当前情况的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因为，按严格的要求，我们研究印度历史的必要条件，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非但缺乏原始资料，而且也缺乏掌握资料和分析资料的能力。这是目前的实际困难。如果在起步时把工作重点放在翻译史料、整理史料、了解研究工作方法上，并且在工作过程中逐步提高有关学科（如外语、经济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历史学等等）的基本知识的运用，先易后难，先分析后综合，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创造条件，进行起来就比较顺利。这样，既可以向读者提供史料，又可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因此，我们在介绍这本书的参考价值的同时，也介绍一下这本书用编辑工作促进研究工作的初衷。我们热望这种设想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和支持，共同克服当前的困难，早日壮大我们的研究队伍，提供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现代化的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本书引言是黄思骏同志编写的，高夫和贝泰伊的论文是黄思骏同志翻译的，第一篇和第六篇是刘欣如同志翻译的。我们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洪进

1979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