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基本思想形成于1957年至1958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正着手准备并实现计划和管理工作的改革。那时，我通过对经济中不断增长的矛盾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揭示矛盾的原因，已经认识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实现了极其先进的社会分工，并且这种分工又同某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所以，不坚决利用社会主义的市场关系，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是搞不好的。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市场关系，以及限制了价格的经济职能，结果不仅造成企业片面的生产利益，而且势必导致对社会生产的计划工作采取某种简单化的、注重数量而忽视效率的观点。

然而，那种要求对社会主义市场关系及其同社会主义计划性的关系采取某种新观点的见解，在当时还没有被人们接受。而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计划性必然排斥市场对生产活动的任何影响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至于加强利用利润、价格之类工具的概念，仍然需要十分谨慎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还不可能揭示出计划指标体制的片面性所造成的危害。这种计划指标体制，从根本上说，只注重生产的数量方面，妨碍市场工具的真正积极的作用。此外，日益增长的经济矛盾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还不能用分析这种矛盾而得出的结论来反驳片面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提出改变计划和管理工作的极不全面的建议，不过这种建议已经包含了在管理中广泛利用各种经济工具的一些进步的因素。然而，只要旧的和十分顽固的（正如后来表明的）行政计划和管理方法仍然起作用，这些进步的因素就不可能实现。

今天，虽然已具备了许多更有利的条件，容许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采纳崭新的和进步的经济思想，然而不能低估管理实践中陈旧僵化的观念和积习的反抗力量。许多人怀疑，如果我们抛弃在粗放经济发展年代里所惯用的方法而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能否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富有成效的增长。而在粗放发展的年代里，评价计划和管理工作，主要是依据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不是依据实际的经济发展的内在和谐性。谁只要对过去的管理工作的行政性质提出一点批评意见，往往就被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管理工作的本质的攻击。然而，我们称作行政管理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生产管理（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种管理不能充分尊重本质的经济联系，低估利益对人的活动的作用，指望靠直接命令来消除某些呈现在表面上的消极现象，而不去揭示和克服造成这种现象的更深刻的和反复出现的原因。不是对管理工作的这些行政因素的科学批评，而正是这些因素本身，才真正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自然，对行政管理的缺点的批评，决不等于否定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就。只有形而上学者才会把一切看成“不是黑就是白”，他们作出的任何评价都必然总是简单明了地归结为“好或坏”。实际上，每一现象都是一个内在矛盾的过程，就连社会主义经济的进步的发展，也始终不可能摆脱某种内在的矛盾。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去阶段带有自己的时代标记，是不可能自我超越的。在这里，既显示出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新的、无限进步的和具有生命力的力量，同时也暴露出了正在发生的缺乏经验与理论认识的过程的必然弱点，以及受有害的人为方法影响的事变的必然弱点。在这种条件下所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管理，具有这种前所未有的、克服了一切私人限制和阶级障碍的过程的全部优点，然而同时必定仍然是一种简单化的、片面的、不是以新的经济知识而是以革命意志为特征的过程。

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曾保证社会主义生产、消费和全体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有力的提高。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显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生命力和进步性。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制度的片面的行政管理形式，以及对于各种重大的经济联系不够尊重，也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某些经济矛盾，并且这些矛盾日益扩大。这些矛盾，正象通常的每一种矛盾一样，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必然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对这种管理工作的缺点的揭露和批评，总起来说，就表现为对行政管理形式的批评。这种批评决不是对社会主义管理工作的本质的批评，而只是对这一过程的消极方面和特点的批评。不去自觉地和坚决地排除这些消极的东西，就不可能迅速克服严重的经济矛盾和实现进一步的、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

我的这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著作，决不是要探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通过这种活动，这种市场关系注定会顺利地发挥作用。倒不如说，我的著作是要指出——其出发点是对于某些重大经济矛盾的必要解决形式的认识——那些必要的、然而至今尚未运用过的经济活动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市场关系也许会得到实事求是的应用。因此，我要探讨的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进行有计划管理时已经自觉地加以尊重的那些关系，而是这种管理体制所必须实现的各种变革。因为只有实现这些变革，这种市场关系才能彻底发挥作用，并有助于解决日益增长的经济矛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批判地考察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才能坚持自身的科学性。同时，人们得出每一理论认识，不能只根据这种认识是否可以立即实现，因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人们也不能指望每一新的认识都会立即顺利地付诸实现，哪怕这种认识是完全正确的。崭新的见解总是逐渐地才能得到公认。然而，任何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工作都会活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并有助于认识我们面前的实际。

《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一书并不是1964年以《论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问题》为标题而出版的那部著作的单纯译本，而是一个经过认真修订和补充的版本。前书捷克文版问世后的两年间，不仅使我可以进一步深入于理论工作，而且更重要的，这两年是为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而由集体从事紧张而具体的准备工作的两年。我参加了实际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必须周密考虑各种经济联系的细枝末节和制定各种数量模型，同时必然总是引起意见分歧和争论，这就使我有可能取得某些新的理论认识。

特别是在论述计划，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特点，以及价格等问题的各章中，我作了某种重要的改动和补充，这使得我原来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更加深化或表述得更加精确。关于货币的一章是全新的。在捷克文版中，这一问题说得还很简单，而且受到当时在社会主义各国流行的理论观点的影响。新增加的部分还有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所作的分析，缺少这一部分，外国读者对于许多理论思路和结论就会不理解。

我有意识地把一部分注意力特别用于探讨计划工作中的一般和特殊、长期和短期这样一些具有一定哲学性质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要想正确认识中央集权的国民经济计划的作用，就必须懂得这种关系。只有懂得，中央集权的社会机关只有对于综合的和总括的经济现象的长期发展进行有效的控制，才能真正摆脱行政的、详细指令的计划观点。只有在迄今为止的行政计划和管理形式所造成的某些消极现象的影响下，对每一国民经济计划的价值持否定的看法，我们的这种阐述才可以帮助他认识到，可以把宏观经济计划同企业的独立的生产管理，从而同市场关系协调起来。

甚至在价格领域，把个别具体价格的自由波动同对综合的、总括的价格类别的某种有计划的控制结合起来，这在目前看来也是可行的和有利的。总之，在这里再一次表明，诸如一般和特殊、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这样一些抽象关系的哲学表述，不仅仅是哲学上的词句之争，而且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诸如价格、生产计划、生产能力的最佳发展和市场需求等等问题。

关于计划、市场、价格和资金供给等问题，人们已写了许多理论著述。由于我想尽量避免使我的本来已经相当复杂的正面阐述变得过于琐碎，所以我不能在本书中同其他的理论观点展开论战或对这些观点发表令人感兴趣的看法。因此，我只想在开篇的那一章中，对某些理论作一总括的说明，因为在我看来，这些理论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和计划的难题曾起过最重要的作用，不管那是消极的作用，还是积极的作用。当然，有些我没有提到的理论，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同样重要的。不过，我想要写的毕竟不是一部论述有关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历史著作。

本书如能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利用市场关系的必要性和新形式，并能为这些新形式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上的根据，那也就达到了著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