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伊·列宁4630713

布哈林这本书所论述的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用不着特别解释的。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这一经济科学的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不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简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任何一个不但关心经济而且关心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人，研究一下作者根据最近材料大量搜集来的有关事实，都是绝对必要的。自然，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充分说明帝国主义的实质，如果不以此为基础，那就根本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估计当前的战争。这样也就无法了解近十年来的经济史和外交史，在这种情况下，要谈什么对战争提出正确的看法，那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如果以为从外交“文献”或当前的政治事件中找出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称心如意的个别事实，就算是对战争作了具体的历史的估计，那末，根据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突出地反映出整个现代科学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于这种方法的“科学”意义只能付之一笑。例如，普列汉诺夫先生就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他不分析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趋势，即现代高度发达的、成熟的和衰败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体系，而只是收集了几件普利什凯维奇分子和米留科夫分子所喜欢的事实。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这个概念的科学意义就被贬低了，成了一种谩骂刚刚提到的那两个俄国帝国主义者的直接竞争者、对手和敌人的术语，而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同自己的对手和敌人完全是站在同一种阶级基础上的！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特别在于：他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他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过去有过一个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时期，那时候资本主义在欧洲各个先进国家完全战胜了封建主义，而且能够最（比较地说）平稳地、顺利地发展，它“和平地”扩张到还没有被占领的广大地区，扩张到没有完全卷入资本主义旋涡的国家。当然，即使在这个时期（大约是1871—1914年）“和平的”资本主义所建立的生活条件，无论在军事的或一般阶级的意义上来讲，距离真正的“和平”也都是非常非常之远的。对于各先进国家十分之九的居民，对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亿万居民来说，这个时期不是“和平”，而是压迫、苦难和灾祸，也许，这种灾祸看来由于“永无尽头”，而显得更加可怕，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由一个有更多的激荡、突变、灾难和冲突的时代代替了，这时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典型的现象与其说是“灾祸永无尽头”，不如说是“到了尽头还是灾祸”。

同时，这种代替正是由于一般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的最深刻最根本的趋势的直接发展、扩大和继续而产生的，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基本趋势。当交换和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大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交换就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已经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自由竞争开始由垄断取而代之。典型的现象已经不是“自由”竞争的（在国内和各国之间）企业，而是企业主的垄断同盟——托拉斯。世界的典型的“统治者”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特别流动灵活，特别错综复杂；它特别不固定，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早已集中，于是几百个亿万富豪和百万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个世界的命运。

如果抽象地从理论上来谈问题，那就会得出考茨基已经得出的结论（虽然方式稍微不同，但是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资本大亨在世界上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全世界的托拉斯，用国际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代替各国单独的金融资本的竞争和斗争，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了。但是，这个结论非常抽象、简单、不正确，它与19世纪90年代我们的“司徒卢威派”和“经济派”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当时他们根据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根据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发生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时而得出辩护性的结论（崇拜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妥协，以歌颂代替斗争），时而得出非政治性的结论（即否认政治，或者否认政治的重要性，否认全面的政治动荡的可能性等等；特别是“经济派”的错误），甚至有时得出简直是“罢工主义”的结论（主张“总罢工”，特别崇拜罢工运动，甚至忘记或者忽视运动的其他形式，想直接从资本主义“跳向”纯粹的罢工，只用罢工来战胜资本主义）。有种种迹象表明，资本主义要比半小市民的自由竞争的“天堂”进步，在先进国家里帝国主义必然产生并且最后战胜“和平的”资本主义；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在今天也会使人产生许许多多和形形色色的政治和非政治的错误和不幸。

考茨基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但他并不是否认或者忘记了政治，不是“跳”过了许多不同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冲突、动荡和改革，不是替帝国主义辩护，而是幻想“和平的”资本主义。“和平的”资本主义已经被不和平的、黩武的、灾难深重的帝国主义代替了，这是考茨基不得不承认的，因为他在1909年的一部专门著作4630714里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在这部著作里，他是最后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完整的结论。但是，既然不能简单地、直接地、笨拙地幻想从帝国主义回到“和平的”资本主义，那末，能不能使这种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具有对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的天真想法的形式呢？如果把各民族（确切些说，各国单独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叫做超帝国主义，而这种联合“似乎能够”消除使小资产者特别不愉快、特别惊惶不安的冲突，如战争、政治动荡等等，那末，为什么不用这种比较和平的、冲突比较小的、灾难比较轻的“超帝国主义”的天真幻想，来避开现在已经到来的、冲突极其激烈的、灾难深重的帝国主义时代呢？能不能幻想这个时代也许很快就会过去，也许紧接着会出现一个比较和平的、不需要“激烈”策略的“超帝国主义”时代，从而摆脱在欧洲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不断提出的“激烈的”任务呢？考茨基正是这样说的：“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超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第144页）。4630715

这种逃避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幻想进入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超帝国主义”的想法，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这种理论承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能不能实现，就连这个新阶段的杜撰者自己也不敢担保，而对于现在已经到来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却被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极其反动的、企图缓和矛盾的想法所代替。考茨基曾经许下诺言，要在未来的、动荡的、灾难深重的时代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09年写文章谈这个未来的时代时，就不得不预料到和十分明确地承认这个时代即将到来。现在，这个时期已经到来了，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可是考茨基又是只许下诺言，要在未来的、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超帝国主义时代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之，可以尽量许愿要在另一个时代当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不在今天，不在当前的条件下，不在这个时代当马克思主义者！赊账的马克思主义，许愿的马克思主义，明天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种缓和今天矛盾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理论——而且不仅仅是理论。这同“现代”很流行的输出的国际主义很相象，当时那些激烈的——啊，非常激烈的！——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情国际主义的任何表现，……只要是敌人阵营里的，什么地方的都行，就是不同情自己家里的和自己同盟者的；同情民主……只要民主仅仅是“同盟者”的诺言；同情“民族自决”，只是不同情本民族（它以自己有这样的同情者为荣）所附属的那些民族的民族自决……一句话，这是第一千零一种的伪善。

然而，能不能反对抽象地“设想”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呢？不能。抽象地设想这种阶段是可以的。不过这在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者，他为了幻想将来的不紧急的任务，而否认了当前的紧急的任务。从理论上讲，这就是为了这些幻想而不依据实际的发展，随意地脱离了实际的发展。毫无疑问，现时正在朝着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业、一切国家的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金融资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物。

19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