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在近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大量研究著作中，要算是最重要的一部了。

本书一九六八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西方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对它赞扬备至。有的说：“史扶邻这本包括了孙中山头四十年历史的书，是西方学术成就中的里程碑。”“应该是关于孙中山青年时期的标准著述。”有的说：“这是本世纪学术成就中不可替代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特地为这部书作序，并说：“这部著作对一个严酷的时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详尽和最具有权威性的。”

丘权政、符致兴两位同志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把这本书译成了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读一读史扶邻这部著作，对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来说，确实很有好处。它的好处，我想至少有两点：第一，可以了解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研究状况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观点。第二，也可以从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这里，我想着重就后一方面来说几句。

史扶邻这部著作第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富有历史感。他把孙中山初期走过的道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并且力图探索和说明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这就比某些历史著作只罗列一大堆历史现象，或者作一些枯燥的静止的分析，要深刻得多，对读者也有吸引力得多。

史扶邻在本书的《导言》中，一开始就给自己规定了明确的任务。他说：“他（指孙中山）是主要由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运动的第一个非仕宦出身的领袖。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孙中山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取得这种领导地位的？”（见本书第8页）本书以下各章，大体上就是按照这条线索渐次展开论述的。

孙中山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长时期来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自从中法战争之后，孙中山便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以后的一切，仿佛只是朝着他预定的目标前进。这中间，既没有矛盾，也没有曲折。甚至连他上书李鸿章，也被解释成只是借此北上，以窥清廷的虚实。这种说法，显然并不符合客观的历史实际。

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往往需要经历迂迴曲折的道路。特别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要冲破社会上各种传统思想的束缚，更不可能一开始就走上一条笔直平坦的大路。当反动统治势力还貌似强大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要下决心抛弃自己已取得的那点社会地位，冒着杀头破家的危险，领头起来革命，哪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有一个严肃的思考和摸索的过程，而且当他最后下定决心前，内心常常充满矛盾，甚至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这倒是很自然的事情。孙中山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史扶邻没有采取那种简单化的办法，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他在描绘了孙中山“赤贫如洗”的童年时代和他在夏威夷受到西方式教育以后，接着指出：尽管他当时深深地为自己民族的处境忧虑，热望能革新中国的政治，可是直到他开始学医的时候，他的内心依然充满着矛盾。他学医的决定，“表明他还不知道怎样使他的职业同他的新的政治觉醒协调起来”。（第17页）

当孙中山到香港雅丽氏医院附属医校学习后，他开始同几个友人高谈革命，号称“四大寇”。这就是孙中山自己说的：“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史扶邻正确地指出：在这时，还不能“过分强调孙中山在密室中反对清王朝的激进情绪”，“作为一个接受了几乎全部西方教育的人和一个现代医学潜在的先行者，孙中山所具备的条件使他将更多地求助于支持清王朝的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更多地求助于三合会。”（第21页）

甚至到了一八九四年，也就是他已向陈少白、郑士良等少数人提出过成立“兴中会”的建议以后，他的内心依然存在着矛盾：“有迹象进一步表明，在下决心从事革命活动之前，孙中山对于同改良主义的权贵结盟一事，曾作了最后的一次尝试。”（第30页）这个尝试，就是一八九四年的向李鸿章上书。“然而，此行的失败，终于促使他不再犹豫了。改良主义的可能性已被消除。从此以后，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第33页）

自然，在史扶邻的论述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笔下的孙中山，总的说来，既不是什么天生的圣人，也不是什么单凭个人意志、随意创造历史的超人，而是一个使人感到亲切的、可以理解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又是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经过内心的矛盾冲突，经过实践的反复探索，才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史扶邻对孙中山早期思想发展进程所作的这些基本观察以及他的某些重要论断，无疑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的。

我们再来看，在这以后孙中山又怎样一步一步成为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的？

考察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推到更广阔的领域中，不局限于对孙中山个人经历的观察和分析，同时要注意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那十年间，整个中国所处的客观形势和内部社会力量配备发生了哪些变化？

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在十九世纪末年，这种力量在国内的基础还是太薄弱了，一时还不能构成一种可以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力量。这种力量对比的状况，自然导致孙中山自述中所说的：“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祗有会党中人耳。”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两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一是经过甲午战争，经过八国联军之役，中华民族的处境更加恶化了。二是随着国内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随着大批派遣留学生和废科举、兴学堂，一个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空前壮大起来了。这是一个不同于旧式封建士大夫的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大批走上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这时，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的条件才告成熟。早就举起民族民主革命大旗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就十分自然地成为这个革命政党公认的领袖。

史扶邻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个过程。

他指出：当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时，他的经历和所受的教养同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相同。“他始终只是一个农民出身的持有外国学校毕业文凭的人。”书中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在他那一代，也许还有别的中国人比他更熟悉西方的思想、语言和制度。然而，以孙中山来说，他是只靠西方的学识取得知识分子的地位的。其他的人先读孔子和朱熹的书，然后才解释达尔文和穆勒的学说。至于孙中山，诚如我们看到的，在他身上这个程序是相反的。”（第34页）因而很自然，当时他的奋斗只能是相当孤独的。长时间内，在国内一般士大夫眼中，甚至“只把孙当成一个‘江湖大盗’，并且怀疑孙中山不识中国字”。（第262页）“即使在惠州起义取得很大胜利后，倾向孙中山的也不是很多，而是很少。”（第262页）

情况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史扶邻表现出了相当犀利的历史眼光。他用很多笔墨，详细地记录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新式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特别是留日学生人数急激增加的事实，并且刻划了他们在这个时期思想上从爱国到反满的迅速变化。“而当他们最后的抉择是反满时，孙中山的主张也就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了。”（第260—261页）

对这个过程的论述，是史扶邻全书中用力最多的地方，构成了全书的基本特色所在。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论断，但应该说，这个叙述大体上是接近客观实际的。他在《导言》中，不是提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孙中山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取得这种领导地位的”吗？应该承认，本书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历史考察，至少提供了一种比较系统的、能够自成一说的答案。

史扶邻这部著作第二个重要优点是：他把个人传记同对当时整个历史环境的考察结合起来。写的虽然是孙中山的传记，读者却能从中看到一个时代，并且多少感觉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前面刚说到的，他在论述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时，特地拿出两章的篇幅（第九章《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第十章《民族主义和革命的语言》），来描写当时聚集在东京和上海的知识分子的状况和他们的思想变化。孙中山本人的活动在这两章里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这是不是离题了呢？不是。因为不了解这些，就不可能懂得中国同盟会怎么会产生，也不可能了解孙中山怎么能成为当时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

就是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论述，史扶邻同样也很注意对当时历史环境的描写。例如，在《一八九五年的广州密谋》这一章里，他先用不少篇幅来刻画中日甲午战争给广东社会带来的巨大动荡。这对帮助读者了解孙中山为什么能组织和发动这样一次起义？他所依靠的力量是什么？无疑都很有必要。再如，他在叙述孙中山在夏威夷求学的经过时讲到：“由于意奥兰尼书院支持夏威夷的独立事业，抨击亲美的吞并主义者的图谋，因此，它也许应对孙中山后来产生亚洲人必须抵抗西方侵略的政治观念负责。”（第12页）而当讲到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创立檀香山兴中会时，又指出：“在筹备成立兴中会的那几个月里，夏威夷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新宪法在一八九四年七月生效，孙中山和华侨中那些具有政治觉悟的人，对于伴随这个共和国的诞生而来的政治变革是不可能不在意的。”（第38页）这些地方虽然只是寥寥数笔，却都表现了作者具有相当敏锐的历史眼光。

把传记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同他当时所处的整个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考察，必要时甚至不惜以较多笔墨来专门描述并剖析这种历史环境，应该说，这是一部好的历史传记作品必须具备的条件。因为：第一，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对传记主人公在各个时期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地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而不致把它看作只是个人随心所欲的决定。第二，才能使读者对传记主人公在整个历史变动中所占的地位作出比较客观的估计。第三，还可以使读者通过阅读这部著作，从一个侧面看到整个时代，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历史知识，领略更多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史扶邻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

史扶邻这部著作第三个优点是：他在写作过程中，勤奋地搜集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档案、警察报告、外文报刊，以至个人访问材料等等。并且对他得到的资料，尤其是相互并不一致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订，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中国读者说来，特别容易引起兴趣的是，这部著作中引用的大量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档案、当时外文报纸上的评论、报道和其他外文材料，以及经过作者细心的分析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这对我们了解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是很有帮助的。

举例来说：惠州起义时孙中山的军事部署是很违反常理的。他突然改变计划，命令起义部队不要向广州进发，而向厦门转进。为什么这样做？孙中山自己有过一段解释：“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也，乃饬民政长官后藤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看了这段解释，人们仍然留下不少疑团。史扶邻的著作中引用了直接参与其事的山田良政的弟弟山田纯三郎对这个事件的详细叙述。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而更为可能的是，日本人对厦门的骚乱比对广东的骚乱更感兴趣。八月和九月，他们全都做好了接管厦门港的准备。倘若孙中山来接管，特别是如果他擅自取用这个银行的金库，那么他们就会处于有利的地位。”“关于日本人密谋在八月底夺取厦门，以及后来因担心欧洲舆论的反对而放弃这个密谋的讨论，也见英国人关于八月二十四日日人在厦门挑衅的报告。”（第207页）

这下事情就很清楚了。儿玉布置的原来是一个圈套。要是孙中山真的听信后藤那些诺言，进入厦门，动手取用台湾银行的金库，日本当局就可以以此作为借口，出兵“夺取厦门”。后来只是“因担心欧洲舆论的反对”，才“放弃了这个密谋”。这就使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

在第五章《伦敦蒙难》中，史扶邻教授引用了大量英国政府档案和英国报纸记载，对这个事件的前后经过、包括许多细节作了详尽的描述。在第七章《李鸿章、卜力与何启》中，他以同样丰富的资料，详细地描述了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国政府在华南地区的种种政治策划。这些，也都是很能引起中国读者兴趣的。

自然，史扶邻教授作为一位西方的学者，他的某些观点和我们是不同的。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当他论述的问题涉及到更广泛的历史领域时，也难免使人感到有隔膜或不足的地方。

放在中国近代历史面前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中日甲午战后，这种危机空前地激化了。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扑到中国来，恣意践踏中国的主权，掠夺中国的财富。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象一个可怕的阴影，时刻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怎样把祖国从这样危急的局势下挽救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国外的生活和所受的西方近代教育，使他对祖国危急的命运和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有着更痛切的感受。长时期内，他苦心焦虑地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一切其它的尝试都失败了。这就不能不驱使他最终下定决心，拿起武器，走上革命的道路。爱国，必须革命。这正是孙中山从自己切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

史扶邻在描述孙中山怎样开始他的政治活动时，并不是没有提到严重的民族危机对它的刺激作用。但是，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他所着重论述的还是西方教育、以至西方社会生活对他的影响。他强调：“孙中山的故乡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十三年外国的正规学校教育和专业训练，把他推向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一批欧化了的思想激烈的人们一边。”（第34页）从而得出结论：“他只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理性的和精神的产物。”这就未免有些本末倒置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对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的状况和思想变化的论述。史扶邻虽然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来写这个问题，但它的缺点是失之笼统。很难从中清楚地看到：当时客观形势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的发展，怎样一步步地直接推动并支配着留日学生中的思想变化。书中没有指出：当时众多的留日学生，尽管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抱着寻求救国道路的心情远赴日本求学的；可是，在最初几年，除极少数激进分子外，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他们认为，中国要达到独立富强，应该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而目前先得从教育着手，进行“学战”，才是根本的出路。造成留日学生中大多数人政治态度变化的重大转折点，是一九〇三年夏的拒俄事件。这时，沙俄扬言要吞并中国的东北。在广大爱国青年看来，这就是列强动手瓜分中国的信号，从而激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他们怀着极端悲愤的心情，自动组织拒俄义勇队，要求在清朝政府统率下武装抵抗沙俄。可是，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却指责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悍然加以镇压。这不能不极大地激怒了原来就群情激愤的爱国学生。于是，留日学生中的政治倾向倏然为之一变。革命的要求，顿时上升到主流的地位。本书第十章《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语言》，把二十世纪初年直到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生的思想状况混在一起加以论列。给人的印象，仿佛拒俄事件以前和以后留日学生的政治状况和思想状况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就难以使人对事件的发展得到比较完整的、深刻的认识。

还需要谈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动实在太急速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地出现，缺乏现成的解决办法可供采纳。孙中山在这样急速的变动中，对许多复杂的问题常常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和摸索的过程。有时还会出现徬徨或陷入迷途。这是毫不足怪的。例如，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一段时间内，孙中山联络的重点还是放在会党方面，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视却很不够。直到一九〇五年初同旅欧学生进行一次激烈的争辩后，才发生显著的变化。又如，在策划历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他曾试图从各方面寻求借用力量，其中包括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旧势力抱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自然是他的弱点所在，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史扶邻却把这些一再称作孙中山“个性上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我觉得，这是不很公允的。

此外，这部著作中偶尔也有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例如，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改良派的《清议报》上对义和团始终连篇累牍地进行谩骂攻击，甚至把它称为“国民之公敌”，主张借外国的兵力以“平团匪”、“迎我皇上复政”。至于公开颂扬义和团功绩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却是革命派的刊物《开智录》所刊登的。这篇文章，《清议报》也没有转载，只是以后所编的《清议报全编》的《群报撷华》一栏把它收入了。史扶邻说：“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方面，又是梁启超的一个刊物率先发出一种肯定的新调子。”（第254页）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准确的。但一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中偶有这样一些失误的地方，自然是不能过于苛求的。

1980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