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融资及其机制问题是农户经济与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1978年开始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其之后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重新确立了农户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农户行为及其经济活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大议题。

农户经营制度的确立，彻底改变了农户与农业部门、农村金融部门的关系。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小农户日益分化、融合，形成了一般农户、面向市场从事商业性生产的个体农户、专业农户和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户等多种微观组织形式。在发达地区，专业农户和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户已经逐渐脱离了小农户生活性借贷约束，转向现代生产性投融资。起初作为纯粹的存款者与少量生活性借贷者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农户，现在已经全方位、多层次、多环节活跃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寻求满足短期的季节性流动资金、消费信贷需求和长期性生产投资需求，农户业已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主体之一。

国外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形成了“生存小农”说、“理性小农”说和“家庭企业”说等理论学说。以斯科特、恰亚诺夫、波耶斯和马克斯·韦伯等人为代表，提出了“生存小农”说。斯科特以亚洲小农特征为基础，提出“小农生存经济”说，认为农户在投资时是基于生存而不是经济理性考虑，农户的经济行为奉行“生存第一”和“安全第一”原则，他们往往以能使家庭生存有所保障、获取较为稳定的产出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性投融资。马克斯·韦伯认为农户投资不求利益最大化，只求代价最小化，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行为特征。舒尔茨与波普金、佛兰克、埃利斯主张“理性小农”观点。舒尔茨（1981）认为：全世界的农民在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时，心中都会有一本账。在闭塞的、孤立的、分散的范围内，他们都是“经济人”，他们总是那么敏锐地适应经济形势，使得许多专家都无法了解这些人是多么有效率。尽管农民在对新技术的接受、观察理解以及对新信息的反应能力等方面尚有差距，但是他们却具有企业家精神。加里·贝克尔（1981）综合上述两种观点，提出了“家庭企业”学说。他认为，当家庭利他主义占上风时，农户经济行为受家庭组织的支配，具有“生存小农”的经济行为特征；而当市场利己主义占支配地位时，农户经济行为却受到市场组织（企业）的支配，具有“理性小农”的经济行为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广泛研究，成果丰硕。多数学者从生产、消费、投资、储蓄等方面入手研究农户经济行为，他们在大量实地调查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描述了农户经济行为的特征；相对而言，针对中国农户投融资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则较少。目前，国内对农户投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般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上，这些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借贷资金运用和来源角度研究农户借贷行为。何广文（1999）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借贷资金的生产性明显增强。史清华（2002）认为，传统农户以生活性借贷为主正在向生活和生产并重方向发展。朱守银（2003）认为，农户借贷主要用于满足家庭生活消费（约占被调查农户的45%），而家庭生活性借贷多数用于盖房（约占被调查农户的42%），其次是婚丧嫁娶。这些研究都得出类似结果，即农户生活性和生产性借贷比例呈现动态变化。曹立群（2000）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后指出，1995—1999年，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在农户借款总额中占20%—25%，而私人借贷占到70%左右。徐小波、何广文利用农户贷款来源倾向指标，计算出农户正规金融贷款来源由1984年的1.46下降到1998年的0.31，得出结论：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借贷越来越少，越来越依靠非正规借贷。二是从各种影响因素入手，研究农户借贷行为及其福利效应。林毅夫（1989）选择了799户样本进行调查研究后认为，由于农村非正规信贷部门（民间借贷等）存在高度分割，导致信息不对称，农户生产性投入很难从非正规信用部门获得融资。相反，对于特殊目的的消费，如婚丧嫁娶，出借者具有完全信息，因而容易通过友情借贷进行融资。史清华（2002）对农户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借贷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对借贷行为有直接影响，户主年龄较小和较大的农户倾向于生活性借贷，31—40岁的农户更倾向于生产性借贷。李春（2005）认为，农户的借贷行为的确与其家庭收入水平相关，农户借贷水平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家庭预期收入做“担保”，特定时期的借贷水平变化与农户所处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关，并且借贷增长变化呈现周期性，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借出与借入资金低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农户。

国外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揭示了农户经济行为特征差异的根源、农户投融资的目的及其方式的多样性，奠定了农户投融资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是，对一般农户经济行为尤其是对小农经济行为的探究，不足以解释多种治理形式的中国农户（如专业农户、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户等）的经济行为。因此，国外理论对诠释中国农户投融资机制存在局限性。基于大量实证分析、事实和数据，国内研究得出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能够反映中国农户借贷融资特征的科学结论，值得学习和倡导。但是，在探究中国农户投融资机制方面，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不足，需要结合实践发展进行新的探索，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机制创新和体制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例如，对农户缺乏有效分类，有的研究忽略了中国农户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分化、融合的基本事实。另外，有的研究的立论基础是“生存小农”、“理性小农”，而不是“家庭企业”；多数研究停留在一般农户借贷行为上，对多种治理结构形式下的农户投资行为和机制研究很鲜见，没有从资产专用性、合约关系和治理结构角度分类研究异质农户的投融资行为和机制，难以为不同质农户向金融部门融资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农户投融资机制研究——基于资产专用性、合约关系和治理结构的农户投融资选择理论》一书正是以上述情况为背景，在系统研究基础上完成的。作者立足于农村经济与金融间的互动关系，尝试运用威廉姆森极具特色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研究一般农户、专业户、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户多种治理结构与投融资机制及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农户及农业产业化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变化路径的考察，寻求适应不同治理结构的农户及农户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资产专用性投资，最终能满足农户融资需要的农村金融制度模式。主张改变外部环境对农户投融资行为的制约，建立一个能满足农户投融资需求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

通观全书，作者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重要的探索和贡献，值得关注：

第一，不是从笼统角度分析一般农户的投融资行为机制，而是从治理结构和合约角度研究一般农户、专业农户、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户三种不同类型的农户投融资机制问题，体现了分类管理、差别推进的学术思想，比较符合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现实。作者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当前农村经济微观组织从开始的合作制方式向投资导向制方式发展，具有必然性；提出了促进农户分化政策是加快农业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将一般农户的小额信贷与专业农户、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户的投融资区别开来，研究农村金融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可行性，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不能采用“一刀切”政策，而应该将一般农户的小额信贷政策与专业农户、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户的投融资政策区别开来，分别实施不同的、有差异的金融政策和信贷政策。融资效率决定于农户和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资产专用性投资，而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之间存在联合合约或稳定的治理结构关系。农户融资的效率从低到高依次是“原子型”农户、专业户、加盟农业合作社或农业一体化组织农户。因此，要提高农户投融资效率，必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同时改变农户的治理结构，促进农户分化。作者提出的通过农业产业一体化创新，有效改变与优化农户治理结构；制定农户分化政策，优化农户投融资激励机制，促进农户投融资；深化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农业产业化向纵深发展等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价值。

第三，运用生命周期——永久收入理论证明了一般农户参与民间融资具有内生性。农户作为消费者，其融资需求是为了获得最优消费带来的效用最大化，而以生命周期内可以获得的经济资源作为抵押，在对未来财富做出合理预期的基础上产生的借贷行为，不受短期收入变动的影响，也不受正规信贷可获得性影响，这就为开放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允许国外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组建村镇银行等现行政策提供了新依据。

第四，根据1978—2006年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事实，认为农户及农业产业化组织遵循从合作导向组织向投资导向组织演变规律，这一有规律性的过程又呈现阶段性特点；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和资本化经营催生各种形式农业产业化组织，各种农业产业化组织又为加盟农户提供了市场营销、资本与技术要素；农户及农业产业化组织资金缺乏与农村资金继续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流出存在矛盾，不同质的农户及农户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投融资需要与现有农村金融制度和信贷服务体系存在矛盾等观点，分析论证深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五，研究了不同治理结构农户（一般农户、专业户和加盟产业化组织农户）与其投融资选择的关系，印证了威廉姆森对M&M定理的修正，认为不同质农户的治理结构与其投融资行为和实施形式存在激励相容，即农户的不同治理结构与农户投资行为选择存在激励相容；农户的不同治理结构与农户融资形式选择存在激励相容。从一般农户、专业户和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户的交易合约关系、产权关系和内部治理结构等层面，建议进一步完善一般农户、专业户和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户的制度安排，降低一般农户、专业户和加盟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户的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作者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和治理结构理论，从多个角度论述了不同治理结构和合约关系的农户在投融资行为方面具有异质性，指出农村金融市场适应性效率决定于能否建立适应异质农户多样化融资需要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上述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六，农户加盟龙头企业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层级治理结构，从组织理论角度，认为龙头企业治理具有较高的理性、较弱的机会主义特性，因此具有较高的融资效率。通过关联合约和稳定的内部治理结构，能将龙头企业较高的信贷融资效率转变为龙头企业——农户的融资效率。

本书的原型是阮锋儿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前后三年多时间里，在我的悉心指导下，该同志系统地学习了农业经济管理、金融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学、管理学学科基本课程，修完了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学位规定的学分，学习成绩优秀。近年来，先后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农业技术经济》、《外国经济与管理》等高层次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与本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10余篇，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工业企业管理》、《商业经济》等全文转载，表现出了较强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论文答辩过程中，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各位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质量很高。阮锋儿同志品学兼优，学习刻苦，思维敏锐，兴趣广泛，具有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冲动与对学术研究的无限追求，这在当下的社会氛围实属难能可贵，可喜可贺。在本专著付梓出版之际，作为他的导师，我在祝贺和高兴之余，唯愿阮锋儿同志继续保持积极向上、不断求索的精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教学、科研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写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为我国农户投融资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奉献自己的学识、智慧和力量。是为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10月18日于美国康奈尔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