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文学所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尔来倏忽五十年》的纪念文章，试图从学术梯队、科研成果、资料建设、参与国家重大政治文化活动以及文学普及工作等方面回顾文学所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那个时候，刚刚接触文学所史料，只是见树不见林，对于文学所的理解和认识，还是很肤浅的。此后十年，我开始沉下心来组织编纂文学所大事编年和文学所志初稿，原以为比较简单。随着工作的深入，才发现这项工作异常繁难。查阅档案资料，所获不多。很多基本史实，回忆文章也众说不一。一晃十年过去了，文学所业已进入六十甲子，建所初期的老人渐渐离去。这时，我越发感到系统地整理文学研究所史料的迫切性。2012年年初，我在所长办公会上提出，六十年所庆，与其在形式上搞得轰轰烈烈，还不如做一些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初步设想编好四部书，第一部的内容是文学所志初稿、六十年纪事初编以及全所人名录，第二部的内容是文学所老同志的访谈录，第三部的内容是给中央领导同志讲古典文学专题的部分讲稿，第四部的内容就是我们这里重点推介的《岁月熔金》的第二编。文学所成立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那段历史，只能从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去感知。近一段时间，我反反复复地浏览十年前编选的《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还有新近征集来的这二十多篇新作，尽管很多内容都很熟悉，但依然是常读常新，浮想联翩。徜徉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学术丛林中，在感受学术震撼的同时，我更有一种感动，一种为自己成为文学所一员而自豪的精神力量。从这次阅读中，我意外地捕获到一个值得回味的新词，叫“文学所精神”。我的联想和感动，或许就是这种精神的感召吧。我不是一个赶时髦的人，不想刻意为文学所冠以某种人为的所谓精神而让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变得苍白乏味。但不可否认，在六十年风雨历程中，文学所自身确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这种精神的东西，有时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所以见仁见智。而在我看来，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仰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这种工作作风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六十年来，文学所艰辛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首先，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这是文学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各种思想文化方面的论争，可谓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譬如1954年关于《红楼梦》大讨论，文学所是全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何其芳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他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这是学术批评，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这与其他单位的大批判氛围颇有不同。既要服务大局，又要区分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这种分寸感，在当时实在不易把握。文学所较好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为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此后，文学所还发起或直接参与了若干重大的学术讨论。譬如1954年关于陶渊明的大讨论，1955年关于《琵琶记》、李煜词的大讨论，1958年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大讨论，1959年关于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的大讨论以及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1960年前后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关于题材问题的大讨论等，涉及范围之广，讨论问题之深入，在共和国初期的学术探索中留下深刻印记。何其芳还曾在毛泽东主席直接指导下，组织文学研究所编辑《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毛主席对何其芳撰写的该书序言先后两次亲自进行修改，并批示出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研究所组织全所乃至全国文学界就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对“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学研究队伍、研究现状及课题情况进行摸底调查，重建基本作者队伍，确定科研发展方向，在促进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以及恢复文学研究生机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其次，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老所长何其芳同志曾提出要在十年内完成七项任务，包括：研究我国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研究并编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编选出一些中国文学的选集和有关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在外国文学方面，研究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并将研究成果按照时代编出一些论文集，作为将来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准备；编订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每部作品都冠以帮助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的序文；研究文艺理论，并编写出一部较为通俗、结合中国实际的文艺学；编订汉译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等等。经过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何其芳所长提出的目标早已实现。共和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非常重视文艺工作，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文学所老一代科研工作者，围绕着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积极参与到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对于《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苦菜花》、《青春之歌》等作品进行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撰写出大量的、富有创见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著作。20世纪60年代，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毛星、朱寨等人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集中反映文学所对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指明了我国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文学所围绕着我国新时期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文学方法论、文学主体性、文学史学建构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当代文学室集体撰写的《新时期文学十年》，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等著作，文艺理论研究室王春元、钱中文、杜书瀛等分别撰著的《文学原理·作品论》、《发展论》、《创作论》等，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热潮中引领时代的风尚。文学史研究方面，余冠英、钱钟书、范宁等人主持编纂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祁连休等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张炯、樊骏、邓绍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以及文学所集体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等研究项目，多带有集成的特色，时获殊荣与赞誉，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学史料收集与整理方面，郑振铎、吴晓铃等人组织编选的《古本戏曲丛刊》创始于20世纪50年代，计划出版九集。到郑振铎先生1958年不幸空难牺牲前，已出版了四辑共收录400多种作品。1982年，在文学研究所主持下，重建编辑委员会，继续开展辑印工作。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第五集。这套丛刊汇集了我国古代戏曲之珍本和孤本，极大地方便了戏曲研究工作者。而今，我们正在重新组织力量，力争尽快完成后几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此外，由郑振铎主持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也出版五函十六种。1958年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合作，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选编了100多种资料。由刘世德、石昌渝、陈庆浩主编的《古本小说丛刊》已由中华书局出版。由近代文学研究室发起并主持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分为小说卷、戏曲卷、诗文卷等，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单位陆续出版。由现代文学室发起并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有全国四十多家单位的专家教授参与编选，二十余家出版社负责出版。由当代文学室发起并主持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出版当代文学和作家研究资料八十余种。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还将继续做下去。在外国文学资料的翻译介绍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所西方文学组、苏东组翻译介绍希腊戏剧、易卜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莫里哀戏剧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的小说、诗歌等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1959年，在何其芳倡议下，由叶水夫牵头，编辑出版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在何其芳领导下，制定了三套名著丛书的编选计划，初步确定《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120种，《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12种，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参考资料。从1958年到1964年4月，已出版36种，颇受全国广大读者欢迎，成为公认的不可或缺的资料库。1963年，还专门成立《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后来，这项编译工作主要移交给刚刚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负责。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成立不久的文艺新学科研究室发起并主持的“文艺新学科建设工程”，先后出版《文艺新学科导论》、《主体论文艺学》、《系统美学》等论著，以及《当代艺术科学新潮》、《阅读行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类型研究》等译著。由原“国外中国学（文学）研究组”编辑的《〈楚辞〉资料海外编》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内部刊物《文学研究动态》在当时也起到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近年文学理论研究室又组织编译《西方经典文论导读》（两卷）、《西方文论选》（六卷），还接手编辑《外国美学》集刊。同时，一批学者还以更加开放的视野胸襟，从事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再次，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学所建立之初，郑振铎、何其芳根据每位学者特长安排工作，发挥作用。王伯祥研究《史记》、李白，其《史记选》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和唐宋诗词，其《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为一代名著。孙楷第研究古典小说，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为这个学科的奠基之作。余冠英研究古典诗歌，完成了《诗经选》等一系列诗歌选本的注释工作。钱钟书兼顾中西，则有《管锥编》问世。蔡仪先生的《新美学》，吴世昌先生的《罗音室学术论著》、唐弢先生的《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鲁迅论集》等也都已成为各自学科的经典著作。何其芳本人《论〈红楼梦〉》亦被推为学术名著。在老一辈学者的感召下，文学所的科研人员，以学术创新为终身追求，孜孜不倦，勤于著述。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中国古代文学论稿》，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南北朝文学史》（与沈玉成合著），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论丛》，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蒋和森《〈红楼梦〉论稿》，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张炯《走向世纪之交》等，代表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文学所的那一代学者的时代水平。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研究生和大学毕业生，组成了文学所的新生力量，杨义、赵园、董乃斌、陶文鹏、刘扬忠、石昌渝、尹恭弘、程广林、钱竞、胡明、王飚、幺书仪、胡小伟、李少雍、周发祥、韦凤娟、毛崇杰、许明等学者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勇于探索，成为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我本人是七七级的大学生，文学所有很多我的同龄人。当时尚属年轻一辈，而今业已成为在职人员中的老同志，毕业三十多年来，以前辈学者为榜样，传承文学所精神，也不辱使命。总结文学所学术成功的经验，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遵循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最后，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来，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始终把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华夏五千年文明，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更是我们民族卓然独立的生存之根。为探寻这活水源头，为培植这生存之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来，一直把文化普及工作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以及在余冠英等老一代学者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文学读本先后问世，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文学研究所秉承传统，又陆续编选了《古今文学名篇》、《唐宋名篇》、《台湾爱国诗鉴》、《文学所文史讲座丛书》等，并在修订《不怕鬼的故事》的基础上新编《不信神的故事》等，赢得了各个方面的赞誉。以上涉及的四个方面的学术传统，还只是一个印象式的描述，概括也不一定准确，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宽阔的学术视野，还是显而易见，值得骄傲的。这些成就的取得，原因当然很多，而老所长何其芳倡导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这种工作作风视为文学所精神的重要考虑。回顾建所六十年历程，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个原则，就一定可以开创好的局面；如果背离这个原则，难免要走弯路，遭遇挫折。在整理文学所史料过程中，我常常陷入深思。六十年间，在取得上述业绩的同时，我们也不无可议之处，很多人受过伤害，感到委屈。但无论如何，大家还是那样热爱文学所，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创辉煌。在文学所同人看来，这里已不单单是托身之所，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托身亦得所，千载不相违。”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有充分表达自己的空间。可能由于时间紧迫，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记录下自己的感受。这没有关系，《岁月熔金》还会继续编下去，文学所精神也必将伴随着我们勇往前行。2013年立春时节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