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仲是奇才

（一）本书的编写，不是注解，不是教科书，也不是写经济思想史，只是想把一位不被重视、几近湮没，但确有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年）推到前台，把他的学派的代表作《管子》的精华公布出来，并且与古代和近、现代世界著名的经济理论和通常的经济管理进行对比，以显示管仲学派的风范。至于《管子》中哪些是管仲的思想，哪些是本学派的追加，当前难以分清。后人的追记，不一定不是管仲的思想。虽说《管子》中的《轻重篇》成书在后，但主导思想与前半部还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里用管仲学派一词，基本作为管仲的思想和它的发展看待。

（二）本书的编写，不要求面面俱到，不重复学术界已有的论证，而是研究人之所略。在写法上，本书不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管子》，不采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看待《管子》，也不相信欧洲中心论。同时力求节约篇幅，剪削枝蔓，文字从简，说理通俗，不搞玄虚，不模棱两可，不玩弄名词术语。在论述时，讲事实，摆根据，力求把管子的实际贡献和盘托出。由于本书旨在研究问题，解剖问题，所以，一方面直逼问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求篇幅协调；而另一方面，又因为按问题分章，各章分别独立，在各章之间，虽已力免重复，但为了每章说理的完整性，加之众多问题之间又有广泛地联系和交叉，所以有些简短重复还是不能避免的。一时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以“德”为例，在法治有它，霸业有它，价格政策还有它，都不能漏掉，这也是管学的特点。似乎可以说这种交叉应是今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的依据。现在研究管仲，实际是研究管仲学派，主要依据就是反映管仲学派思想的《管子》。这虽不是管仲所作，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但经历代研究，认为这还是一部可信的史册，它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管子》前六十篇是通论，大部分讲经济理论；后十六篇是轻重篇，是贯彻通论的农业经济政策和农业经济管理，前后是一致的。现在是把二者合并起来，研究有关轻重篇的理论与政策，姑名之为“轻重论”，实际就是管仲学派的经济理论，而且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始。

（四）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管学，中篇是从先秦学术看管学，下篇是从轻重论的基本内容看管学。

（五）学术界在过去的学术论述中，经常给古人划阶级，定成分，穿靴戴帽，不免导致错误的结论。给管仲定阶级成分也是不妥的。举例说，学术界常说先秦的地主阶级如何，新兴地主阶级如何，破落地主阶级如何，这些“如何”完全是作者想象出来的。而且学术水平的是非、高低并不决定于此；试想，用当今的阶级模式给古人划阶级，定成分，削足适履，怎么能够准确无误。况且出身不等于思想，思想不等于行动。而且一个人可以既唯心，又唯物；一个人的主张既可有利于帝王，也可同时有利于百姓。今天能把古人说的话弄明白，做的事弄清楚，不扑风捉影，不牵强附会，不哗众取宠，就是极大的成就。宋庆龄姐妹三人，出身自一个家庭，却是三种性格，三种结局。今人尚且如此，给古人定性，其危险系数之大可想而知。

（六）把经济形态作为划分问题的标准，或给问题定性，也很有局限。举例说，“小农经济狭隘论”已盛行几十年，这是一个古今长存的经济形态。从实际看，也确实有待商榷。中国的封建制度，先秦不同于两汉，中国不同于欧洲，中国的小农经济也不同于欧洲。说小农经济狭隘，可能符合欧洲的情况，比如说，西方有的国家，时至今日，已经是弹丸之地，还在四分五裂，搞独立，闹纷争，确是狭隘。但这与中国并无可比之处。

在中国，先秦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所表现的是宽容而不是狭隘，他们笃信天地无私，宽厚待人，严于律己。比如说管仲不是齐人，而且曾经箭射齐桓公，仍得到桓公的重用，并尊称为“仲父”。秦国的名相，如商鞅、李斯等人，并不是秦国人，却很得秦王的信任。齐国的稷下学宫所优厚俸养的大学者，也不必是齐人。还有，苏秦只是一个贫困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人事背景，却可以佩六国相印。这些事例在今日工业发达的英美就办不到。从大处说，也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的《礼记·大同书》，它所号召的“天下为公”思想，肯定不是狭隘思想，肯定也不是乌托邦，后面再交代。但它却产生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二是从民族看，从宗教关系看，中国虽说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但从历史主流说，没有欧美那样严重的宗教冲突和种族冲突。再看西方，已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国家，却牢牢抓住歧视不放。其宗教歧视势同水火，种族歧视甚至灭绝人种，可见是否狭隘，是否承认“天下为公”，实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外部影响等等都有十分复杂的交互影响，只想用大小生产作为惟一标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七）历史的发展与阶级斗争。和则治。从中国先秦的历史看，真正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力量首先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而稳定的基础是和而不是斗。所谓和，它包括人际（包括诸侯各国）的合作和交流；社会整体的安定和团结；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改进以及资源条件的合理分配等。这些才是构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根本力量。管仲的“寝武事，行文道”的政策，从另一角度正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一论点。再从稷下文化的蓬勃发展看，它既不是产生于战火交加的武斗，也不是源于唯心、唯物两家的文斗。因为：唯心与唯物是今人的概念，对古人不可硬套。文化的成长变化，自有其本身的规律；文化的发展，既有相互批判斗争，也有相互渗透合作，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从文化的斗争看，既不能单纯用鱼死网破的斗争关系看待，也不能承认阶级斗争万能论的存在。新中国在1950—1980年，也曾一度盛行阶级斗争决定论，把文化的发展完全归功于阶级斗争，结果发展到“文革”，把国家斗得一团糟。说明这种简单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如果阶级斗争必然推动历史前进，就没有理由反对战争了，也就无所谓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了。而且还要注意，有的战争虽可影响历史潮流，却不一定是阶级斗争，也不一定能够推动历史前进。

此外，历史中还有第三类关系，这就是毗邻地区，人与人之间互不干扰，各自发展，既不合作，也不斗争的关系。他们是各自独立发展，平行前进的。他们或者虽有来往，但接触不多，影响不大，各不相扰，各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印两大古国，累世毗邻，各有特点，但相互来往很少，也很晚，这就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样板。

（八）在研究管仲或《管子》时，人们总想弄清他是为谁服务的，因而有不少说法，这里存而不论。但从历史看，环境可以改变人，由环境铸就人的思想。人也可以改变环境，人们的认识可以具有多式多样的超前性，可以把人的救世济人的思想变为现实，并成为推动历史的基本动力。大致说，第一流的思想家、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他们的影响力具有超时空的跨幅，源远流长，甚至长盛不衰。他们很难缩小到为某一阶级或阶层服务。管仲就属于这样一个人。通过他的改革，东周王室受其惠，维持了他们的尊严，巩固了政治秩序。齐桓公受其惠，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霸主。诸侯各国，特别是诸侯小国受其惠，他们不受侵犯，平稳生活，怡然自立。各国农民受其惠，且不说少服役，少纳税。只说不打仗，老百姓就少死人，就可以长期安居乐业。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说“民到于今受其赐”，他说的民，并不限于哪一个阶层。更为重要的是包括齐国和诸侯各国在内的文化受其惠（并不限于某一阶级或阶层的文化），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受其惠。这是最大的收获。可以说，没有齐国政治经济的大气候做基础，就不会有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盛世，而且至今已时隔两千年，依然光彩夺目。但是，不能用今日的标准衡量古人，稷下文化不仅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甚至连一些人的阶级属性也不易判断；它不仅不是唯心唯物两军对垒的产物，甚至谁是唯心，谁是唯物也难以说清。研究古代问题，用今日的标准，定古人的阶级立场，很难，不宜简单化，以免发生悖谬。如果一定要说清管仲学派为谁服务，看来最为恰当的就是为历史服务。他们为先秦文化发展的大环境有铺垫之功，为综合发展农业走出了一条可行的大道，为中央集权（不限于封建统治）的管理模式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管理开创了综合研究和综合管理的先河。

（九）关于《管子》中所反映的儒、道、法、墨、农、兵等家的学说，以及反映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等问题，可说明管学是各学派的融合，对这一现象应该作为各家相互渗透看待，作为当时学术交融的结果看待，而不应作为混进管学的“杂拌”看待。也不应看作抄写的误入。《管子》的成书不同于《吕氏春秋》。从经济理论看，《管子》是长期从政的经验总结，其内部各种理论的组合，都是有机构成，自成套路。可简称管学；而《吕氏春秋》则只是一些学者的学术汇编。二者基础不同，作用也不同。

《管子》所说的主要内容是否都是事实，现在还难以证实，但从齐国的繁荣富强来看，从霸业的成功来看，从后人的反映来看，都有根有据，不会有很大的水分。

《管子》的编辑成书也存在一些细小问题，比如《揆度》篇说：“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这与齐国的任用制度和法治精神都不一致。《轻重甲》所谓“高杠柴池”之谋等，脱离实际，也不可信。这些问题显然是好事者在编辑中加入的，这些内容都是孤立的，缺乏本证，难以成立。因此，瑕不掩瑜，无伤大局。虽说有人对管仲其人和其书有些非议之词，可存而不议。

（十）经济学是比较的科学。在编写上，要用比较的方法，综合的资料，求实的态度进行讨论。应该总览全局，但不宜繁琐。为此，宏观与微观相比，以宏观为主；实证与规范相比，以规范为主；静态与动态相比，以动态为主；舆论与实际相比，以尊重事实为主。这一系列主从关系如果颠倒过来，就变成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笔者是不赞成的。在此要求下，避免不了参与必要的讨论，这正是科学的发展所需要的。战国时期的稷下文化，就是争鸣的样板。当时的稷下，群英荟萃，人杰地灵，热火朝天的学术交流，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光辉历史，它不仅使先秦文化盛传两千年而不衰，而且其中精华至今不失为世界级的瑰宝，相反，如果像“文革”那样，万马齐喑，哪有学术可言！

研究经济理论，必须与国情、人情相结合；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相结合；与大众的生活水平和思想水平相结合；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这些虽然都是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外的问题，但又是21世纪不可回避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发展，要严防坠入拉美的厄运，据说拉美4.6亿人口中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整日在穷困动荡之中过活。要谨防坠入日本模式，像人们所说，美国打个喷嚏，日本就要感冒。也要谨防坠入英国模式，迈着绅士的步子，颐指气使地跟在大国的后面，亦步亦趋，甘当仆从，简直是一个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小丑。

（十一）本书取名为“史话”，有三层意思：

一是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正本溯源，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也是编写本书的初衷。古今市场经济总有共同或相似之处。两千年前的管仲学派的经济理论，对当今的市场经济仍有可以借鉴之处。比如说《管子·牧民》主张“不为不可成”，今天谁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只为不可成，专找钉子碰。《管子·形势》说得好：“疑今者察之古，知来者视之往，万物之生也，异趣而后同归，古今一也。”这话很有道理。为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要承认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是客观存在，既不能割断历史另起炉灶，也不能无中生有以假乱真。当然更反对以想当然的推论或“文革”式的上纲上线代替历史。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有根有据地对待历史。

二是因为今人也有不足之处。常见有些说法和作法，还远远没有达到管仲学派的水平，因而有时会造成不应发生的巨大而又不可弥补的损失。比如今人一度批判“求稳怕乱”思想，就是违反历史经验的严重错误。今天研究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应力戒单纯就事论事，应力戒公式化，教条化，和不顾现实的西化；应力求从文化的角度，综合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和功过得失，吸取经验教训。

三是古为今用。研究《管子》，可以在世界水平中找它应有的位置；可了解到《管子》在历史长河中的真正贡献；可以知道欧洲中心论只能是欧洲的中心，其光芒照不到亚洲而且已逐渐萎缩。为此，简要地对比国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的状况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尊重历史，鉴古知今。既不能用现在的理论模式衡量古人，特别是不能按西方的理论模式要求中国的古人，也不能邯郸学步，中西的差异不容忽视；同时也不能盲目尊古信古，认为今天有的古代都已存在。

二、《管子》对历史的贡献

管学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学说，也不是博物馆的古董。不论对管学是赞成或是反对，它对今后国内、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应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今后要发展经济就绕不开管学，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管子》的贡献多多，现在举例说明：

第一项：与天下同利。

“与天下同利”是今后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灵魂。后面要详细说明，这里只简单提出，国际间合作的基础就在于同利。《版法解》明确指出：“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坠，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管子》引文，重要的只写出篇名，一般的只用“”号。下同）同利就可得到和平共处，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已风卷各大洲，与此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在欧美后院起火，这一大的趋势，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跨国资本主义势不可挡，而它的对立面，则包括了不同文化、不同国别、不同种族、不同政治色彩的人群，也正在坚定不移地团结一致，并斗志昂扬地对全球化群起而攻之。据报导，2002年12月上旬，在文艺复兴发祥地佛罗伦萨召开“欧洲社会论坛”大会，开会之际，有来自欧洲的上百万人，组成长达九公里的游行队伍，举行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空前规模的大示威。他们反对美国称霸世界，反对对伊战争，反对新种族主义，反对资本全球化，他们批判“新自由主义”。他们揭露跨国资本主义向全球自由扩张，反对野蛮地掠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反对加剧贫困化，反对发达国家对于取消其国内农业补贴的遥遥无期等等。（《光明日报》2002年11月29日）这只是一个侧面。而在另一方，一些国家的自愿结合，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结成形形色色的国家集团，目的在于协力抵挡大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这已是今后发展的大趋势，也就是说，贪婪无厌的大国，已处在人们共谋的旋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大国对立面的各集团化的国家，就应当求同存异，倡导和谐，要互利而不要互斗。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处于弱势的联合者，今后如果不靠“同利”的大旗，他们的集团化就化不起来。大势所趋，不得有违。至于被围攻的大国，如不改弦易辙，仍然“擅天下之利”，就无异作茧自缚，就不免为世人唾弃而难以自救。

第二项：管学重视农业的政策没有过时。

管仲学派重视农业，一是因为粮食是人们的司命，不能马虎，二是粮食是稳定市场，控制诸侯的有力工具，因而是最为重要的财物。管仲为了霸业，提倡“用非其有，使非其人”，靠的就是粮食。这两大作用的本质至今未变。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从春秋战国到今天，不论工业如何发达，农业依然是立国的基础，且不说以农立国的中国，即以今日的欧美而论，虽说它们已经是科技发达、工业先进、民富国强、窃居世界前列的大国，而且农业人口很少，但是，他们依然抓紧农业不放。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有自己的农业政策（CAP），美国重农的做法早就写进了法律条文（AAA），它们有些做法与《管子》是近似的，后面还要交代。

三、求治求稳不可动摇

管仲深信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求治必须求稳。

我国在20世纪60—80年代，经常有人站出来，在媒体上以英雄无畏的气概批判“求稳怕乱”的思想，结果导致全社会秩序紊乱，生产凋零，消费呆滞，精神涣散，犯罪增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乃至发展到杀人越货，入室抢掠，劫火车，砸银行，屡见不鲜。再从世界看，就更为严重。不仅贫富分明，动荡不安，而且导致百年来战火连天，哀鸿遍野，灾难沉重，民不聊生，至今不见曙光。对这种情况，有人忧心如焚，有人窃自庆幸。是治是乱，是今后世界人民的头等大事。对于乱，管仲学派研究很细，治理也见功夫。《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关于乱的原因，据《管子》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社会、道德方面，乱起于上。

《五辅》说：“上下无义则乱。”

《禁藏》说：“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

《形势解》把不量民力的君主叫做“乱主”。

《权修》进一步说：“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二）政治经济方面，乱起于兼并。

《国蓄》也指出：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齐，贫富不齐的原因在于“兼并”，而兼并的形成和结果就是分配不均。总之，控制动乱要稳步前进，这才是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

四、管仲学派的求实的学风

《管子》是管仲学派融会先秦各家理论的总汇，堪称政治、经济、管理的精华。单纯从学风文风说，它具有极为可贵的五大特点：

一是重视道德规范，以道为统率，以德为标准，以法为绳墨，以礼为衡器，有浓厚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虚怀好学，善取各家之长，巧避各家之短。孜孜向善，没有帮派霸气。

三是顺从民心，真正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

四是高效易行，重计划，求实效，政易民利，慎始善终。

五是量力而行，认真减轻农民负荷，反对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哗众取宠。

人文科学的学术理论能符合这五项，就是在今天看，也实在可贵。一个国家的改革，在方法上可因时因势而变，但是，如因学风不正，导致所信奉的理论或政策有误，使政治经济发生悖谬，社会发生动乱，则其后果的严重性和改正错误的艰巨性，就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因为它会直接降低政府的威信，涣散人民的斗志，影响国家的凝聚力，败坏社会的风气。无数史实证明，一旦砸了锅再来治理，往往是千辛万苦，累世身受其祸。

当今媒体所谈的经济学，多以西方传统经济学为蓝本，主要依靠美国事例，处处以利贯之，还有些人贩卖“新自由主义”。如果从实际考察，微观经济学虽有可取之处，但忽视社会责任感则是致命的错误；忽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是严重的内伤。本文则深以为戒，另辟蹊径，

五、评史论事，大节小情并重

研究历史人物，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常有“看大节”的论点。这一看法可用，但有后遗症。《管子》则另有看法：它说“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因此，礼、义、廉、耻都要从小处抓起。这个观点，今天仍有用处。比如说，今日的改革成绩固然喜人，但缺点也不可忽视，社会风气不可不顾。且不说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仅以不起眼的“跑、冒、滴、漏”来看，也值得警惕。这些钱如果用于救济贫困学生应该多好！

六、致谢

本书只是力所能及地对《管子》的经济理论和管理艺术作点专题研究，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除阅读了有关古籍（包括注释）、西方经济理论书籍和报纸杂志，在此不及一一列出外，还认真参考了：

郭沫若：《管子集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

钟肇鹏：《管子注解》；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

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高亨：《商君书注译》。

在编写过程中，反复推敲以上名著和资料，获益匪浅，深致谢意；尊书论点中，对的，决不掠美。但是，编写中虽说广采博收，慎重思考，而且长期揣度近20年，力求观点公允，失误最少。但《管子》素称难读，再加原有的评史标准，确有可商榷之处，情况复杂，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如有错误，文责自负。由于笔者已是垂暮之年，时不我待，只好现在就把管子的形象，按照本人的理解竖立起来，是否有当，还有待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