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了根里·阿连的一本书：《一个志愿兵的札记（中国的国内战争）》。书中叙述了1925—1926年苏联军事专家在冯玉祥军队中工作的情况。阿连是张家口军事顾问组领导人——有才干的苏联军事首长普里马科夫的笔名，这对许多读者来说，即使在当时，也不是秘密。而他所选择的叙述他在华工作的方式，是由那个年代的情况决定的。

1964年，在军事档案库里发现了可证明《札记》真实性的文献资料，因此，当普里马科夫的朋友们建议筹划再版他的《札记》时，我欣然地应允了。

档案材料证实了一个参加中国国内战争的苏联人的回忆录的可靠性。用档案中的资料所补充的普里马科夫《札记》，具有更大的历史价值。所以，《札记》理应在探讨中国革命的著作中占据自己的地位。

该版本稍微不同于第一个版本的是，这里叙述了1925年4月至1926年2月普里马科夫在中国国民军中工作时期苏联援助中国国民军的情况；其次，根据读者的意见，阿连《札记》的原稿几乎未做修改（只是在编辑加工上稍作删节和修正，并统一了译名，加了注释）。本书最后一部分公布了档案文件——普里马科夫的两份报告。第一份报告是关于骑兵问题的是为冯玉祥拟定的，它给顾问们在军队中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并使这位中国将军确信必须建立骑兵部队。而后来，这支骑兵部队在与反动军阀张作霖作战时，胜利地完成了突袭的任务。第二份报告——关于张家口顾问组1925年春至1926年2月的工作情况，是普里马科夫1926年2月15日在北京布勃诺夫顾问组的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这份报告有助于读者弄清实际情况，了解作者所描写的事件的参加者的真实姓名。报告的速记原稿可以证实《一个志愿兵的札记》的叙述的真实性，而且有些地方可以对《札记》作出更加确切的说明。除了公布的文献资料外，该版本还增添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　　　*　　　*

二十世纪初，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社会在思想意识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中国人民开辟了通向“赤旗世界”的道路（李大钊语），从而使政治斗争的过程加快了。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反帝斗争高涨的年代里（1924—1927），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广东省和它的主要城市广州。帝国主义列强企图把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葬送于血泊之中。革命的中国向苏联请求援助。那时，我们国家刚刚结束国内战争，刚刚赶走最后的武装干涉者，国民经济还处于破坏状态。但是，苏维埃国家不能拒绝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

苏联是起来捍卫中国革命的唯一国家。根据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的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了政治与军事顾问团。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苏联职工，给予了中国工人及其家属——帝国主义劫掠的受害者以物质上的援助。在苏联掀起了得到世界一切大国的工人声援的“不准干涉中国”运动。

苏联政府极其负责地挑选了热望援助中国革命的人员。苏联政府鉴于：“要指导和整顿中国军队，只是身为优秀的军事专家，是不够的。为此，需要有充分的政治上的敏感性，还要非常机智和沉着”。4821479派往中国去的是国内战争中著名的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是苏联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其中就有普里马科夫。

1897年12月18日（公历31日），普里马科夫生于契尔尼戈夫省舒曼村的一位乡村教师的家庭。从十五岁起，他就参加了革命运动，1914年1月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他被捕，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他从那里逃出来，很快又参加了革命斗争；1917年10月，他参加了攻打冬宫的战斗，并参加过普尔科夫高地的战役。

1917年1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普里马科夫派往乌克兰，在那里，他建立了赤色哥萨克骑兵第一团，后来这个团在他的指挥下扩编成为师和军。赤色哥萨克骑兵部队，参加过反对佩特留拉、邓尼金的战斗，在彼烈科普同弗兰格尔作过战，参加过反对波兰白军的战争和对佩特留拉、布拉克—布拉霍维奇、马赫诺联军的远征。由于普里马科夫的英勇果敢精神和军事才能，苏联政府授予他三枚红旗勋章。1924年5月，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校长兼政委。1925年初，他来到中国国民军第一军。

国民军第一军是一次军阀战争4821480之后在中国北方成立的国民军三个军中的一个军。这些由军阀吴佩孚的部分部队改建起来的军队，没有革命传统，在将军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中间也没有人具有革命的经历。但是，在国内的解放运动普遍高涨、华南反帝斗争取得初步成就（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创立培养革命军干部的学校等等）的影响下，北方军队的指挥部宣布了反帝纲领。

在华北建立的国民军，发表了反帝宣言，这使国内革命力量的联合有了可能。李大钊教授（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被派往华北去谈判。为了同北方军队首领谈判，几个知名的国民党人也和他一起出发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讨论了北方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192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非常明确地指出：“近一年来，中国国民军的诞生，它们和国内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联系，以及它们内部的反帝情绪，都表明革命运动在促使某些军事力量去发挥新的作用。”4821481

因此，必须直接联系当时中国人民群众为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来看待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全会正确地断定了国民军今后的前途，因而十分重视国内革命总形势和中国北方反帝、反军阀运动之间的联系。因为如果革命运动发展起来，国民军就会倾向于革命运动并跟着它走，如果反动势力暂时得势，国民军的作用就会有所改变。

1925年初，北方国民军指挥部根据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的请求。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国民军领导人更加明确地走上了反帝斗争的道路，他们参加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内的代表团去同加拉罕4821482谈判。

第二军司令胡景翼是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向苏联请求援助的。

1924年12月底，这位将军邀请加拉罕到开封他的官邸。4821483此后胡景翼又派了一个军官代表团同大使谈判。关于这件事，在苏联驻华武官格克尔同志给加拉罕的报告中有所陈述。格克尔写道：“今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的问题，他们希望苏联不会拒绝援助反帝的斗争。他们打算请求我们给部队提供教官。过一段时间，胡景翼没有等到苏联政府的答复，就向大使请求暂时给他派一些军事顾问，因为预料邻近的军阀即将向他的部队发动进攻。”4821484

1925年初，北方军阀果真开始向胡景翼部队进攻了。张作霖的军队集结在津浦铁路线上的徐州地区。张作霖最忠实的同盟者憨玉崑，从河南西部山区对郑州发动了攻势。大批增援部队，其中包括拥有两个装甲列车的俄国白卫军，从上海火速调往徐州。

这一时期，胡景翼没有在他所控制的一些省份内阻止工农运动的发展。例如，在吴佩孚1923年2月对铁路工人实行野蛮的血腥镇压之后，1925年2月10日，铁路员工第一次在郑州能够公开举行中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

北京当局得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将在郑州举行，乃下令胡景翼解散代表大会，并逮捕大会的参加者。胡景翼拒绝执行这项命令，而且把大会领导人邀来，把电报拿给他们看，并宣称代表大会可以安然地继续进行工作。4821485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也都在他的同意下，在城里建立工会组织，在农村建立了农民协会。

在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谈到，铁路工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统一的阶级性的工会，这个工会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4821486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决定满足胡景翼提出的向他的部队派遣顾问的请求。2月27日，苏联军事专家从北京去郑州，以便“帮助领导和运用他（胡）所拥有的军事力量”。4821487顾问们帮助胡景翼司令部详细拟订了战略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胡景翼的全部主力集结于郑州地区，而在东面对抗张作霖部队、在南面对抗湖北督军萧耀南，只留下人数不多的掩护部队。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把主要锋芒指向西面，并占领洛阳。占领洛阳也就打开了通往陕西的道路，从而造成了第一、二两军汇合起来的可能性。

经过两周的顽强战斗，攻占了洛阳。胡景翼就此亲自拍电报给孙中山。4821488

洛阳的胜利是中国军队在苏联军事专家的协助下，在华北取得的首次胜利。胡景翼及其他参加进攻的将领，兴高采烈地评价了苏联军事专家的工作。

在3月12日的会议上，根据中国指挥人员的提议，讨论了今后军事合作的计划。这个计划中列有建造装甲列车和改进地方兵工厂等援助问题。4821489

遗憾的是，一个月以后，胡景翼突然死于美国陆军医院。这位将军的去世，对于中国北方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他的继任者岳维峻，4月27日致函苏联政府，请求对他的军队继续实行以往的政策。他请求派遣顾问，并给予其他军事援助。4821490

继胡景翼之后，冯玉祥也向苏联提出了援助的要求。冯玉祥信件的内容是：请求在莫斯科接见国民军第一军代表团，并对张家口至库伦之间的公路纠纷协助予以调解。4821491

苏联政府细心地研究和讨论了国民军首领们的来信。显然地，这些国民军的社会基础和北方其他集团的基础一样，虽然这些军队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但是意志并不坚决，各军的司令都没有革命的经历，而军队本身也没有革命的传统。

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上面已经指出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的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位有威望的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亲自参加了第一军代表团，这证明革命营垒对苏联援助中国国民军是极其关心的。

应当认识到，由于这些军队牵制了张作霖的兵力，从而促进了华南革命的发展。

苏联政府若是同意援助国民军，这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中国反帝力量的联合。鉴于此，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这也就表明了，重要的问题不只是给予某些将军以技术上的援助，而是按照广州的实例建立起对革命运动的实际支持。4821492

于是两个军事顾问组（在冯玉祥军队里工作的张家口组〔主要组〕和配合张家口组工作的开封组）立即被派往北方的军队。后来，1926年9月，在华北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顾问组。1925年4月底，普里马科夫来到已经建立起来的张家口组，当时，普特纳4821493是该组领导人。

开始，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志们的处境十分艰难。这是因为国民军的指挥人员对苏联只有一点初步的了解，加之他们担心苏联人同中国老百姓和士兵直接接触会产生什么后果。普里马科夫在他的工作报告和报导中都曾指出他们的这种情绪。4821494

中国军队的指挥人员很快就认识到了，苏联确实是把有真才实学的、熟悉本身业务的人派到中国来。对待顾问态度的转变，是在顾问们应冯玉祥的请求给他介绍装甲列车和骑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之后发生的。此后，冯玉祥委托顾问们立即着手对军官进行实际培训工作。在此之前，国民军的战斗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如张作霖的部队。

在苏联顾问的领导下，冯玉祥的军队里建立了炮兵、机枪、步兵和骑兵等学校。顾问们编写了学校的教学大纲，从苏联订购或亲手准备教学所必需的一切材料——直观教具、武器，等等。苏联专家们也主持了整个教学进程。

他们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工作。

9月底，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毕业了。冯玉祥军队接收了二百五十名骑兵、一百一十五名炮兵。七十人毕业于工兵学校，三十八名高级和中级军官毕业于高等步兵学校，等等。

冯玉祥和军队的指挥人员高度评价了顾问们在培训军官方面的工作。

1926年2月，在同布勃诺夫会谈中，冯玉祥说：“教官们精力充沛地进行了工作，无论是在步兵中，还是在骑兵和炮兵部队里，都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要求高级指挥人员训练班的毕业生写出自己的学习收获和对教官工作的评语。除去那些公式化的评语外，其他人都指出，学员们没有预料到教官们对待工作是这样的态度……按他们的说法，不仅任何外国人、甚至连中国人都不能这样细心而认真地督促学员的工作。”4821495

苏联顾问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军队建立生产武器、弹药等等的工厂。过去，这些军队也和中国其他一切军队一样，使用国外的武器。帝国主义列强故意供应口径不同的、而且过时了的武器。1925年9月1日以前，第一军里就有七种型号的步枪、六种型号的机枪、四种型号的火炮，等等。军队大都使用1898年、1901年和1902年出厂的德国步枪，而且已经破烂不堪。武器口径不同，必然给部队造成弹药供应上的困难。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运到的子弹和炮弹不适用于任何一种型号的武器。军队里一半武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只能直接瞄准射击。军队里几乎没有军械修理厂，能够在修理厂工作的技术人员也很少。冯玉祥的军队根本不知道装甲列车是什么东西。苏联专家们帮助重新装备了一些修理厂，在厂内安排了弹药的生产，培养了必要数量的技师。按照他们的图纸，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工人建造了第一批装甲列车。

苏联同意向国民军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药品，从而使国民军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国民军得到了：步枪三万八千八百二十八支，日本步枪一万七千零二十九支，4821496德国子弹约一千二百万发，七点六毫米口径步枪子弹四千六百二十万发，大炮四十八门，山炮十二门，手榴弹一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二百三十挺，迫击炮十八门以及药品等等。4821497

到1926年10月底，国民军根据协议又从苏联得到了三千五百支步枪、一千一百五十万发子弹、三架飞机、四千把马刀、十支火焰喷射器等等。4821498

军队的政治训练，对于走向同南方革命军队的联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北方军队中农民出身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是不识字的。他们很难理解国内进行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何况军队里还禁止进行任何政治宣传鼓动。虽然冯玉祥也曾保证与孙中山友好、尊重国民党，但却不急于同革命的南方合作。

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力求准许在士兵和军官中进行政治工作。他们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当时受到冯玉祥及其将领们尊敬的苏联顾问身上。

李大钊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向顾问组的领导人提出建议，共同劝说指挥部，使他们确信在军队里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结果，拟订了军队政治学习的共同计划。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俱乐部应当成为政治工作的基础。要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在俱乐部里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研究孙文主义小组。并且预定成立十个俱乐部。

冯玉祥在有些犹豫之后批准了建议方案，但提出在初期只能成立两个俱乐部。当时，委托李大钊和徐谦负责领导政治工作。十二名国民党工作人员和苏联顾问弗林特在俱乐部里讲课。以“帝国主义、中国和苏联”为题的第一单元讲课提纲，是经冯玉祥审查过的。在各部队里，宣传员召开了座谈会（这是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不久举行的），谈论了上海枪杀事件及其发生的原因，谈论了工人罢工斗争问题。讲演人向士兵和军官讲述了国民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员，尤其是李大钊，尽力使苏联顾问了解全中国的局势。李大钊向普里马科夫和其他顾问介绍了列强的对华政策，讲述了国内反帝力量的斗争情况。顾问们的工作对中国北方的局势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时促进了冯玉祥与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的实际合作。此外，还不能不指出这一点：从苏联人帮助培训的北方军的队伍中，涌现出许多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的军官。

苏联军事顾问竭尽全力地帮助中国军队成为能够对抗敌人的强大力量。但是，在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仅过半年，军事行动就开始了。半年，对于改组军队和准备打仗，显然是不够的。加之军队里的情况难以推行富有成效的教学工作。一部分将军和军官毫不关心中国的革命运动，他们只不过是利用民族解放的口号来谋取政权，因而也就必然千方百计地阻碍建立革命的军队。冯玉祥本人的动摇对部队的战斗力发生了不良影响，他只是把驱逐帝国主义者作为自己活动的纲领，他在当时不与国民党结盟，并认为工农运动妨碍国家的统一。

*　　　*　　　*

1925年11月，国民军为了使自己的行动配合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倒戈，开始向奉军阵地发动进攻。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粉碎奉系集团，在北京成立与革命南方融洽的国民政府。

1925年11月以前，国民军实际上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即对张作霖部队、吴佩孚军队、山东军阀作战。顾问们切合实际地估计了形势之后指出：虽然郭松龄倒戈了，但张作霖的处境仍比国民军的处境有利，因为张作霖的部队还戒备森严地控制着东北三省的南满铁路。他的同盟者——张宗昌和李景林，也拥有巩固的后方。

而国民军的后方是人烟稀少的蒙古草原和部分华中省份，它的巩固程度是值得严重怀疑的。

同时，敌人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军。张作霖和他的同盟者至少也有十七万五千名步兵，而国民军才拥有十五万七千名步兵。张作霖部队的组织、武器和装备都比较好。有这样的消息：张作霖打算全线展开进攻，以便消灭国民军，并与吴佩孚就合作问题进行初步谈判。

1925年11月27日，冯玉祥邀来普里马科夫，把自己与郭松龄的口头协议告诉了他，内容如下：

一、打击凶恶的军阀；

二、实行民权政治，关心工农疾苦；

三、实行普及义务教育；

四、摒弃军事独栽政治。

普里马科夫提出了国民军将如何对待郭松龄的问题，冯回答说：“我们现在不可能开始进攻，我们的部队现在集结在多伦地区，目的是在热河省吸引敌军兵力离开郭松龄。”4821499

普里马科夫的书里详细地叙述了郭松龄的倒戈以及冯玉祥对奉系战争的情况。

顾问们一得知郭松龄倒戈的消息，就坚决主张给这位起事的将军以较大的援助，但冯玉祥并不急着这样做，他说：“奉军将被郭松龄打垮。现在还不到展开大战的时候，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佯攻热河，掌握住北京，准备好援助郭松龄。”4821500

冯玉祥请普里马科夫提出他对攻打天津的意见。在拟定的天津作战计划中，新建的骑兵军团和炮兵部队将要起主要的作用。4821501

当时决定，骑兵军团越过热河省冲击张作霖部队的侧翼，并占领承德。同时，骑兵游击队必须扰乱敌人交通线，使东北各省行政机构的工作陷于瘫痪。

计划通过了。郭松龄倒戈之后不久，顾问久克（在有些志愿兵的札记中是布林）当时所在的那个骑兵军团，用七天时间很快就从多伦赶到了承德，并且占领了承德。12月8日，第一军开始展开对天津的进攻。天津战役委派张之江负责指挥。

向铁路线上杨村站地区发起的进攻，是天津战役的开端。这个车站是在夜间被占领的。

预定12月12日发动全线总攻击。胜利冲昏头脑的中国将军们，开始忽视顾问的意见了。这很快地在随后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从而使日本人轻易地击溃了郭松龄。国民军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张之江违反冯玉祥的命令，拖延了对天津的进攻。他拒绝我们军事专家提出的战术上的建议，决定用老办法作战。普里马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这两种老办法。

帝国主义列强焦虑地注视着中国北方事件的发展。早在1925年1月，日本政府就指派其驻伦敦大使去和英国外交部商谈，对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冲突采取一致的态度。

1925年和1926年头两个月，日、法、美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供给了奉系集团二十万四千支步枪、一万五千支马枪、七千万发子弹、四架飞机以及其他武器。4821502

当军事行动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一封信，信中提请华盛顿在中国建立列强的外交统一阵线。类似的信件也送往伦敦和巴黎了。英国和法国在原则上赞同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统一战线思想，但因担心重新掀起反帝运动的高潮，所以认为此刻（1925年11月中旬）不宜公开武装干涉中国事务。英国政府提议在此阶段组织思想上的牵制——通过出版物和其他可能的途径煽起国内的反共、反苏的歇斯底里。4821503同时，英国根据它驻沈阳领事的建议，秘密给予了张作霖五百万英镑的军用贷款。4821504

由于不能组织列强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日本军部乃决定单独行动。它让冯玉祥的前顾问和朋友——日本情报机关的军官松村少校返回中国。12月10日，这个日本间谍会见了冯玉祥元帅。松村力劝冯玉冯放弃对张作霖的积极斗争，和日本达成协议，并保证将来维护日本在中国这一部分土地上的利益。但这次，谈判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

在这前不多久的日子里，日本人已经同冯玉祥周围的军官们进行了谈判。曾率领过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的熊斌，于11月22日、26日和28日会晤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人员。11月22日，他把冯玉祥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和他的部队的部署告诉了日本人。在后来的两次会晤中，他透露了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谈判情况。他还宣称，冯玉祥打算既与苏联、又与日本保持友好的关系。

我们没有资料足以证明熊斌是作为冯玉祥本人的代表来进行这次活动的，但毫无疑问，他的这些行动帮助了在与国民军进行斗争中的日本人。

在日本人得知郭松龄准备反对张作霖以后，他们准备郭松龄一旦战胜张作霖就与他缔结协定。日本司令部两次派代表去找郭松龄，但郭松龄的条件使他们难以接受。根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声明，郭松龄过于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4821505

12月19日，冯玉祥要总指挥4821506说明，为什么至今拿不下天津。只是在收到这份电报以后，张之江才同意采用顾问所提出的进攻计划。按计划，四十六门大炮应全部集中于张贵庄地段。突破敌人防线的任务摆在炮兵面前，步兵第四、五两旅应冲入突破口并扩大突破地段。紧跟第四、五两旅前进的第十一师应占领城市。

11月22日，顾问们来到突破口前。攻击前的炮兵准备开始了。大炮的轰击给张之江造成了强烈的印象，他竟认为敌人必定都被打死了，因而没有给步兵下达进攻的命令。这就白白地浪费了一天时间。

就在这一天，苏联航空志愿兵斯捷潘诺夫、皮亚特尼茨基、舍斯塔科夫飞到了前线。派往中国的飞行小队的任务是，培训中国飞行员和技师。但是，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应中国指挥部的要求，我们的飞行员也直接参加了战斗——轰炸了天津附近的铁路，向居民散发了传单和布告。在这些日子里，完成了二十四次战斗飞行，投下了六十六普特重的炸弹和十枚燃烧弹。4821507

12月23日，指挥部下达了再次炮击的命令，步兵冲进了突破口。第十一师控制了通向天津的道路。12月24日占领了城市。

普里马科夫在华的活动，是以天津战役告终的。1926年1月，冯玉祥把这位苏联军事顾问邀来，对他说，在这混乱的情势下，他不愿意与日本人妥协，但也不能继续进行斗争。他想“下野”去苏联学习。5月9日，冯玉祥在普里马科夫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9月初，冯玉祥就要返回中国。4821508这时，开始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不断取得胜利，已进入了华中地区。冯玉祥下定决心要返回中国时，请求苏联政府把普里马科夫或普特纳派给他作军事总顾问。但是这两个人都已接受新的任命。因此，委派桑古尔斯基同志为冯玉祥的顾问。

冯玉祥以后的道路是矛盾重重而又历尽艰险的。他曾当过武汉政府军的总司令，4821509偕同国民革命军打败了军阀部队。而后来，在1927年7月，他背叛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即使在此之后，他仍然保持着对苏联顾问的忠实态度。在他控制的地区，没有对工农运动进行过残酷的镇压，也没有凶狠地追捕过中国共产党员。

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将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急关头，冯玉祥同中国的爱国者和共产党员在西北组织了志愿军，4821510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46年在美国，冯玉祥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制度，因而被开除出国民党。1946年，4821511冯玉祥在轮船上因失火而不幸丧命。

普里马科夫从中国返回后，曾任驻阿富汗和日本武官，并在德国工作过；后又任北高加索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是数届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普里马科夫是个蒙受不白之冤的受害者，牺牲于1937年。

（米罗维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