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叙述和探究了从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七六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本书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近百年来美国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H·N·沙伊贝、H·G·瓦特和H·U·福克纳合著的《美国经济史》（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最新版本的节译本。《美国经济史》一书在当代美国史学教育界和学术界拥有较高的地位。它是美国大专院校流行的教科书，为许多大学指定为标准经济史教材。《美国经济史》一书自一九二四年初版以来，至今已再版九次，每印行一版，作者都进行修改，其中有四次大的全面删节、增补和修订，即第二版、第五版、第七版和第九版作了全面的修订。该书的前八版均由H·U·福克纳所撰写，一九六八年福克纳去世以后，在保留原版本长处的基础上，H·N·沙伊贝和H·G·瓦特两人着手进行全面增删改写，全书增添了大量的新史料和新分析，特别是增写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演变的历史。这就是我们节译的《美国经济史》第九版（一九七六年版）。

H·U·福克纳是当代美国颇为有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他在一九二五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史密斯女子学院的教授，一九五五年又获名誉教授。他对美国经济史有独到的研究，以编撰美国经济史教科书而著名。他除著有《美国经济史》外，还和亨利·戴维等合著有九巨册的《美国的经济历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另外他还写了许多专著，如《美国社会经济史文集》、《美国政治和社会史》、《放任主义的衰落》、《美国劳工》、《从凡尔赛到新政》等。

H·N·沙伊贝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以研究美国南北战争史和联邦制度著称，他撰写有《南北战争史》、《联邦制度和美国经济秩序，1789—1970年》、《作为企业家机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和世界经济》、《对政府与经济的研究》、《美国联邦制产生的条件》等论著。

H·G·瓦特是美国波特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对美国经济史和小企业经济颇有研究，他撰写有《1860—1914年的美国经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小企业与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富裕中的贫困》和《美国黑人经济学》等论著。

如何了解和研究近百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仍然是剖析美国近百年经济演变历史的钥匙。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4823915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垄断主宰了 —切。所以了解和收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和资本集中，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发展的各种资料，是我们研究帝国主义经济首先要注意的。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就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到十九世纪末，垄断就代替了自由竞争。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历史来看，大体上曾经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浪潮，即所谓企业合并的高潮。第一次合并浪潮发生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已达高潮，当时同一产业部门内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扩充其资本和生产能力。正如本书第四章所叙述的：“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工商业系统的基本结构已经变化。虽然小企业仍然存在，但按经济权力来说，则多数企业的主要形式已是巨型公司。营业规模扩大，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机构复杂以及业务日趋集中到少数公司手里，所有这一切都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趋势。一九〇〇年，各大型公司雇佣了农业以外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生产工人。”“二十世纪初，拥有资产在一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已有近百个。它们占有主要的钢铁工业、农业机械工业和农业产品。”（见本书第92页）比如美国钢铁公司由一八七三年创办时筹资七十五万美元（当时是卡内基钢铁厂），通过与本部门其他企业实行合并与联合，到一九〇一年已是一个拥有近十五亿美元资本的巨型公司。这家公司控制了八十座高炉，一百五十个炼钢厂，一个矿砂运输船队，并且控制了相当多的铁矿与煤矿。当时它拥有全国生铁和钢轨生产能力的一半，控制了百分之六十构造钢材和铁丝市场。（见本书第108页）这次合并浪潮的特点是横向合并或联合，即大型垄断企业为了获得对生产同一产品或相近产品的企业的控制权，以便在竞争中取胜。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二次企业合并浪潮。这次合并的特点从控制生产开始，直到控制原材料供应和加工（向后联合），或直到取得把产品按规定路线送到最终消费者的各级市场的控制权（向前联合），又称为纵向合并。这次合并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及其与此有关的原材料，吞并同行业的小企业运输和销售部门（见本书第四章）。

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美国垄断资本又掀起了第三次合并浪潮。这次合并的特点是混合合并，即在生产或产品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或吞并，因而出现了一批混合联合公司和跨国公司。这些混合联合公司广泛开展经营多样化和产品多样化，它们跳出专门产品和地区市场的范围，吞并或合并与其业务毫无关连的企业或部门，从而极大地扩大其经营范围和产品的品种，从而拥有巨额资本和获取巨额利润。如一九七四年四百二十二家大型制造业公司占全部制造业资产的百分之六十八，获取的利润则达百分之七十一。其中二百家最大公司经营二千二百个部门，平均每家十一个部门。如通用汽车公司，除主要制造汽车外，还制造柴油机、工业设备、飞机发动机、铲土机、洲际导弹、潜水艇、宇宙飞船及家庭电气用具等。跨国公司多为混合联合公司，它具有向外国扩张的独特作用，它们在美国有大本营，至少向一个外国直接投资，并有一个全球性的经营计划。控制国外子公司的美国母公司的家数，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〇年从二千八百家上升到三千五百家，而子公司则由一万家增加到二万五千家。六十年代末，跨国公司在美国以外资本主义世界中占其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五，估计每年营业额达一千八百亿美元。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所有的混合联合公司，就是生产大量与其本行业顾客商品观念无关的产品、或者特别是通过合并实现为不同地区的市场生产商品的那些公司，它们在六十年代的合并高潮中占有中心位置。”（见本书第528页）

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生活并非当今的新鲜事，但像美国自本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国家政权成为垄断资本的工具，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溶合为一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值得研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有；国家以高价收买私人企业，以实现所谓“国有化”，国家直接投资创建企业，即所谓的“国营企业”；国家采购和订货，主要是军事采购和订货；国家通过其财政、金融政策监督和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等等。所有这些有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本书许多章节都有所描叙。但是，我们要郑重指出，由于作者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用资产阶级史学观来撰写美国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来叙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采取的诸种形式。无论从他们所使用概念术语，还是所进行的分析来看，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术语和理论分析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揭露垄断资本，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实质和剥削本质。

在分析了近百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以后，我们来探讨作者贯穿于全书的一种基本思想就是所谓“创新理论。”作者说：“这种分析方法（即创新理论）是由约瑟夫·熊彼特倡导的，他认为创新应成为经济史学研究注意的中心”。（见本书第4页）实际上，本书的作者沙伊贝和瓦特正是运用熊彼特早在一九一二年提出的“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因此，了解和简要剖析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阅读本书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本书作者在谈到美国垄断资本发展过程时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第一次企业合并浪潮，出现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这种大型垄断企业“营业规模扩大，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机构复杂”。（见本书第92页）这种大型垄断企业在创业之初出现了一批最早富于首创精神，敢冒风险的创业者，也就是企业家。熊彼特把“企业家”和“创新”引进来解释资本主义。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Setting up of a new production function），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就是把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a new combination）。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是该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熊彼特所说的有关企业家创新导致经济发展，大体上包括企业家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创办新企业；开辟新市场；发现和控制原材料、能源的新供应来源等等。本书的导言，第一、二、十五章及其他章节都谈到了企业家的这些创新职能。在熊彼特和本书的作者看来，企业家敢于迈向未知领域，与别人较量，富于冒险、进取、征服和战斗的创新精神，又称为“企业家精神”。

对于这种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本书的作者赞叹不已。他们说：“在此经济增长如此迅速，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引进以及市场机会的扩大，所有这些都能发挥个人创新才能的时代里，企业家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一般地说来，这些人（企业家——译者注）都是经济革新和经济变化的主要力量。”（见本书第44页）本书作者也谈到企业家的创新过程是对旧的一套的破坏，这也是承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因为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认为企业家创新就是要“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并认为“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因此，作者和熊彼特一样，认为企业家“创新”、“新组合”推动“经济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很显然，这完全是为了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掩盖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实质。

本书作者还谈到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组织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模仿”应用。（见本书第5页）这就是在他们看来，创新不限于大企业，而是社会上各种企业都可以创新。这样，当某个企业首先采用一种新技术和应用一种新知识以后，其他企业往往仿效追逐，也相继采用这种新技术或应用这种新知识，甚至想方设法超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创新浪潮。一批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创新经营，仿效追逐，由于竞争，在追逐中许多企业破产倒闭。于是又有新企业出现，又有企业运用新知识和采用新技术而超过、挤倒了其他企业，又出现了新的创新高潮，以此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周期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所以本书作者说：“如果把企业家职能的定义说成是为推进新经济关系的创新过程，那么，从这个意义说，创新是和商业周期的研究有密切联系的。创新过程，亦即产生模仿响应，同时也是旧技术、旧组织和旧市场被破坏的过程，这种创新过程对于解释为什么经济在经历了增长高潮之后，就是疲软和呆滞期以及暂时的衰退或停滞期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见本书第5页）在本书作者和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创新是不连续的，时高时低，时紧时松，这就使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周期。当企业家积极创新时，资本主义经济就高涨，而资本主义经济出现衰退、危机，则是由于企业家创新机会的消失。无须多说，稍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穿，本书作者和熊彼特的上述解释是荒谬的，因为他们完全歪曲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

究竟企业家是些什么人？在二十世纪初期熊彼特提出企业家这一概念时，企业家就是富于冒险，又能看到潜在市场、潜在利益之所在，最初创建新企业的那些资本家，这也就是企业家的第一代，自熊彼特提出企业家概念以来，七十年已经过去了。这段时间，垄断资本主义又发展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关企业家的理论也有了发展。本书在叙述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合并浪潮时，作者把那些吞并其它企业，建立大规模经营的巨型公司的石油大王、铁路大王、钢铁大王、汽车大王等都称之为企业家，也就是垄断资本家巨头。这就是企业家的第二代。到了本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美国垄断资本又进行新的企业合并，形成一批混合联合公司和跨国公司。这样，一个垄断资本集团所属的企业不但数目众多，而且生产品种和经营项目繁杂，经营地域极广。这样一个垄断资本家巨头要管理如此众多的子公司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而所有权与管理权进一步分离，垄断资本家巨头招聘和雇佣了大批经理，采用分权管理和集权管理两种体制。这些经理就构成了企业家的第三代。作者指出：“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初，这种大公司已把所有权和管理权历史性分离，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见本书第530页）“经理是行家和‘组织者，。在管理等级中，上级经理管理下级经理。企业的分散、多厂、多产品和跨国性质，正主要受到来自管理趋向分散化（即更多地依赖当地管理人员的主动性）的冲击。”（见本书第531页）当代的企业家，即第三代企业家不在于他们的原有身分和财产，而在于他们对现代工商业和财政金融业的管理知识与才能。他们中许多人就是工程师、科学家、教授和各种技术人员。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电子、自动化和计算机方面的技术革命，已使有高度技能的技术人员，甚至科学家，上升到公司组织的顶层。这些技术专家增加了管理人员的职位。”又说，这些企业家管理着巨型公司，“这种情况看作构成无须财产（所有权）所拥有的权力”，（见本书第531页）即拥有对公司各种生产、销售等经营事务的管理权和裁判权。

本书作者有关经理人员在管理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是有价值的，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但他们和熊彼特有关“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以及“创新理论”则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他们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杜撰出来的一套历史唯心主义理论，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内在矛盾，诋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学说。

在美国经济史学的各种流派中，本书的作者是属于“经济历史科学的主流学派”。他们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各种经济史学流派吸取营养。“正如为一门重要学科搜集有关知识材料而作出任何类似努力一样，这本教科书也从许多学者的著作中得到很多资料。”（见本书第2页）“新经济史学家用经济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史中最好的成分已被经济历史科学的主流学派所吸收。”（贝本书第7页）所以，除了前边说到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本书的理论前提外，本书作者还运用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的凯恩斯经济学说和经济增长论，吸收了其他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作者在分析美国经济演变的历史时，把一定时期的经济现象同其国民收入的变动联系起来，把经济史上工农生产和劳务等具体事实看作是引起国民收入变动的因素来加以考察，从而说明一定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概貌。作者运用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来阐述经济史就是他们受资产阶级经济增长理论影响的例证。尽管本书作者对新经济史学是持异议的，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各种经济史学家肯定都能从新经济史学家有关美国经济史的各种详细假设和前提的新鲜见解中得到好处，这当然也包括他们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例如新经济史学强调数量的分析，利用大量历史统计数据和资料，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上的问题。这一点在本书也是有所反映的，即对生产量和生产率增长的历史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以便了解推动生产量增加和生产率提高的各种因素以及确定这些因素实际上起了多大的作用。对经济史料和历史统计数据作一定的数量分析无疑是有益的，这一点对我们研究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是有参考价值。我们在了解作者撰写本书的理论前提之后来阅读和利用本书资料就会措置裕如，而不致大相径庭。

近一百多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是引人注目的。对于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作者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这与那些在撰写经济史著作时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只叙述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演变的历史相比，是本书的一个优点，也是有较大参考价值的。除去本书叙述工业技术变革的历史以外，作者注重谈到美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他们说：“就农业生产的增长而言，也可以从农业工人人数的增加、农业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业效率或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等方面进行计算。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方面是靠技术革新，即通过使用农业机械，利用新的良种，并在较低程度上靠土壤改良技术；另一方面是通过对新开垦的土地实行轮作”。（见本书第62页）作者用专节阐述了美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历程和经验，并介绍了农作物种植区域专业化（即小麦生产地带、玉米生产地带等）的形成及其优势，另外还评介了美国各个时期政府的农业政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推动。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研究美国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的各种经济资料和统计数据是丰富的，然而作者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来叙述和分析这些史料，而且所引用的官方统计报告又有一定的虚伪性和片面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利用本书的资料时要加以鉴别。

本书是节译本，根据需要节译了原书的前言（其中包括导论、第一章）和第三、四篇，而原书的第一、二篇则没有译出。这样本书的目录编排如下，前言（包括导论、第一章）保持原书目录，第一、二篇目次（包括章）是译者根据原书重新编排的。但各篇章的标题都保持原貌。本书第一篇是原书第三篇，第二篇是原书的第四篇。本书的第二章是原书的第十三章，第三章是原书的第十四章，第四章是原书的第十五章，以下照此类推，至本书的第十七章是原书的第二十八章，第十八章是原书的第二十九章。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如要参照原文，请注意中英两种版本的篇章对应关系。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经济系罗志如教授、胡代光教授、厉以宁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译文脱稿后，又承蒙七十高龄的唐璞先生精心校订全书。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的缺点和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一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