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金

鲁迅先生生前似乎有点讳言自己的作诗，因此，他的诗作传世者不多。一九一八年五月和七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五首新体诗，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又在同刊上发表另外一首，这六首新体诗才真正是由他自己拿出去发表的作品。六首新体诗的署名都作“唐俟”，当时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把这个笔名和鲁迅联系起来的，比如我就是一个。

鲁迅的旧体诗由自己拿出去发表的更少，严格说来，最初只是《哀范君三章》，是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写成后的第二天就寄去绍兴，给《民兴日报》发表的。发表出来是八月二十一日，署名作“黄棘”，这个笔名除绍兴的一些人外，当时更少为外人知道。况且，《民兴日报》是一种在绍兴发行的地方报纸，发行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外界能读到这三首诗而知道是鲁迅所作的就更不多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鲁迅在厦门写他的《旧事重提》（后改名《朝花夕拾》）的最后一篇《范爱农》，提到它，误记为“四首”，只记得其中最末第三章中的六句了，于是在文章中记了下来，又发表了一次。第二次发表自己的旧体诗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在写追悼柔石、殷夫等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洒尽了热血的前驱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时，录入了他在两年前避难中所写的悼念他们的《惯于长夜》一诗，这年的四月，发表于《现代》月刊。此后，再有一次是这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他把《悼丁君》一诗寄给曹聚仁先生，要求在他们所编的刊物上发表；此诗不知作于何日，但可以估定是两个月前得到丁玲同志遇难的消息后写的；到九月三十日，这首诗就在《涛声》周刊上发表了。鲁迅自己拿出去发表的旧体诗，似乎只有这三题五首。

然而还有别人拿出去发表的三首，那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出版的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第四版上，用《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为题，发表了“从日人方面录得氏作三首”，这就是：《湘灵歌》、《大野多钩棘》和《送O.E．君携兰归国》。这样，鲁迅的写作旧体诗，就比较地广为人知，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向他索诗的人也就多起来了。一九三三年末杨霁云同志编《集外集》，就是以这些诗为底子，要求鲁迅加以增补的。鲁迅订正了《文艺新闻》上发表时的误字，又增补了觉得“可存”的《题三义塔》等数篇，共得十三题十四首（当时把《哀范君三章》的第三章补配了两句，作为一首发表），这十四首诗（其中不包括已收在《南腔北调集》中的《惯于长夜》篇）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在《集外集》中作为一组发表，可视为鲁迅当时对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旧体诗的自选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霁云同志的信上说：

作诗的年代，大约还约略记得，所以添上年份，并号数，寄还，其中也许有些错误，但也无关紧要。

据复查，在十三题中，记对的是五题，记错了的有八题。可能当时没有检查《日记》罢？此后，许广平先生编《集外集拾遗》从《日记》中辑出遗漏了的诸篇；许寿裳先生和周作人也录出了一些鲁迅早年所作的诗篇，这样，就使我们约略得以窥知鲁迅存世诗作的全貌。现在从收罗较全的本子上计算起来，包括新体诗、旧体诗、还有几首曾经发表过的民谣体诗，一共只得六十二题七十九首，还不足八十篇。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我曾问过景宋先生，还能不能找出一些《日记》以外的存稿或残句？她回答说，没有了；因为鲁迅除了书赠与人的记入《日记》外，经常是随作随弃，不加保留的。然而，在“文革”中，却又有幸发现了两篇（已计入上面的总数），一篇是书赠给许先生的表妹的四言六句韵语，另一篇竟是题赠给许先生自己而又都未入《日记》的。许先生的对鲁迅的爱戴以及她的一生辛勤收集并护持鲁迅的遗物、遗稿以至于死的精神，是不仅令我，也令知道这情况的中外人士所深深感怀的，然而，谁又能保证不在记忆之中有所漏失呢！

对鲁迅作为一个诗人来研究，在他存世的时候不是没有，但不多；他逝世以后，渐渐有人从事这个方面的探索了，但开始也还不多。一九三九年，我曾奉陈望道先生之命，写过一篇《鲁迅与诗歌》（这题目是陈老给出的），由于自己研究不足，所知又不多，所以谈得很简略，认识也很肤浅，写完就交卷，发表在他所主编的《新中国文学丛刊》上了。——一九七九年有一位那时还未相识的同志从长沙把他的藏本寄赠给我，是那时的重庆土纸印本，重读一遍，对他多年保存此书很觉惭愧。——以后在一九四〇年，上海有一位朋友写文章谈论《鲁迅先生的旧诗》，许广平先生拿来问我的意见，我谈了一些看法，许先生要我写出来，我没有写，因为当时要避免一些全无必要的人事纠纷。后来许先生来邀我和她一起研读鲁迅的旧体诗，我曾推辞而不得，便在一九四一年的秋月至冬月，和她把当时所得的存诗从头到尾地研读了一遍。原来打算由她出面，或者我也附带署名，由我执笔写成一书，阐述我们对这些诗篇的共同的理解，其中有个别的篇章，还请周建老参加过讨论。讨论了一遍之后，就让我略事休息，整理整理我们的讨论笔记，但忽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没几天，许先生就和朱维基同志同日被捕了，我以戴鸿麒同志的漏夜走告得免于难，而所记的笔记之类就因而散失尽净了。对于没有能够完成许先生所嘱咐的任务，一直感到遗憾，难道真要成为我的终生的负欠吗？

建国以后，把鲁迅作为一个诗人来研究和研究鲁迅的诗作的文章渐渐地兴盛起来。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在旅途中偶尔与一些旅伴谈论过鲁迅的一些诗作，后来奉马加同志之命，择要写成了一篇《鲁迅诗本事》，发表后很受到一些同志的诟病。我觉得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既然许多同志对鲁迅的诗作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想法，能够畅所欲言地谈出来也好嘛，虽然其中也或者不免是错误的，谈出来也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在我所读到的全面注释鲁迅的诗作的专著中，最有成绩的是张向天同志的《鲁迅旧诗笺注》（一九五九年初版）和周振甫同志的《鲁迅诗歌注》（一九六二年初版），都是屡经修订发行了好多版的。这两位同志各自凭着他们的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想象，开拓了对于鲁迅诗作的理解的广阔的境界；我觉得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大家开辟了许多走得通的和走不通的蹊径，其功到底是不可没的。在张、周两位同志的启发和创导之下，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注释研究鲁迅诗作的专著就风起云涌，分外繁茂起来。我的视野不宽，读到的书报很有限，但据所知，大约不下二十种罢？这些我所读到的书，大约都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对张、周两位的论点，凡是他们认为可以认可的，都分别加以承袭；另一个特点是对张、周两位的论点，凡是他们认为还可以发展的，又都尽量任意加以发展；一般说来，数量虽多，进展并不太大。而另外又还有些“时代的特征”，当时不管创作也好、研究也好，都盛行着一种“主题先行”的风气：譬如一时遇到要“追谣”了，就得在解释《报载患脑炎戏作》时大加发挥；讲到《亥年残秋偶作》时，又一定要联系着“起看星斗正阑干”而大谈谁是人民的“大救星”；诸如此类，动机当然都是非常良好的，可惜的是离开原诗就越来越远了。

《鲁迅诗解》一书的作者是研究民间文学的一位专家，他也爱好研究鲁迅的诗歌，积多年的心力，写成了此书。一九八〇年夏天，我曾有幸在北京拜读过他的初稿。我觉得，他的观点比较平实，有的方面又敢于不落入前人的臼窠，以意逆志，往往有所神会和心得，很可以启发研究鲁迅诗作者的深省。听说此稿经过了修改，最近就要交付梓行了，这对我说来，真有点象是听到了空谷之中传来的足音，不禁憬然以喜。诗总是很难得到“达诂”的，然而此书之出，总也不失为可以供我们作攻玉之助罢。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七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