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中译本撰写这篇简短的序言。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于社会主义和整个世界的前途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本书出现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在重新审查过去的经验并制订新方法之时，其意义不论多小，也不同于一般。

我无需重述本书的内容，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已故的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为英文版写的序言已明确地阐明本书的主要思想，当然是让读者自己去探讨和评价书中提出的论点。我想说的是，在中文版（如同在1978年出版的日文版）中，除了最初的七篇文章——几乎全部写于六十年代，当时作者仍在波兰生活和工作——还补充了四篇较新的文章：《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的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试图提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波兰的物价问题和政治》; 《波兰十月事件发生二十年后》——根据欧洲第二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考察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行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可能性》——为了真正解决二十世纪末人类面临的问题，试图提出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增加的儿章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写于前一版出版以后，而是因为我认为它们与阐明本书的主要思想很有关系。这个主要思想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牢固的、也可以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

多年前，我曾有机会（不幸的是这种机会不多）拜读过中国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著作的译文。在最近一段时期中，中国作家们又重新出现在政治经济学舞台上。后来，我十分幸运在1979年12月到1980年1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难忘的访问期间与中国经济学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所有这些经历使我深信不疑：如果条件允许，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分析批判能力。这意味着一篇译成中文的著作可能会遭到深刻的批评。我完全了解，我自己的著作也有遭到这种批评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交换观点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唯一所能期待的途径，反过来，社会科学理论的真正发展又是建设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W.布鲁斯

一九八〇年二月于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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