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简介
提高社会生产效果,是苏联共产党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求挖掘国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许多潜力,其中包括合理利用劳动资源和劳动时间的潜力。卡尔·马克思把节约时间的规律称之为集体生产基础上的首要规律。它决定创造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不断减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社会中的任何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
从这些观点看,特别重要的,是充分、合理的利用每一个劳动日,用最少的劳动和物质资料消耗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任务在于使生产的东西更多、更好、更便宜。劳动时间的全部资源,都应当为这个任务服务。社会生产的集约化,是目前条件下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在劳动日问题中,核心的因素是改善劳动日的利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必须深入研究劳动时间和社会劳动的内容、本质、结构完善的途径和内部比例的发展变化,消除它们无益的消耗,挖掘这方面节约的一切潜力。
劳动时间,作为劳动的存在方式,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财富的源泉。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都取决于它的利用和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只一次地强调这一点。卡尔·马克思曾预言,在未来的社会中,“即使交换价值消灭了,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费用的尺度”
马克思以前的经济思想家,只考察这个问题的个别方面,不能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日的社会经济内容和结构以及包含在它里面的矛盾和冲突,不能阐明它的真正本质,因为它反映尖锐的阶级对抗,反映劳动人民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甚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先进的代表者也是把劳动日当作非阶级的现象、当作在经济实践中使用的简单的技术尺度看待的。这种尺度,对资本家和工人,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阶级,都同样适用,而不依赖他们在生产和社会中的地位。卡尔·马克思对大卫·李嘉图学派的批评是深刻的。他说:“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的问题是非常危险的。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让·巴·萨伊、弗·巴斯夏(法国),纳·西尼耳(英国),格·凯里(美国)等,从公开的辩护立场出发,评价了劳动日。他们站在臭名昭著的“三位一体公式”(土地——资本——劳动)和“劳动与资本的联盟”的立场上,抹煞阶级利益的对立,在“人类一般”的意义上考察劳动日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露了类似观点的虚伪性,指出了它们毫无科学根据和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目的。弗·恩格斯写道:“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规定劳动日的标准量对于工人阶级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全面论证了工人阶级把劳动日限于8小时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无产者纲领性的革命要术之一。
关于劳动日的学说,在弗·伊·列宁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弗·伊·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深刻揭示了无产者和资产者关于劳动日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性质,揭露了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论调。这些机会主义者极力抹煞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提出“阶级和平”的口号。弗·伊·列宁还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还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就提出“社会主义将缩短劳动日,发动群众去建设新生活”。
在1918年3月草拟的经济改革的纲领中,弗·伊·列宁把劳动日的缩短同提高劳动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效率、过渡到使用更高的技术、实行更有效的节约制度联系在一起。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相当大一部分职工开始实行7小时劳动日。后来,由于战争威胁的增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又回到了8小时劳动日。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不可能立即缩短劳动日,因为要缩短劳动日必须具备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前提。当它们成熟的时候,过渡到缩短的劳动日就成了实际的任务。1956—1960年,完成了这个过渡。全国所有的工人和职员,都实行7小时和6小时劳动日,而工资保持不变,甚至某些类别的劳动者,特别是低工资的劳动者,工资还有提高。
根据党二十三大的决议,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总工会于1967年3月通过了“关于企业、机关、团体的工人和职员实行带有两个休息日的5日劳动周”的条例。5日劳动周(5日劳动,2日休息)是根据规定的周劳动时间长度实行的。
现在,规定工业成年工人的周劳动时间平均长度为40.7小时,比1913年几乎缩短了18小时。“革命前的俄国,大多数工业企业劳动日为10—12小时,现在,在6日劳动周的条件下规定劳动日为7小时,对个别工种的劳动者规定为6小时或更少,或者是,在同样劳动时间长度的条件下规定有两个休息日的5日劳动周。”
在沙皇俄国时,农民劳动日的年平均长度近11小时,而在夏季,一昼夜达16小时。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缩短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日成为可能。根据第三次全联盟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1969年11月批准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的规定,集体农庄劳动日的长度和规则,休假日的规定,由集体农庄内部规章调节。现在,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公有经济中的劳动时间年平均每日8小时。
苏联劳动法规定:“随着经济和其他必要条件的创立,将过渡到更短的劳动周。”
许多学者,如经济学家斯·格·斯特鲁米林、普·姆·克尔任采夫、生物学家普·克·阿诺欣、弗·姆·别赫捷列夫、伊·普·巴夫洛夫、阿·阿·乌赫托姆斯基及其他人,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就注意了劳动日问题的研究。
1921年,创立了劳动中心研究所。它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热心者之一是阿·格·加斯捷夫。弗·伊·列宁也经常关心劳动中心研究所的活动。在为这个研究所请求拨款给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信中,他写道:“我想帮助主持劳动研究所的加斯捷夫同志……即使我们处境困难,这种机关也应当支持”。
1923年,群众组织—《时间科学劳动组织》联盟产生了。它在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分支机构。它出版了《时间》杂志。在全俄罗斯科学劳动组织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劳动日问题。这个代表大会,第一次开会是1921年,第二次开会是1924年。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急剧增长。劳动科学研究所加强了活动,开始出版《社会主义劳动》杂志。斯·格·斯特鲁米林,格·阿·普鲁坚斯基,叶·伊·卡普斯京,阿·格·阿甘别格扬,德·恩·卡尔普欣,格·恩·切尔卡索夫,弗·姆·戈特洛别尔,弗·德·帕特鲁舍夫,恩·阿·克利莫夫,阿·勒·马克西莫夫,普·伊·苏普鲁恩,普·弗·佩特罗钦科及其他人,作了新的工作。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成了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研究所、乌拉尔大学及其他科学集体的研究对象。
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日的所有问题都同样深刻的研究了,特别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它们中某些问题的研究深度,仍然落后于科学和经济实践的需要。
苏联现阶段的共产主义建设,对经济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苏维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利益,国民财富的增长,要求进一步深入研究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时期的劳动日及其更好利用的问题。
必须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日的社会经济内容,劳动日结构的各个方面,劳动日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发展变化的趋势,劳动日同劳动生产率、劳动集约化的相互联系,影响劳动时间利用的因素,以及劳动日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些成了本书的研究对象。
作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分析劳动日的综合性问题,阐明劳动日在社会主义社会产品和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指出劳动日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体系中的地位,查明劳动日的根本特点,揭示包含在劳动日中提高生产效果和人民福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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