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民主并重”，这是五四运动前夕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口号。五四运动虽然过去六十个年头了，但是，这个口号还没有失去它的战斗意义。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它继承了一八四〇年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光荣革命传统，（虽然，当时的革命者并不是完全自觉的认识到这个革命任务，但在客观上却起着这种历史作用。）又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提高到完全自觉的理性阶段。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争夺欧洲暂时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壮大了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的革命阵营分不开的，也是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潮流的影响分不开的。

《新青年》创刊于一九一五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利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独霸中国，以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反动派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以“礼教之防”和“鬼神之畏”，愚弄群众，“尊孔、读经”,“定孔教为国教”的反动舆论，甚嚣尘上，“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遍于国中，在上海这个半殖民地的近代化城市，居然出现设坛扶乩、出版《灵学》杂志的怪现象。与此同时，提倡民主革命的刊物被封禁，革命的国民党人被逮捕和屠杀，袁世凯的特务、侦探遍布各地，明文载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统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就在这沉沉黑夜里，《新青年》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提出“科学与民主并重”的口号，向着笼罩全国的“迷信”和“专制”势力勇猛冲击，发动了一场彻底反封建、反迷信的真正的文化革命。这个口号所提倡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用它反对宗教、迷信，破除愚昧、落后，发展科学文化，促进国家富强。同时，也作为一种世界观，观察社会问题，许多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观察人类社会，把生物界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原理和人类社会类比，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是永恒的经济法则；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是永恒的“理性王国”。这个口号所提倡的“民主”，就是根据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它和封建主义的“君权神授”说相对立，成为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理论，用它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君主专制主义和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一切封建道德原则。

《新青年》把孔子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等全部封建道德看作是不适合于“现代生活”，障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提出“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原则和“孔子之道”相对立。《新青年》认为：过去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只限于学术和政治，而没有学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这种学习是很不彻底的。为什么袁世凯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时候，一些“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和“辛亥革命”的拥护者，都围着未来的袁氏皇帝出谋献策呢？就是因为这些人还没有树立起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虽然袁世凯的皇帝梦很快破灭了，但是，如果不彻底解决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那末今后一定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袁世凯继续登台表演，也一定还会有些人围着他们出谋献策。

否定封建主义的旧道德，建设民主主义的新道德，这已经不仅是道德范围内的问题，而是涉及对整个旧中国的改造问题。李大钊正是从这个角度向青年们发出战斗的号召：“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辨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他确信将来的中国，必是“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的中国。陈独秀把这种道德革命看作是“吾人最后之觉悟”，他确信只要建立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观，那么就可以顺利地建设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了。其实，陈独秀的这种观点也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如果不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紧紧地结合起来，进行到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没有希望的。而这个任务，又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独立完成的，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阶级，共同来完成。

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彻底否定封建主义，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毕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以后，必然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身上，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软弱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力量日益强大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战士鲁迅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革命小说中，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把破除旧道德，建设新道德，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身上。在新文化运动启蒙下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毛泽东，也产生了西方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必须和东方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同时改造的革命思想。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并不是“临民致治之具”。从此开始探索改造中国的新道路，亲自创办工人夜校，认识到“我国现状，社会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宗教迷信是封建制度的护身符，毒害人民的鸦片。《新青年》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提倡科学，人民的信仰，要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凡是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一切不合理的信仰，都应该予以破坏。科学的真理是“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鬼神的存在，尚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偶像，都应该破坏。”《新青年》把反封建的任务和反迷信的任务看作是同等重要的，不仅反对宗教迷信，而且反对道德上、政治上一切迷信，反对一切不合理的信仰，这是针对当时的反动派不仅利用宗教迷信，而且在道德上利用对“孔教”的迷信，在政治上利用对“君主专制”的迷信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阴谋的。要彻底破除迷信，需要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人民群众不断地自觉地掌握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又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不能单独完成的历史任务。但是，《新青年》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又是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和发扬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〇年总结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的特征时指出：这种新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可见，民主与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须臾不可分离的。

《新青年》所宣传的“科学与民主并重”的思想，使革命知识分子从封建迷信中解放出来，为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扫清了道路，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转变为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把“科学与民主并重”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用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代替资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政治学说；用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来代替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用人民民主主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因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也有了理性的认识，从而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传播，和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组织社团，走到工农群众中去，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探讨如何根本改造中国的道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成长起来，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充分准备。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伟大功绩。

今天，我们已经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长征，为了使科学的发展成为带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火车头，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但是，由于中国过去曾经是长期的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思想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像病魔一样缠扰着我们。林彪和“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能够得逞于一时，充分证明：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传统，依然是我们今后一项十分艰巨的战斗任务。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什么人“恩赐”的，而是要依靠人民自己的觉悟和斗争去争取的。只有争取到人民的民主权利，科学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历史才能前进。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颠扑不破的历史唯物主义真理，将指导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胜利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