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苏联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段时间里，关于计划工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现代化，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越来越增强。科技革命的成就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逐步应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普遍化、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农业的工业化、经济粗放式发展可能性的枯竭和转向集约化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过去几年内在世界经济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东西方经济关系的扩大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使用新的方法和改进现有的方法。

经济科学，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发展作出科学分析，另方面通过独立的探索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些成就也极大地丰富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理论和实践。通过各种探索和科学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同时也克服了一些错误的理论（尽管如此也还不能把它看成是成熟的），进行了涉及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有巨大推动力和高水平的经济理论研究。经济科学的数学分支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方面匈牙利的科学和实践起了值得赞扬的作用）。这个数学分支不仅扩大了，而且在质量上提高了经济分析和计划工作的“武器库”。

不言而喻，所有这些对社会主义各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都产生了影响，使计划工作的方法更加丰富和现代化；在计划工作范围内进行的经济调查研究工作更加深入；国民经济计划更加有了科学基础。

在二十年代末期，苏联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实践及其理论的基本原则大部分是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和要求出发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不仅使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管理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而且使它成为必然；有计划的经济管理工作的基础只能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经过多方面准备和纳入统一体系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些计划只能通过全社会统一组织的有意识的行动才能实现；这些就是上述基本原则的一部分。显然，当时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苏联的经济地理条件和国民经济当时的发展水平以及当时的经济形势。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实践及理论准备中，这些条件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普遍的客观规律同时出现的。这些条件为制定计划工作的其他基本原则提供了基础。

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包括我国）在自己的经济建设中得到了苏联的巨大帮助。这就是说，有可能从苏联吸取社会主义计划经营的经验和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如上所述，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方法在过去的二十五——三十年中取得了巨大发展，并且更现代化了。在已发生的变化的方向和表现形式中有许多共同的普遍的特点。这是因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在这些国家里是相同的或是类似的，它们都相互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和适于普遍应用的经验。

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越来越有意识地依靠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日益深化的规律性。在计划工作中，无论在发展目标的拟定方面还是在计划方法的现代化方面，科学技术的作用都增强了。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力求全面认识和影响各社会过程，经济计划工作和社会计划工作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远景规划作用的增长以及与一般的远景性质和观点的加强相关联的。

计划工作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发生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其灵活性也在不断增长，它越来越力求揭示各种可能的发展形式和选择相对来说最优的趋势和解决办法。有意识地、进一步地改进目标和实施手段的协调工作和把它们纳入一个综合体系的努力日益加强。在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工作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

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在过去十至十五年中），一个有意识的努力方向，是在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和管理工作中以及在各种经济过程形成中，更加积极地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商品生产的范畴。普遍的现象是在经济过程的计划中以及在作出和实现经济决策中极大地增强了经营单位的作用。经互会各成员国在计划工作方面的合作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的理论和实践。这种进展不仅是开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基本手段，而且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促进了国际成分的发展和壮大。

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发展（除了上述的和一些其他的普遍特点之外），反映了每个国家的特有条件、发展状况及其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

1968年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匈牙利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实践产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这项改革的目标是要把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及管理工作同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协调起来，同经济政策与此相关的目标的要求协调起来。

这次改革的一个大的好处，就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规律性所决定的各项根本原则和成分，正确地从根本上同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和不同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各项原则和成分区分开来。这项改革在保持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普遍规律性所决定的各项基本原则和成分的同时，把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决定作用同运用客观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认识到自上而下地分配计划任务（就是说把任务自中央计划机构一直下达到各企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统一计划和管理所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因为考虑到匈牙利国民经济的具体情况、特点和不同时期的任务。它向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为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建立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既能增强计划的稳妥性，又能在不下达计划任务的情况下，使其中的各项目标得到有效的贯彻。经过调整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体制的一些较重要的基本原则，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筹备时期已经制定出来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1968年通过的关于改革的决议包括了这些内容。

但是这些原则考虑只澄清了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一些主要问题。为了能够为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建立一个与已改革了的经济管理体制一致的并构成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体制和改进计划工作的方法，自1967年开始，需要依据已通过的原则完成进一步的大量的理论和实际工作。

这项任务不可能一下子完成。1968年发生了一些有基本意义的变化。此后的几年是为这个在主要方面正确的新体制充实内容的几年；是在方法上逐步发展和丰富的几年；是改变一些业已证实是不适当的解决办法和引用一些新的解决办法的几年；是适应国内外条件所提出新要求的几年，一句话，是这个体制进一步开展的几年。但应当立即补充一句，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变化不单是管理体制的调整所要求的。在这几年内，计划工作也由于其他原因更向前发展了。指出这些变化的哪些成分与管理体制的变化相关联，哪些与它没有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我国在最近十年内，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经过改进的体制，这是事实。它的主要特征在1972年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法中也得到肯定。它的拟定参考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前述决议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中央委员会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决议。

再补充一句，我们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完善的”或者接近完善的体制。它的发展也不是“均衡的”。除了一些基本上是适应的，但需逐步改进的解决办法和方法以外，还有一些与要求不相适应的东西。今后也还需要不断地发展这个计划体制，使它与环境变化所提出的新任务相适应。尽管如此，看来，总结和推广过去取得的经验，条件已经成熟了。肯定地说，这不仅会促进肯定成绩，而且会促进发掘待解决的问题和拟定一些解决办法。

建立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现代化的体制和奠定它的原则基础是有关专家们集体劳动的成果。在国家计划局和其他经济管理机关任职的许多人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我本人也参加了计划体制现代化的工作。自1966年起，我主持了短期国民经济计划工作，1969年以后则主持中期计划工作的方法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想，对于在这一工作中以及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取得的经验，请允许我从原则理论上来做一些总结工作。

需要这样一个总结吗？我个人认为是需要的。诚然，在过去几年中已出版了一些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各有特色的研究报告。高等院校也经常出版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教材。这些教材都力求跟上计划工作的发展。尽管如此，下述工作似乎还没有进行：这就是在不分配计划指标的经济管理体制范围内，对匈牙利现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实际经验做出广泛的总结以及从原则理论上对它进行恰当的阐述。

本书想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一些贡献。在本书中，我还不能全面地介绍、探讨和评价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及已经形成的体制和方法；也还不能对今后发展的任务和方向做出全面的说明。

本书只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一些带有普遍意义和重要意义的原则问题。在探讨计划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的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一些有争议的或疑难的问题，同时阐明我的立场并提出我的理由。很自然在这当中有时还得谈到一些众所周知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想详细讨论我认为是重要的或我有特殊看法的那些问题。我希望这一作法会帮助我避免做全面的阐述。

为此目的，我就不再谈计划工作的一切原则问题，而只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即我认为已经取得值得总结和可能受到广泛注意的经验的那一部分。而在这当中我也只挑选了与我关系最密切的那一部分。

我的实践经验首先是在中期和短期计划工作方面取得的，因此远景规划问题我只提一下。在讨论一些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以外，我要讲的主要是中期计划工作，而短期计划工作，我谈的范围较小。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与经济政策有密切关系，它促进经济政策的形成和实现。因此本书将涉及到经济政策问题，并讨论经济政策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关系，但是它的主题不是经济政策。本书在讨论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之外，还要明确地研究计划工作问题。

同时本书也不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狭义的方法论，即“技术”问题。它的主题主要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博物学，它包括：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体制，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过程，计划工作与计划的关系，不同期限国民经济计划的联系，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方法论的几个当前重要的原则问题，计划主要经济过程的一些原则（经济调节的计划也包含在内）和国民经济计划的组织工作，以及国家的经济管理工作与经营单位的计划活动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原则问题。

由此可见，本书的主题不是探讨经济管理的理论，只涉及经济管理的一部分，即计划工作，特别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当然也讨论经济调节的一些问题，但也不是全面阐述，而只作为计划工作的任务来讨论。

本书不具体研究目前正在执行中的计划或现行的经济调节工作。

我有意识地不在本书中单独讨论国民经济某些口（如工业、农业等）或它的职能领域（投资、劳动力、国际经济关系等）的计划方法。这些问题，只在从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整体的角度看必须涉及时，才进行讨论。

我不详细研究由于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而取得的成就。这倒不是因为我不高度评价它们，主要是因为关于这些成就已经或即将出版一些相应的文章。其次，这些成果与经济管理体制的联系不很紧密。这样我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于与此相关的问题。最后，我认为，前几年在计划工作方面的科学文献中研究数学方法的著作出得太多，而数学方法从实质上说是为完善计划过程的一个成分服务的。应当立即补充一句，在这里，并不是那些在科学和实践方面研究计划工作的数学方法的学者们有什么责任，而是那些对计划工作其他问题研究得不够有力的人负有责任。当然在这方面一些看法问题也起了作用，就是有些人把计划工作的“技术”问题看得过重，而对经济政策问题、经济学和组织工作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

读者可能期望作者（他是做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对真实的计划的实践作出分析和评论。但作者的意图是澄清计划工作的原则基础和从理论上总结实践。具体就是：加深正面的经验，在提到缺点的同时指出克服缺点的可能性和道路，但不在每个问题上都分析实践为什么和在哪一点上与这些相背离（常见的现象是，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关心理论，而专门的学者则对实践的各种情况感兴趣）。当然，在最有意义的各点上，把实践同理论和原则加以对照是不可避免的（避免它也是不适宜的）。作者也是愿意这样作的，但想向读者说明一点：决定本书布局和构思的是一些原则理论的考虑，而不是一些关于对计划工作的实践做批判性分析的看法。

如果本书论及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带有普遍性的原则理论问题，那么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只涉及匈牙利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还是一般地谈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工作？

本书是在总结匈牙利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一些原则考虑和结论反映了匈牙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些情况。正如我所谈到的那样，这个管理体制既考虑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又考虑到了我国的特殊情况。就是说，这个管理体制和计划体制从根本上说对匈牙利国民经济的特点是适应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特点完全是匈牙利性质的。因此，一方面，很明显，这个管理体制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没有普遍的效力、它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可能的变种，但是，另方面，完全不能排除那种可能，就是对某一情况类似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这个管理体制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原则、成分或特点是可以应用的。

根据以上考虑，从理论上总结匈牙利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首先是涉及匈牙利的国民经济及其管理体制的一些情况。很自然，不能说这里提出的原则和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是唯一可能的，而且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本书从总结匈牙利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中得出的一些结论，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对其他国家经济计划工作来说可能是有用的，起码是有启发性的或者可以引起辩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