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同志的《〈史记〉叙事学研究》一书是她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即将付梓，她嘱我写几句话。作为刘宁同志的指导教师、也是该论文的第一个读者，我很乐意借这个机会谈一点感想。

说起《史记》，我们自然会想到它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处于西汉武帝的盛世时期，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但司马迁个人的命运却是很不幸的，由于李陵之祸而受宫刑，奇耻大辱使他痛不欲生，但为了《史记》，他坚强地面对灾难，正如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忍辱负重，终于以顽强的毅力、毕生的心血铸成了历史的长城——《史记》。他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都灌注在《史记》之中，使《史记》不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明珠，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于它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叙事生动、语言多彩，而成为史学家、文学家学习的榜样，历代对于它的研究也一直没有中断。根据史书记载，《史记》在魏晋南北朝以后流传到了国外，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日本，已经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史记》研究队伍。目前，《史记》研究方兴未艾，以至于形成了一门重要的学问——“史记学”。“史记学”涉及史学、文学、哲学、民族学、地理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档案学、新闻学、天文学、医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刘宁同志在认真阅读《史记》的基础上，广泛查阅了从古至今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成果资料，最终选定从叙事学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这个选题颇有意义。因为历史叙事是中国叙事文学中一个重要方面，它成熟早、影响大。甲骨卜辞、卦爻辞、铭文作为现存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已具有了一些叙事的因素和特点，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后续发展，尤其对叙事文本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历史叙事文本中，《尚书》《春秋》处于早期历史叙事的起步阶段，各有一定的特点。《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记言、记事是早期历史记载的主要特征，有较明确的时间观念，但这些记事还缺少必要的文学色彩。到了《左传》《战国策》《国语》等，历史叙事已经成熟，而且成就突出。就以《左传》来说，张高评先生在《左传之文学价值》一书中概括前人评点之说，归纳《左传》有正叙、原叙、顺叙、逆叙、对叙、类叙、侧叙、预叙、插叙、暗叙、倒叙、补叙等30种叙法。《史记》在前代历史叙事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达到了中国历史叙事的辉煌顶峰，代表了中国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可以说，以《史记》为对象展开叙事学的研究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叙事学理论，是当今西方学术界重要的文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译介到国内，对中国文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借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来研究《史记》的文学形式和文学特征，这是一项很有新意的尝试。刘宁同志从叙事视点、叙事情节、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接受等方面进行《史记》叙事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叙事视点部分通过与之相关的叙事者、叙述立场、叙述角度等方面对《史记》的叙事进行解释，由此揭示叙事者主体性对叙事文本以及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对《史记》情节的研究，作者认为《史记》叙事存在浪漫、讽刺与悲剧三种情节类型，它们分别隐喻着叙事者的理想、批判和同情，这三种情节的存在，形成了《史记》叙事的张力，也形成了《史记》的反讽意味。对《史记》叙事时间的研究，作者注意从历史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区分上探索叙事主体的方式特征，揭示了“复调”在叙事中的运用效果，指出《史记》叙事中司马迁所关心的不是宏观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而是人的情感生活和命运，因而体现在叙事中的时间过程，就不是体现普通道德意义的客观事件逻辑，而是体现特定个人性格和命运的生命历程。《史记》结构研究，主要从《史记》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认为作品的外部结构、内部结构都是作者主体性的很好的表现，体现了作者深层的意识形态选择。《史记》历史话语分析，作者认为叙事话语的策略与技巧并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成功的叙事向来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形式中实际蕴含了意识形态内容，带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力，并从《史记》历史话语的外语境、内语境、话语模式及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作者对叙事学这一基本理论理解掌握得比较好，运用自如，尽管个别地方的论述还显薄弱，但作者能够自立一说，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史记》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这是难能可贵的。

《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著作，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描写，化腐朽为神奇，使死的冷冰冰的资料变成活的热乎乎的生命，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叙事，又不同于纯文学的艺术虚构，正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所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但是，《史记》的历史叙事方法却对中国纯文学的叙事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小说、戏剧等。刘宁同志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在全面掌握历史叙事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重挖掘《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特征和价值，由此展现《史记》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的研究，重点突出、线索分明。我们通读全书就会发现，作者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重点都在叙事的文学特质方面，叙事视点、叙事情节、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凸显出来的是文学的审美和文学的效果。叙事接受一章，作者把《史记》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进行分析，探讨历代文学家对《史记》叙事的接受，这是前几章内容的归结点，既进一步突出了《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特点，又体现了历史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如此一来，《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明晰可见了。当然，作者还特别注意到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与区别，并注意从辩证的层面理解两者的关系，在“余论”中对叙事的主体与客体、实录与想象等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全面认识。

由刘宁同志的研究，我想到目前《史记》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从《史记》研究史看，两千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挖掘，还有许多问题虽然有人提出但没有很好解决。《史记》研究要深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要在整理前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就是要看准问题，选准角度，用合适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如《史记》叙事问题，前人已有涉及，从汉代的刘向、班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一直到清代刘熙载的《艺概》等，都有一定的评论，但比较零散，还没有形成体系，没有从理论上进行升华。借用叙事学理论，我们可以把零散的研究统帅起来，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这样就上了一个档次，就有了新意。类似的问题还很多，如司马迁“爱奇”的问题、司马迁、班固的异同、《史记》与古典小说的关系、《史记》与经学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前人或多或少都有涉及，但都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入，而不能停留在简单、零碎的评论层面。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善于借鉴国外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史记》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当然要注意不能生搬硬套，不能玩弄新名词。如借鉴国外挫折心理学、创造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深入探讨司马迁在逆境中的创作心理和创造意识；借鉴接受美学理论，以读者为立足点，从历时性与共时性、接受的目的与方式、接受的效果与反应等方面深入探讨《史记》的价值及其影响等。总之，理论研究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没有理论的深化和总结，就无法使研究有深度。目前的《史记》研究已在这些方面有了一定的起色，出现了一批有学术特色、有理论深度的著作。期望《史记》研究者能继续扩大成果，使理论研究更上一层楼。

学无止境。刘宁同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思想敏锐，学风严谨。我期望她以《〈史记〉叙事学研究》为起点，在学术研究方面不断努力并取得新的成就。是为序。

张新科

2008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