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

记得，2012年6月30日下午，一场瓢泼大雨刚过，王震中教授就带领宋泽计、杨汉立二位同志来到我家。陪同他们一道来的，还有会同县政协主席李显阳先生。进房间后没有过多的寒暄，宋、杨二位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讲起他们的新作——《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一书的诸多精彩之处和书中的创新点。虽然二位滔滔不绝，讲得很起劲，但对他们一口地道的湖南话，我真的没有听懂几句。只听明白了至今会同话中还保存着不少汉字的古音古意，对甲骨文字的音读有参考价值云云……当分别时，宋、杨二位给我留下一部800多页的书稿，并恳切要我看后多提意见，希望我能为他们写一篇“序”。虽然我满口答应，并连声说：“一定认真拜读！”但心底里却没有把这份书稿当回事。因为在我看来，汉语汉字学是一门较为神秘而又高深的学问，是语言学家皓首穷经钻研一辈子的事情。而这两位朋友生活和工作在湘西南的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又哪里去寻找和参考自汉代《说文解字》以来的大量字书和音韵学著作，又怎么能了解和掌握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呢？！但当我一打开书稿认真阅读的时候，立刻就被作品精辟的论述和充满创造性的观点吸引住了……

《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是一部在融会贯通前人和近人汉语汉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走出并开创了一条解决千百年来汉语汉字学习中“形难记”、“音难定”、“义难通”的新思路的优秀著作。本书的亮点就在于在书中创造性提出了“汉语音本义原理”和“汉字形本义原理”，从而推动了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入。

所谓“汉语音本义原理”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探寻汉语每个音节发生的大体情况，弄清确认汉语每个音节所包含的隐性语源义”。“汉语音起源于义，义附于音，汉语的音义是同源的。从根本上来说，汉语音本义原理属于汉语语言学的范畴，其宗旨就是求源推因，就是确认400来个汉语音节的语源义。”如，作者举例分析、论证了反、饭、泛、范、犯、返、燔、贩、翻、幡、帆等读音为“fɑn”的同一音系的一组文字，虽然它们的所指义——词的表层使用意义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本义所要求的“反转（相反）的”特点，却是它们所共有和必须具备的，从而深刻阐明了上古汉语“音义同源”的规律是确实存在的。而以往的语言学家，由于没有掌握汉语音本义原理，因而在对汉字进行训释的时候，往往不能将汉字的隐性词源意义揭示出来，这就给汉字汉语的学习者，在理解记忆汉语语词和汉字的音形义带来了极大困惑，这就使整体感和逻辑性十分突出的汉字语词，成为零碎杂乱的信息碎片了。而“汉语音本义原理”的提出，不仅明确了汉语语词的语源义，而且还进一步确定了同源词族的范围，这就可使几十、几百个同源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方便而清晰地识记下来。初学者只要正确理解、掌握任何一个音节的隐性含义及其发生的内在机理，当听到任意一个音节时，就能较快地在脑海里找到那个音节所对应的具体事物，在头脑中就会产生形象生动的画面和声音效果，从而变“汉语难学”为“汉语易学”。不仅如此，“汉语音本义原理”对于训诂学而言，二位作者指出，它可以确知每一类语词所指对象的隐性特点，因而能够准确地辨析近义词及一大类事物的细微差别，从而找准每一个词语所确指的事物，就可以避免《说文》等字书释义含混不清的缺陷。而对于汉语音韵学而言，由于汉语音本义原理能够明确汉语语词的音义结合关系，能够揭示出每个汉语语词的语源意义，所以可用大量的义通之词声音演变的轨迹，来证明古代声纽与韵部之间的关系，成为音韵学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佐证，并可进一步通过它检验各种方言词语音读的准确与否，从而厘清汉语语词音韵变化的脉络。

而所谓“汉字形本义原理”，是二位作者立足于“文字（包括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作为一种记录有声语言的可视符号”，“是在人类有声语言高度发达以后才逐步产生，慢慢完善”的基础上提出的。汉字形本义，“就是指既包含了汉语音本义（作者按：也可称作语源义）揭示的事物的特点，又包含了汉字形体所对应的具体事物的最原始意义”，而“研究汉字形体演变是探寻汉字‘形本义’的唯一途径”。如此等等。

宋泽计、杨汉立提出的“汉语音本义原理”和“汉字形本义原理”，为语言学研究别开蹊径，找到一把开启汉语、汉字神秘之门的钥匙，即汉语音义结合的内在原理，这就使汉语、汉字形难记、音难定、意难通的难题得到了解决，为汉语、汉字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宋泽计、杨汉立《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和他们在全面继承古代和当代语言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到了前人所受时代、材料和聚讼的症结所在并有所前进，即他们认识到先秦时期开始的“声训”之不足，并对汉代以来的文字学著作，诸如毛亨《毛诗故训传》、班固《白虎通义》、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等书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有所认识。而两宋时期的“右文说”认为形声字的声符既表音又表意，为汉字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但也指出了“右文说”在于用许多声符相同而形符相异的字进行比较以看出这些字的共同意，应属于文字范畴，与旨在揭示汉语语源、解释语词由来的“声训”属于不同体系。自清代以后，训诂学有了高度发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王引之、黄承吉等学者作出很大贡献。特别是段玉裁、王念孙对汉语“音义同源”的规律和汉字形体与音义结合的原理都有了深刻理解和认识。而清末民初以后，“声训”继续在语言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黄侃、杨树达等的推动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但是，由于语言学家对汉字形、音、义等及其和语音结合的原理理解得不透彻，加之传统声训的操作原理及研究方法不够完善，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声训”遭到了以王力等大师为代表的语言学家的怀疑、批判和否定。但王大师在进一步研究过程中，从《中国语言史》到《同源字典》，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又开始从全盘否定“声训”的认识中走出来，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用汉字字形的分析去阐释字义的方法——形训，虽然自先秦时代就开始了，诸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止戈为武”、“皿虫为蛊”等简单的形训。但到了汉代，以形训为主流的训诂学得到了蓬勃发展，《说文解字》就是一部集古代形训之大成的著作。此书“以形为纲，因形为训”并兼及音训、义训，成为两千多年来的训诂学经典。

其后，又经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发展，清代在形训这一训诂方法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前进，诸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王筠《说文释例》、桂馥《说文义证》等，就是在据字形考释字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著作。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文字学家对汉字形体演变的理解和认识。特别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使近现代文字学家考释文字走出以传统的讹变了的小篆形体立说的束缚，甲骨文给形训这种独特的汉字训释方式注入了新活力，宣告了以小篆形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形训的终结，开启了现代形训的新纪元。此外，《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认识到传统“六书”分析文字形体的方法种种欠科学、欠严密之不足，将构字法（象形、象事、形声）、用字法（假借）和释字法（转注）加以辨析，提出自己的象形、象事（包括指事、会意）、形声等“三书说”，并随文以一批文字的说明为例，认真确定文字的结构方式，理清其与汉字形本义的关系，并强调汉字的形训必须紧扣音本义原理，方能求得汉字的确切本义，从而走出了以往语言学家重形而不重音的局限。

宋、杨《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一书，在本书第二章“汉语音本义原理”和第三章“汉字形本义原理”的有关论述和例证，说音释义，考形推义，并将意义结合加以验证，既全面汲取了前人、近人已有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又正流清源，在行文中指出了前人的不足。在继承扬弃中认识，在总结中前进并有所创新，走出了以往语言学家“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从而离汉语内在规律——形、音、义有机结合的原理日益远去的怪圈，因而走出了一条自己说文解字的新路。因此也可以说，《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不仅提出了考释文字的新途径，本身也堪称一部中国语言学批判发展史著作，将会对语言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礼失求诸野。几千年来，中国汉语的语音，也和汉字的演变，诸如经甲骨、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演化发展一样，古文字经“篆变”的飞跃以后，才形成今天通行的汉字。中国文字的读音，也经历了上古音、中古音等阶段的演变，才固化为今天的汉字字音。因此，文字学家在训释文字的字音时，必须追本溯源，确定哪些语词的音读已发生讹变，哪些语词的音读是最确切反映它的语源读音的，这就需要语言学家通过研究先秦文献中的古韵，以及存古性特征极强的方言予以还原。湖南怀化会同地区，地处湘西偏僻之地，民风淳朴，语言独特，较之周边地区的方言，其语音、语义的存古性特征颇为明显。可以说，会同话语音古老、语义古老，用字方法也很古老。宋、杨二位作者特意举出若干例保存上古语音的语词，诸如甲骨学界所熟悉的“”、“”、“亥”等字加以论证。我们不妨以甲骨文“”字为例，看作者的精彩说解。虽然现在多数学者都把它读为“酒”字，但20世纪80年代初李学勤教授指出的“”字音义存在的问题，至今一直没有人能合理地给予解决。虽然“”字形象为以酒浇地的祭祀活动，但商代用“酒”祭祀的礼仪、方法、形式等却多有差异，诸如“酉”（借为酒）、（福）、（尊）等祭名，因而“”字的具体意义和音读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先从字形看，“”字从酉从彡，“”像盛酒的酒尊，而“彡”在甲骨文中为提示声音、气味传播的符号。再从字义上分析，“”由“”和“彡”组合在一起，包含了让盛酒器中的酒香长时间挥发之义。因此，甲骨文中的“祭”，应就是一种以酒为祭品，请神灵、先祖享用的祭祀活动。而“”字读音，《说文》、《玉篇》、《广韵》、《集韵》等古代字书均不得其音读，但甲骨文“”字形体所反映出来的意义与会同话的“lâng祭”相符合，也与汉语音本义原理，即“lɑng”音本义主要强调“长的”、“空无（虚无）”两个特点相近。而会同话的“lâng祭”，就是将少量的酒筛在杯子里，再置于神龛前长时间供放，以使“lâng杯”里的酒消失并变得空无，恰好具备了“lɑng”音本义的要求。这样一来，困扰学界多年的“”祭读音，在会同话中找到了“祖”型。不仅如此，《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还辟专章，即“第五章，汉语音本义、汉字形本义实例集解”，对会同话以“ɑ”音字、“ɑi”音字、“bɑn”音字、“bi”音字、“cɑi”音字等不同组类的一批文字进行了辨析，指出历代字书对有关文字训释的不确之处，并以形本义和音本义原理点评其不足，再结合会同话的这一“上古汉语活化石”，对各个文字的音本义、形本义加以复原和验证。可以说，在对这一批文字进行说解时，作者对“主流观点”评得有理有据，切中要害。而作者自己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对该所考字的形本义、音本义的“概括”里，可谓证据充分、令人信服。因此可以说，会同话成了破解聚讼不决的文字症结的关键。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地道的会同话，堪为“上古汉语的活化石”。也可以说，会同话里为我们保留了不少“殷商时代的语词”，这正是破解汉语音义同源和汉语语源义的最好密码，对研究汉语的源头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因而会同话是值得保护和弘扬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把会同话这一珍贵古老的华夏民族精神财富推向了海内外学术界。我们建议，会同县有关领导，应对会同话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加大保护和研究力度，在会同县形成一支保护、弘扬和整理、研究会同方言的队伍，以进一步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同话的深厚文化底蕴，为祖国的汉语汉字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作出贡献！

诚如宋泽计、杨汉立二位先生所言：大道至简。既然二位同志为我们找到了汉语汉字的规律性、逻辑性、可操作性认识，从理论上破解了汉语汉字文化学习中的难点和瓶颈，我们建议二位同志再接再厉，以他们发现的汉语音本义和汉字形本义原理为指导，更上一层楼，对中国的汉语汉字进行一番全面体系统的整理、研究、归纳，为我们编写出一部全新特色的《简易汉语汉字辞典》来，这将是有利于当代、惠及后人的大好事。将使所有学习汉语汉字的人，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较容易地学习、理解，并在享受知识的快乐中学好并掌握汉语汉字，从而把汉语汉字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和更广泛地传播！

宋泽计、杨汉立二位同志，在当今人们比较讲究功利，追求实效的大环境下，却能甘心寂寞，心无旁骛地投身到枯燥的语言学研究中并取得成就，这种追求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在不少人把书束之高阁，浮躁得无暇和无心读书的时候，二位同志却坐定会同县炎帝文化办公室，聚精会神地埋头在故纸堆里，从佶屈聱牙的甲骨、金文等古文字开始，再钻到枯燥难懂的历代文字学字典、音韵学著作和当代学者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之中，并将它们读懂、读通，融会贯通并走出来，走进上古汉语活化石——熟悉的会同话语言环境之中，从而另辟蹊径，为汉语汉字的大普及大推广找到了一条新路，因此，《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的完成，既是二位同志的精神追求，也是二人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应该说宋、杨二人骄人成绩的取得，是和湖南省会同县有关领导，为了发展和建设文化会同，大力支持和培养、发现人才的远见卓识分不开的。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会同县有关领导不仅把会同的炎帝故里文化打造得风生水起，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还润物细无声，在当地文化人才的培养上也做了许多工作，可谓善莫大焉！宋泽计、杨汉立同志就是县领导发现、培养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草根”语言学家！中国的广大民间，有许许多多的各方面的人才，希望各地有更多的领导和会同县的领导一样，发现、支持和培养“草根”人才，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和谐的美好家园中得到茁壮成长！须知，中国历代多少杰出人物和不朽作品，不知多少就是出自民间，出自“草根”啊！藏龙卧虎，是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总之，《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是一部优秀的语言学著作，它不仅会使语言学工作者受到启迪、获得新知，也会使一般读者破除对汉语、汉字种种神秘感。此外，通过本书生动例证和准确的评析，还可消除对古今语言学字典、韵书的陌生感和高深莫测感，从而使原本源于人们社会生活的语言学研究，走出学者们清冷的书斋，重回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来，从而使艰难、复杂的汉语汉字学习，变得简易并从中得到乐趣！

我竭诚地向广大热爱汉语、汉字文化的读者推荐这部《会同话与简易汉字学》！

写出以上读书的笔记，权以为此书的“序”吧！

2013年1月16日于北京方庄“入簾青小庐”寓所

2013年1月20日于大雪纷飞中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