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33年是德国历史上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历史之所以引起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不仅是因为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以统治者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因为魏玛共和国夭折后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了罪恶的第三帝国，纳粹德国发动了争夺“生存空间”的侵略战争，给欧洲和人类文明带来了深重的浩劫。正如1955年联邦德国著名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埃尔德曼所言：“不管清楚地表述与否，所有对魏玛共和国历史的研究，都必须受对共和国崩溃原因探讨的主导。”

国际学术界对于魏玛共和国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痛定思痛，迫切需要揭示德国纳粹上台的原因，魏玛共和国的最后阶段很自然地被作为研究重点。争论的焦点是向总统制内阁过渡问题、特别是1930—1932年布吕宁内阁的历史地位。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一种观点认为布吕宁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力图挽救民主，是最后一任民主总理；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布吕宁武断地使用总统紧急权力，为共和国的瓦解、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1970年布吕宁回忆录出版，在书中布吕宁坦陈其将恢复君主制作为政策的核心，严重损害了其声誉。许多学者将布吕宁视为头号保守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其目标是削弱国会和重建俾斯麦式的统治，布吕宁被任命为总理是魏玛民主崩溃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直到今天，围绕布吕宁的争论仍在继续。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对魏玛共和国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共和国建立阶段。1955年，K.D.布拉赫尔出版的《魏玛共和国的解体》一书对共和国政治结构性缺陷和反民主势力的揭露促使了研究视野的转向。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卡尔·迪特里希·埃尔德曼的观点受到广泛质疑。在埃尔德曼看来，1918—1919年德国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是（苏维埃）代表会政权，要么是议会民主。艾伯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只有与德国传统的旧军队和旧官僚联合，镇压革命力量，才能为建立议会制共和国奠定基础，以免德国陷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命运。学者们通过对工兵代表会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指出工兵代表会不是革命左派的工具，而是控制在社会民主党手中；1918年冬季的革命是一场自发的并受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影响控制的人民运动，不是一场使德国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革命。艾伯特政府拥有尽管有限但无疑更广阔的回旋余地，艾伯特政府未能利用工兵代表会的民主潜力进行广泛的社会民主改革，致使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基础十分脆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失败和法西斯的上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虽然出现了对修正派观点的批评，但修正派观点依然占统治地位。

20世纪60年代以来，魏玛共和国中间阶段也成为学界研究重点。除了政治和议会史、施特莱泽曼时代的外交史以外，学者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复杂的经济政策和20世纪20年代社会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对中间阶段较为一致的看法受到了经济史学家库特·博尔夏特的挑战。他认为，即使在相对稳定的“金色年代”，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大危机的来临，给共和国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困境。魏玛共和国无可救药的“病态”，面临难以想象的政治经济问题，终于使魏玛共和国在劫难逃。博尔夏特为布吕宁执行恶化危机的通货紧缩政策辩护，称布吕宁缺乏调节的余地，别无选择。博尔夏特对魏玛民主失败的重新解释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C.霍尔特弗莱里希等人认为，布吕宁选择紧缩政策，原因在于他追求政治目标，布吕宁更多是缺乏决断。

从目前研究趋势看，学者们在探讨魏玛共和国崩溃的原因时，已经摒弃了单一因素论。但在具体立论上则各有侧重。有的学者强调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是摧毁魏玛民主最重要的因素。有的学者更强调德国历史、文化和传统中不利于民主政治发展因素的影响。有的学者则更注意魏玛共和国先天不足和议会民主、政党制度的缺陷、反民主势力的巨大影响。有的学者则更着眼于对个人（如布吕宁、希特勒等人）、政党（如社民党、纳粹党）等在共和国崩溃中的角色的分析。还有的学者力图用现代化的范式对魏玛共和国的危机进行分析。

陈从阳同志的《美国因素与魏玛共和国的兴衰》一书对魏玛共和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创新是：它突破了学术界从内部因素探索魏玛共和国衰亡原因的窠臼，选取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即从美国因素探讨它对魏玛共和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是主要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又是欧洲走向衰落的转折点。美国凭借巨大的财政、金融力量和巨大的军事潜力参加战争，对一战的结局和战后的和平安排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20年代，美国虽然囿于传统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从欧洲的战略和安全事务中撤退，但美国非官方的经济外交、巨大的财政资本力量，依然对世界经济、欧洲的战后发展等影响深远。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经历的战后初期危机，1924—1929年短暂的相对稳定和1929年后的大萧条和解体的历史进程都深深打下了美国因素的烙印，对魏玛共和国的兴衰产生重要的影响。

本书的创新还在于进一步开拓了魏玛共和国史研究的新领域。本书将魏玛共和国的兴亡与一战及战后广阔的国际背景，特别是美国对欧、对德政策和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影响联系起来，作者尤其注意从过去很少研究的领域：即美国政治思想、大众文化等层面考察美国因素对魏玛共和国的影响，并应用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原理和研究方法，使人们对魏玛共和国历史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立体。

《美国因素与魏玛共和国的兴衰》一书通过分析和论证，得出了一些新观点，如作者指出：美国参加一战对德国作战、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十四点计划”和在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和平斡旋，客观上推动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爆发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威尔逊充当了德帝国“掘墓人”和魏玛共和国“助产士”的双重角色；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对德政策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处在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之中；美国共和党政府一战后在赔款和战债等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引起德国严重经济和政治等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主义”、“美国化”在德国的风行和德国知识界、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文明的批评和反叛，客观上为纳粹意识形态提供了思想材料，为希特勒上台扫清了道路。在本书的结尾，作者特别总结：虽然美国在推动魏玛共和国建立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美国因素对魏玛共和国的影响，却在更大程度上使共和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魏玛共和国命运多蹇，最终落得个早夭的结局。上述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

数十年以来，国外学者对魏玛共和国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魏玛共和国史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甚少，至今还没有一部国内学者撰写的关于魏玛共和国史研究的专著面世。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魏玛共和国史的专著，《美国因素与魏玛共和国的兴衰》一书的出版无疑填补了国内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并且弥补了国外学者对美国与魏玛共和国关系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的不足，对于推动我国的德国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该书的出版也有助于人们在全球化时代进一步认识国际因素与国内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充分发挥国际因素对国内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希望陈从阳同志不要以目前的成绩为满足，为中国德国史研究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

吴友法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