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

在2010年万象肇始的元月，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教授送我一本《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的打印本，期望我能为之作序。

虽然我并不专注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但对这一领域的进展却始终保持着关注。我个人以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的新闻事业，当然是全国新闻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传播的特殊性和独特地位，这个领域的研究，其实对中国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就答应了德仓教授的要求。

《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是德仓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藏语报刊发展史研究”的最终成果。在确立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时，就有新闻史专家提出建议，从设置课题的角度，鼓励国内学者开展对不同民族语言报刊媒介的研究。德仓教授供职的西藏民族学院，隶属于西藏自治区，但却建校于关中大地、渭水之滨的秦都咸阳，具有开展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的天时地利，而他本人自2000年开始，十余次进藏调研，已经在西藏地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中崭露头角。于是由他申报的关于藏文报刊历史的研究课题就成功获得立项。

德仓教授是一位有追求、有毅力、有独立学术理想的学者。我们直接的谈话并不多，但在以新闻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我个人非常赞赏他把握环境，善于把学术研究与地方文化结合的学术素质。他选择了西藏地方新闻传播历史和藏文报刊历史的研究，并始终不渝地努力，耐得住寂寞，坚持自己的学术目标，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据我所知，他的《西藏新闻传播史》不仅是国内第一部西藏地方新闻传播历史的著述，而且在新闻学界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力。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也积极评价他的研究。2009年，这部著作获得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课题研究成果奖，居“新闻传播学”14个获奖奖项之一，也是这种影响力的证明。我在《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新闻与写作》2007年1月）一文中，也曾将《西藏新闻传播史》作为这个历史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我在阅读了《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的初稿后，对德仓教授的学术选题、研究框架给予积极的评价。我也认为这项研究意义重大，无论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还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价值。如果要陈列出我的看法，应当有如下几点：

一、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填补了藏文报刊史的一个重大空缺。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有了朝鲜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史的著作，但还没有看到藏文报刊史的完整研究。在白润生教授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涉及部分藏文报刊的描述。德仓教授的这部著述，不仅仅是占据了一个学术制高点，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新闻历史的研究，使新闻史学体系更臻完善，而且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一大进展。

二、我对这部著作清晰、严谨的研究思路和独立的研究品质给予充分肯定。学术研究，实际就是逻辑思维能力的磨炼和提升。面对一项研究，如果不能确定清晰的目标和思路，构建合理的研究框架，选取恰当的研究方式，整个研究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在我看到本书稿的目录时，就能立即理解作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路径。而在披阅了正文后，亦能证明作者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也正是沿着这种思路扎扎实实地做着探究。该著的研究主体构架，是从藏文报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出发，着重点在对藏文报刊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对藏文报刊的媒介构架和传播品质的建构，这是支撑藏文报刊历史大厦的两块基石。作者所用文字的篇幅并不庞大，但对历史轨迹的阐述十分清楚，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以及划分的凭据，都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历史本身就纷纭复杂，但作为被学术陶冶的历史著述，不仅应当具有清晰的面孔，而且要有历史的层次感和深度。我觉得德仓教授在这里基本做到了。

三、史料的挖掘汇集及历史研究的姿态，值得褒扬。在这部书稿中，我们会看到历史研究应有的对事实的尊重。所有结论并不出于研究者的臆断，而是事实中包含的科学逻辑。为了凸显历史的醒目印象，作者专门设立了“中国代表性藏文报刊要览”，从不同的角度选择了有代表性的藏文报刊，进行个案介绍；“中国藏文报刊名录”则汇集了作者收集的中国藏文报刊的最完整记录，把藏文报刊以创刊时间排列起来，是一个富有文献和参考价值的资料汇编；“大事记”简要陈述了与藏文报刊发展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具有标志意义的藏文报刊，为我们提供了检索的便利；在“附录”中，作者选择的重要文献和一些藏文报刊的发刊词，是研究藏文报刊历史进程的必需资料。在这些方面，就足见作者对史料的重视和搜罗发掘的功夫，也表明了新闻史研究的科学态度。

四、这项研究，也是新闻传播学与藏学之间富有创意的学科融合。德仓教授的新闻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在新闻传播学和藏学之间构建了一种文化联系。藏学现为国际显学，无论对国家发展，民族团结，还是民族文化的传承，都具有重大意义。传统藏学注重藏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的研究，基本不涉及新闻传播。现代藏学已经注意到了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问题，但从新闻传播的视角研究藏民族问题，似乎很难见到。德仓教授的研究，可以说是开辟了藏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些成果，既可以被看成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绩，又完全是藏学研究的一个区间，成为融合两个学科的“双栖”果实。这就使他获得了跨学科研究的开阔视野和更大优势。在新闻史的研究中，作者的这种探索，具有示范意义。

五、具有多重的学术价值。如果我们把《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置于学术和文化的大背景上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其多方面的价值。在藏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中，它对藏文报刊的历史做了比较完整的研究，肯定是一个开拓性的成果；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研究中，它也是一种代表作，将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新闻史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而言，它又填补了一项空白，使新闻史家族家丁兴旺，内涵趋于完整；同时也意味着，德仓教授的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已经突破西藏地方的视阈，注目全国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完成着由一个地方新闻史专家向国内新闻史学术带头人的转变。

从中国新闻史研究走向和作者未来发展考虑，我在此提出一些建议。德仓教授可更加关注藏文报刊媒介地位和未来发展的研究。作为一种民族语言的媒介，它的存在和发展受到极大挑战。这方面的研究在该著中有所体现，但我更期待在德仓教授主持的国家民委项目的研究中，于此方面有重要突破；在了解了藏文报刊的发展历史后，我看到在一些历史时期，藏文报刊出现了惊人的空白，它的原因何在？将来有无可能通过文献发现其中隐藏的藏文报刊，从而改变藏文报刊的历史记录？如果可能，把此著翻译为藏文著作，是否更有利于在藏民族文化母语环境中传播？

我记得中央民族大学的白润生教授作为民族新闻传播史的开拓者，最近一直呼吁构建“民族新闻传播学”。我支持这项努力。它不仅利于凸显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和民族品格，而且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意义巨大。我知道德仓教授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也是白老师的有力助手，期望德仓教授在“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

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2010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