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汉文

诗为六经之首，“诗正而葩”，中国的“诗”最初专指《诗经》，以后则推而广之，作为一种文体，泛指押韵有节奏的吟咏之作，自古至今而然。

情动于中，物感于外，在心为志，出言为诗，或以言志，或以明道，古今东西之诗，皆如是焉。故世界各民族之文学皆以诗始，中国之《诗经》，古希腊之荷马史诗、巴比伦之《吉尔伽美什》、古代印度《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色列人的《雅歌》，都是世之瑰宝。如果以诗体而论，则中国汉语诗源远流长，与英诗并为诗界之宗主，这也是得到公认的。但并非人人都知道，汉诗不仅中国有，日本的汉诗也是一绝，不仅因其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引人注目，而且以其多姿多彩的风格、通变与民族精神的显现等特征而自成体系，人称“日本汉诗”，自清末学者俞樾编《东瀛诗选》以来，蔚然成为诗学一大宗，近年来又成为世界诗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之重要领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其中。

吴雨平副教授授业之余，勤勉问学，并两次远渡东瀛，问学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等院校，搜剔爬离，历时三载，博士论文杀青，越二年，博士论文即将付梓，征序于余，余何让之哉！

博士论文乃学位论文之最高规格，其要求自非寻常。然当下文风涣漫委靡，“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吴雨平的博士论文却“浏漓顿挫，独出冠时”，力图展现学术公器之神圣精神。

学位论文之选题与角度至关重要，要能在学术史上有创新意义，又要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科学求实精神与学术创新缺一不可，此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体”也。以此论之，吴雨平博士论文的创新性是值得肯定的，日本汉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尤其是将研究的视角定位在文体（广义的文体概念）上以考察其通变，远有汉诗格律流变可为借鉴，近有当代语言学文体与言辞美学（从索绪尔直到巴赫金“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言辞创造美学》）作为论据，可谓左右逢源。吴雨平博士对文体学的理论传统注入了自己的理解，首先把文体的对象扩展到言语运用的形式和内容各个方面，突破了刻板的修辞模式，其次是将文体植入文学与精神圈的环境中，考察二者之间的回环与互动关系，刷新了汉诗研究拘泥于语文学的传统。

选题角度决定了视域，但是作为现代博士论文，只有专深的角度与视域仍是不行的，笔者阅看了20世纪英美大学的博士论文，发现50年间视域变化极大，传统的大题目现在几乎见不到，代之而起的是相当深邃的专题研究。欧洲大学学科教育起步早，其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有一定参考价值。视域之后即是材料，这也是国内当前博士论文的一个弱项，一是材料陈旧，外文资料中看不到21世纪新成果。另一个特点是材料不系统，东鳞西爪，不能穷尽本专题的主要著作。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博士论文，无新材料即无新学问，近年来我指导的博士生大多是高校副教授与讲师，我对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掌握原文资料与理论方法，其中尤其重视原文资料，还是顾炎武的那句话，要采之于山不要买之于市。吴雨平的博士论文是建立在其在日本辛勤采撷查找大量汉诗原文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行文之中既有文本，又有史证，还有历代评骘，应当说比较全面，特别要强调的是，其征引足以反映中日两国关于日本汉诗研究的最新主要成果，虽然这个领域仍然是新的，但是肯定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是必要的，这也是论文成功的前提。

2006年，余在台湾某大学讲演中，有听众提问曰：学分古今中西，术有考据义理辞章之别，我们拜读了先生流传在台湾的几本书，发现涉猎相当广，不知先生及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侧重点是什么？主要研究方法是什么？

余当时在电脑书写板上写下四字作为回答：

本古执今。

学术之古今中西都是后人的分法，其实并非自来就有。何时为古，何时为今？孔子不征殷周而不知夏，鲁宅壁中书不出则不知古文，赵宋前不知金石，1900年卜辞不出则不知三代，20世纪70年代简帛不出则不知战国，没有今，何有古？没有古，又何来今？

学术之古今，天地一指，万物一马也。学问之中西，肝胆楚越也。古今中西之学不可断然分，近人论“国学”者甚众，其实古不知甲骨文、金文、石刻与简帛之学，近不知梵泰二西之学，亦奚以为“国学”耶？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以古代学术为本，执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之，以中国学术为本，执二西之学（即古代西方印度与现代西方之欧美）以为援，此之谓“本古执今”也。余本人以中国古代与西方学术的义理为私好，主张古今中西的贯通，“通一经者不能专断”也，前人所谓“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实为至理名言。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与博士生论文选古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为题的相当多，这是余所赞同的。

资料是博士论文的基石，如果没有充实的资料，观念的建立总是显得苍白。从我国的学术史来看，自明清以降，江南学者重视实证考据之学，形成了严谨求实的学风，如果博士论文能够继承这一学风并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发扬创新，我想应当是其正确的发展方向。略需说解的是，这里并非贬低理论或是辞章，只是希冀这种言之有据的学风能够得到推广，理论与辞章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论文的灵魂，但是，言之无物却有使文与理跌入空泛的危险。

至于说到论文的创见与方法的应用，近年来余其实多次强调。现在有一种相当错误的看法，认为创见就是一句别出心裁的话，特别是那些任意否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哗众取宠之论，甚至夸夸其谈的“鄙倍之辞”，更容易得到一些人的青睐。其实这是相当危险的，首先任何创见都必须是言之有据，无坚实论据与论证过程的空话无异于信口雌黄，博士论文坚决不能有这种言论出现。从吴雨平博士的论文来看，这种平实而具有创造性见解的意义就十分突出了，论文的结论来自于确切的考证与论证，言之成理，这是应当推广的长处。

论文中最难的其实是“论”字，自汉魏以来，“不能持论”已然成为文坛之患，先秦诸子的雄辩常令后人汗颜。博士论文更要重视论证过程，这也是吴雨平博士论文的一个长处，以论证的逻辑力量来征服听众，远胜过激烈的文辞与空虚的玄想。任何形而上学的思考必须顺从理论思维的规律，这是学位论文的一般准则，而不是个别人的倾向。

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有长达一千余年文学文化交流关系，有共同的文字渊源，近现代以后，则演化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文学形态，中日之间的这种文学联系世所罕见，弥足珍贵。“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近年来，日本汉籍的整理相当活跃，余上文已经指出，理论的阐发以及文献与资料的发现必将孕育新的突破，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在经历种种误读错解之后，必将有新的拓展与涌现，我希望吴雨平博士与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其他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们能够不负时代，劲发新声。

公元二千零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晚

写于沪上牧鱼楼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