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和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4930421所写的于十三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游记，同本丛书4930422的大多数著作是有所不同的。作者们并不是圣徒，而且在严格意义上说，他们的旅行并不是传教旅行，而更具有政治使节的性质。虽然如此，但是他们是罕见的基督教世界的忠仆。他们忍受了圣保罗（St.Paul）所说的一切艰难困苦，完全忘我地献身于基督教世界的事业。而且他们是圣方济各的第一代门徒，具有艰苦朴素、安于贫穷、自我牺牲等真正的方济各会4930423的精神。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写下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和远东之间第一次接触的第一手绝对可信的记载，而进行接触的时间，乃是在东自朝鲜西至匈牙利的整个东方世界正在被世界史上最大灾难之一搅得翻天覆地并加以改造的时刻。

一、欧洲和亚洲的关系：两个欧洲和两个亚洲

为了了解这些重大事件，我们必须回溯很早的历史。古代的各种文明，仿佛是处于野蛮的茫茫荒野之中的一些绿洲。这些绿洲由于一种共同文化而互相连结起来并且成为一个文明世界，只是逐渐地实现的。我们在其中生长的世界，是地中海地区的世界，这一地区于公元前一世纪在罗马帝国中达到了政治统一。在旧世界的另一边，中国构成了同样的统一，中国达到政治统一，远较西方为早，虽然较希腊化世界（公元前216年）为晚。同样的，在亚洲南部，在印度形成了同样类型的统一，并且把它的影响扩展到东南亚的柬埔寨和爪哇；但是这一文化统一始终未能完成政治统一。最后，在印度和罗马帝国之间存在着波斯文明，其起源是伊朗高原的绿洲文化，但是，这一文明有侵害东方的印度文明和西方的罗马希腊文明而从事扩张的倾向。在西起罗马帝国边界东至中国万里长城这一绿洲文明的链条的北方，伸展着几千英里的塞外荒野，象鲁不鲁乞所说的，“犹如茫茫大海”，这就是野蛮人的领域。每一个绿洲文明各有其自己的野蛮的邻人，被他们所蹂躏；也可能绿洲文明控制住这些野蛮人，直至最后这些野蛮人几乎被同化了。但是，每隔若干时间，荒野深处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时，新的野蛮的洪流就会从草原冲进来，把半开化的野蛮人赶在它的前头，冲击稳定文明的防御工事，直至它们被突破。或许这种大动乱的最著名的一次是第四世纪时野蛮人的入侵，那时匈奴从外部草原冲进来，把哥特人（Goths）赶在他们前头，赶出了俄罗斯草原，渡过了多瑙河，这样就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同一个时间，一个同样的运动也在远东进行着，当时东匈奴蹂躏了中国北部；稍晚些时候，在印度，所谓白匈奴征服了印度北部。在整个历史过程中，这种事件曾经反复发生，从来还没有一种文明曾是如此足够强大，以致可以不受它们的影响。在匈奴之后，来了亚法尔人（Avars），在亚法尔人之后，来了不里阿耳人（Bulgars），在不里阿耳人之后，来了马札儿人（Magyars），在马札儿人之后，来了突厥人。各种文明，由于它们的性质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很自然地不能为了它们的物质防御而联合起来，而在草原的各民族却比较地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多少年来，他们的文化改变得如此之少，因此，马塞林奴斯（Ammianus Marcellinus)4930424对于匈奴的描写，几乎可以和帕里斯（Matthew Paris)4930425在九百年以后对蒙古人的描写互相交换。

这些侵入周期的有规律的性质，使人们想到：在这些侵入周期的背后，存在着某种共同因素。很多年以前，亨廷顿教授（Ellsworth Huntingdon）及其他人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这些侵入周期是由于使中亚细亚干燥的气候条件所致，因此，如果我们有了必需的材料，就可以证实，在湿度变化和人种变化之间，有一种准确的一致性。虽然这是毫无疑问的，即：在中亚细亚，沙漠曾经日益扩展，而这种情况使草原民族受到不断的压力，但是我们却不可以把气候的因素作为历史变迁的唯一原因。种种证据似乎毋宁显示：决定因素乃是人的因素，一方面，由于政治原因，绿洲文化的抵抗削弱；另一方面，在野蛮人中间，周期地出现了某些军事领袖，他们能够在一场扩张和征服的运动中把野蛮人团结起来。当这样一个领袖出现时，他发现草原上的游牧骑士是战斗人员的源源不绝的后备军，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轻骑兵。当这样一种运动发动以后，它就好象雪崩似地不可抗拒，因为，在每个新的部落被征服以后，它的力量就增附于原来的核心组织。几乎在每一次这样的运动中，我们发现最初发动的地点总是在蒙古的西北部，草原以外的地方。这里形成了一种野蛮文化的绿洲，阿尔泰山和兴安岭大山脉把这块地方同亚洲腹地的其余地方隔离开来。亚洲一切伟大游牧帝国都在这里建立它们的中心，从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到中世纪初期的东突厥和畏吾儿，最后到十三世纪的蒙古人，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四个帝国的都城都在鄂尔浑河（Orkhon）上游流域河谷彼此相距很近的地方，——在那里曾经发现早期的突厥汗和回鹘汗的坟墓和碑文。

因此，草原上的这些帝国，绝不象它们的在文明世界中的被害者们所认为的那样野蛮。它们有它们自己的古老的文化传统，尽管在人种和语言方面发生种种变迁，这些传统从来没有完全丧失。1924年在乌盖泊（Urga）附近的诺音乌拉（Noin Ula）发现的匈奴诸汗的坟墓说明：早在公元初年，匈奴就已经和外界有非常广泛的文化上的接触，不仅同中国，而且同伊朗、叙利亚和东欧都有接触。稍晚的时期在哈刺和林（Karakorum）附近和硕柴达木湖（Kocho-Tsaidam）发现的东突厥的伟大碑文（这些碑文刻制于第八世纪及其后的时代），是具有很高文学质量的作品，这就证明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和独创型式的文化。最后，在同一个世纪中，回鹘人（他们取代了东突厥作为蒙古的统治力量）采取了摩尼教作为他们的国教，并且成为定居的民族，因此，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个有饮血的野蛮风俗的国家，已改变成为蔬食的国家；这个从事杀戮的国家，已成为专心致力于行善事的国家。”4930426

这种爱好和平的文化是不能在外蒙古立足的，因此回鹘人被迫退到吐鲁番和哈密绿洲，在整个中世纪中，他们就留居在那里。但是，他们把他们的文化传统传给他们在外蒙古的继承人，象克烈部（Kerait）和乃蛮部（Naiman），而这些部落又对于更为原始的蒙古人（这些人较晚才来到蒙古，他们或许起源于贝加尔湖东方和北方的森林地区）发挥了文化影响。

因此，当成吉思汗团结了蒙古各民族，包括蒙古人和突厥人，领导他们向东方和西方征服世界时，他不但继承了帝国的传统，而且也继承了文化的传统，并在其帝国的组织机构和行政管理中，雇用了更为开化的克烈人和畏吾儿突厥人。4930427同时，他也继承了草原的古老好战民族的高度专门化的军事传统，这些民族学会了以很高速度和严格纪律运用大群骑兵的作战方法，这种速度和纪律，是西方重甲的骑士的战术所不知道的。他和他的前辈不同之处，是他的攻击非常迅速和猛烈。

铁木真（成吉思的原名）或许生于1167年，他的父亲是蒙古的一个具有贵族血统但权力不大的首领，当铁木真年幼时，他的父亲就被塔塔儿人（Tartars）杀死了。铁木真度过了冒险的青年时期以后，成为克烈部汗脱里（Togrul）的藩臣，克烈部是信奉基督教的部落，在那时是外蒙古的统治力量。铁木真同克烈部联盟，征服了许多邻近的蒙古部落，最后摧毁了他的世仇，即占据蒙古东部的塔塔儿人。最后，1203年，他与脱里破裂，并把克烈部置于其统治之下。次年，他击败了乃蛮部，这时乃蛮部是统治着蒙古西部的部族。最后，于1206年在鄂嫩河（Onon）畔举行的大会或忽里勒台（Kuriltay）上，他被推戴为皇帝，称成吉思汗，并且开始他的征服世界的事业。

1211年，他开始同北中国进行大战，这一地区当时被通称为金的满洲民族统治着。这次战争，除短期停顿外，持续了二十年之久。不过，早在1215年战争就达到了转折点，这时蒙古人攻下了北京，蒙古的统治扩展到中国北部和满洲的绝大部分。北京陷落以后，成吉思汗转而西征，征服了土耳其斯坦的哈剌契丹王国（Kara Khitayan Kingdom）。这样就使他同中亚细亚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花剌子模（Khorezm）或赤瓦（Khiva）帝国发生了直接接触。成吉思汗于1214至1222年之间进行的战争，是历史上最惊人的武功之一。在完全摧毁花剌子模帝国以后，他穷追败敌，越过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进入印度西北部。同时，他派出另一支军队，在其部将者别（Jebe）和速不台（Subutay）率领下，绕过里海南端，通过格鲁吉亚（Georgia），越过高加索山（Caucasus），进入俄罗斯南部，进行一次大规模袭击。因此，成吉思汗于1222至1223年间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东、西两方的战役，几乎从印度河（Indus）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Dnieper）。即使这样大规模的战役，也并没有耗尽他的精力。因为，1226年，他再一次转而东征，从事于摧毁唐兀人（Tangut）的西夏王国（其中心在甘肃），这时他于1227年去世了。

尽管成吉思汗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但他消灭的人类，很可能比近代任何专家在总体战中消灭的人类还要多。从他攻击中国的第一次战役开始，在十二年以内，蒙古军队曾经到达太平洋、印度河和黑海，并且曾经破坏了印度的许多最伟大的城市。对欧洲来说，特别受到极大的震动。因为在十三世纪中，欧洲已经控制了它自己的野蛮人，现在正把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向前推进，与伊斯兰教为敌，伊斯兰教是它仍然畏惧的唯一敌人。因此，蒙古人的突然出现，是一个睛天霹雳。突然之间，事前没有一点警告，1222年春季，前所未知的野蛮人的一支军队在俄罗斯的东南方边界上出现了。用一位俄罗斯编年史作者的话来说：“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是什么种族，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跑出来的。”4930428俄罗斯的公爵们出兵援救他们的野蛮的邻人库蛮人（Cumans）或钦察突厥人（Kypchak Turks），在靠近亚速海的草原南部的卡勒卡河（Kalka）畔进行了大战。俄罗斯人和他们的同盟军被击败了，投降蒙古人的基辅公爵和其他公爵们被缚置地上，上覆木板，蒙古人在板上举行宴会，庆祝胜利，这些公爵都被闷死了。“这场大祸是5月31日圣杰里米（St.Jeremy）节发生的。鞑靼人从第聂伯河折回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再一次躲藏在哪里。上帝知道，由于我们的罪恶，他是从哪里把他们接来惩罚我们的。4930429

在这以后，有十五年没有再听到他们什么消息。从俄罗斯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野蛮人的一次孤立的袭击。他们不知道，在这些事变后面，有伟大的成吉思汗的组织能力在起作用。他已经统一了中亚细亚，征服了中国北部，在那个时候，正在摧毁伊朗东部的穆斯林文明。

一直到成吉思汗死去以后，欧洲才重新听到蒙古人的消息。终于在1236至1237年里，蒙古的主力部队在拔都（Batu）和速不台指挥之下向西方进攻。1237年12月，鞑靼人派遣使节数人到梁赞城（Riazan）一“一个女巫，两个男人陪着他”，要求他们献出“男子、公爵、马匹、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一切财物的十分之一”。4930430当俄罗斯公爵们拒绝了这些条件以后，蒙古人就开始按次序一个一个地包围并摧毁了俄罗斯的城市——梁赞和莫斯科、苏兹达勒（Suzdal）和弗拉基米尔（Vladimir）、雅罗斯拉夫（Yaroslav）和特维尔（Tver）——把居民统统屠杀掉，不问年龄和性别。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六十英里以外的整个中部和北部俄罗斯，成了一片屠宰场。

战争再一次有了两年多的停顿，在这个期间里，蒙古人用有系统地屠杀居民的办法，来巩固他们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立足点。当修士们在几年以后行经这一地区时，他们在这场大屠杀的遗迹中穿行，发现“许多死人的骷髅和骨头躺在地上”。从第聂伯河直至阿姆河（Oxus），他们行经一大片荒无人烟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城市都已被摧毁，他们看到“死人的骷髅和骨头躺在地上，象马粪一样”。4930431

最后，1240至1241年冬季，蒙古人准备就绪，向西方作最后一次进攻。基辅，俄罗斯城市之母，于12月6日被攻下并被摧毁，蒙古军队通过这里前进，以征服西方。其右翼通过加利西亚（Galicia），进入波兰，于1241年4月9日在西里西亚（Silesia）的列格尼察（Legnica，或Liegnitz）与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联军相遇并击败之。同时，在拔都和速不台统率之下的主力部队进入了摩拉维亚（Moravia）和匈牙利，并且于4月11日在布达（Buda）附近的莫吉（Mohi）摧毁了马札儿人的军队。匈牙利被占领了一年多，象俄罗斯南部一样，被彻底破坏了。一支蒙古军队于1242年春季追击逃走了的匈牙利国王，甚至进入达尔马提亚（Dalmatia），并且破坏了加他罗（Cattaro）地方。与此同时，另一支蒙古军队向北冲进奥地利，远达克洛斯特诺伊堡（Klosterneuburg）。对欧洲幸运的是，1241年12月窝阔台汗的去世，和在西方的蒙古首领拔都、贵由（Guyuk）和不里（Buri）之间的不和，使蒙古军队于1242年撤退了，至少一直撤退到俄罗斯境内。西方的国君们现在才觉察到他们迫在眉睫的危险，因此，他们从1242年起开始作出为时已晚的努力，来采取种种防御措施。

关于这个危险的第一批消息，是从各种很不相同的来源传到欧洲西部去的。或许最料想不到的是叙利亚的亦思马因人（Ismai-lians）——一般通称为阿昔新人（Assassins）——派出的使节，他们于1238年向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建议：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结成大同盟，以反对文明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同情。西欧人在他们尚未知道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时的态度，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主教对英王亨利三世（Henry Ⅲ）讲的话中，残忍地表现出来了：“让这些狗互相摧毁，完全消灭，那时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性的基督教将在他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在全世界，将只有一种教会，一个基督。”4930432

然而，尽管这样地妄自尊大，在西欧有一种普遍的不安之感，因为，在同一年即1238年，根据帕里斯的记载，英格兰东海岸的雅茅斯（Yarmouth）出现青鱼供应过剩，这是由于日耳曼鱼商惧怕鞑靼人，呆在家里，不敢前来贩鱼之故。在以后几年中，东方遭到灾难的消息，和信奉基督教的统治者们如格鲁吉亚的女王和加利西亚的公爵发出的绝望的呼吁，唤醒了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使他们注意到局势的严重性。4930433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刻，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和教皇之间的战争，西方基督教世界已被分裂为二。的确，在皇帝写给英王亨利二世（HenryⅡ）和法王路易九世（Louis Ⅸ）建议采取共同行动抵抗鞑靼人的信中，他埋怨说，本来应该对异教徒传布基督教的十字军，却被教皇用来转而进攻神圣罗马帝国，因此鞑靼人被鼓励来进攻基督教世界，因为他们了解到，它正处于分裂和无防御的状态。4930434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窝阔台汗于1241年12月去世和蒙古诸王之间发生争端，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西方引向蒙古帝国的中心。但是拔都仍驻帐在伏尔加河畔。信奉基督教的俄罗斯成为蒙古帝国的一个省。一旦汗位继承问题解决以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蒙古人进一步向西方猛攻。

二、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出使（1245—1247）

新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认识到这种形势，他于1245年派出在本书中描叙的各批使节团中的第一批使节团，以避免威胁着西欧的危险。

为了这一目的，他挑选了两个方济各会修士：葡萄牙人劳伦斯（Lawrence）和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关于这两位修士，英诺森四世在给鞑靼皇帝的两道敕令中的第一道敕令的结尾写道（这两道勒令见本书第90页至第93页）:“经过多年的证明，他们是一贯遵守并精通《圣经》的，因为，鉴于他们遵循我们的救世主的谦恭精神，我们相信，他们对你将会有较大帮助——如果我们想到对你更为有益和你更可以接受的高级教士或其他能力强的人，那我们就会派那些人前来你处了。”他的这些话，是一种天真单纯的表示，还是出于政治家的想象力，是很难说的。或许蒙古王公们接待基督教世界的领袖的这些赤脚使者时，同俄罗斯公爵们于1237年在梁赞接待递送鞑靼人的最后通牒的女巫时同样地感到困惑。至少，我们不能不由于圣方济各的这位门徒的勇气而深受感动，他以六十五岁的高龄，没有东方语言的任何知识，除了他的信仰外，没有任何手段，毅然登上了这通往野蛮世界的心脏的可怕旅途。诚然，普兰诺·加宾尼对欧洲北部很熟悉；他的同伴，在布莱思老（Breslau）和他会合的波兰人本尼迪克特（Benedict），曾经同欧洲东部的信奉基督教的公爵们——波希米亚（Bohemia）的温塞斯拉斯（Wenceslas）、西里西亚的波列思老（Bo1eslas）、加利西亚的丹尼勒（Daniel）和伏尔希尼亚（Volhynia）的瓦西勒可（Vasjlko）——有过接触。但是他们提供给他的有关蒙古人的情报并不能使他安心。象他在《蒙古史》引言中写的：“我们害怕，我们可能被鞑靼人或其他民族杀死，或监禁终身，或被饥、渴、冷、热、种种伤害和几乎超出我们的忍耐能力的非常严峻的考验所苦——所有这些，除杀死和监禁终身外，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降临到我们的命运中来，比我们事先所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他们在波兰和加利西亚度过大部分冬季以后，于1246年四旬斋4930435开始时启程进入草原，“不知道他们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活”，立刻就遇到了鞑靼哨兵，他们“以可怕的样子向我们冲来，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至少他们没有遇到障碍；哨兵把他们送到指挥官“阔连察”（Corenza）那里，阔连察又把他们送到撒儿塔（Sartak）那里，撒儿塔没有耽误，随即又把他们送到他父亲拔都那里，拔都是西部兀鲁思的统治者，他驻帐在伏尔加河下游。甚至在这里他们也只逗留了几天，因为拔都决定应该立即把他们送到大汗贵由本人那里去，以便能及时在贵由在金帐举行即位典礼时赶到，出席参加。他们被强迫以最快速度骑马奔跑，每夫要换五、六次马。“我们是如此虚弱，以致几乎不能骑马。在整个四旬斋期间里，除了用水和盐煮的小米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食物，在其他斋日，也是这样；而且除了用锅烧化了的雪水外，我们没有其他饮料。”这样，他们月复一月地继续奔跑了几千英里，通过大片沙漠地方，没有休息，也没有间歇时间。即使对最健壮的骑手来说，这也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对一个非常肥胖、身体很坏的年老教士来说，这是自有纪录以来肉体忍耐力的最惊人的业绩之一。

他们在里海（Caspian）和咸海之北通过中亚细亚，于仲夏到了准噶尔（Dzungaria）的阿拉湖（Ala Kul）地区，抵达拔都的哥哥斡儿答（Orda）的营地，休息了一天以后，他们继续前进，走得比以前更快了，“一大早就动身，一直奔跑到夜里，一顿饭也不吃。有好多次，我们到达住地时是如此之晚，因此那个晚上我们连饭也顾不上吃，而我们应该在前一天晚上吃的食物，到第二天早上才给我们”。由于这样无情地赶路，他们于7月22日及时赶到在哈剌和林附近的贵由的营地，参加了贵由被拥戴并即位为大汗的大会。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份由一个西方观察者所写的关于这个历史时节的第一手纪录，这个历史时节，不但集合了蒙古的首领们，而且也集合了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直至满洲和中国的所有归顺蒙古帝国的民族的代表。

虽然对这两位修士的接待似乎是够缺少教养的，但很明显他们的到来是受欢迎的，蒙古人急于想同统治着西欧的基督教徒的伟大教士（教皇）建立关系。不过，蒙古人的动机是不很清楚的。可能普兰诺·加宾尼的猜测是对的，他相信，蒙古人正在计划一次进攻西方的大战役，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西方正式请降准备道路。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修士们坚决拒绝把蒙古使节带回去。最后，11月17日，他们拿到了贵由汗答复教皇的信，被遣送回去（这封信我们现在还能找到，译文见后）。他们在整个冬季通过空旷的草原往回走，经历了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除了在没有树的开阔平原，我们可以用两只脚挖出一块地方以外，”4930436就只好睡在雪地上。

他们于基督升天节（1247年5月9日）抵达拔都在伏尔加河畔的营地，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以后，最后得到了准许他们返回基辅的护照。“我们于施洗礼的圣约翰节之前十五天抵达基辅，当基辅的居民们听到我们到来时，一齐跑出来快乐地欢迎我们，并且祝贺我们，仿佛我们是死后复活一样，在波兰、波希米亚和俄罗斯，我们到处都受到同样的欢迎。”当加利西亚的丹尼勒和他的兄弟瓦西勒可听了修士们有关这次出使的叙述，并同他们的主教们商议以后，就写信托这两位修士转呈教皇，承认教皇和罗马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俄罗斯人和西方教会之间第一次重新统一，由于这时在剩下的俄罗斯公爵中丹尼勒是最有权力的人，这件事或许便是这次英勇冒险的唯一的积极的和具体的结果。

在这个期间里，由于贵由汗和他的堂兄弟拔都之间的紧张关系，蒙古的政策陷于停顿状态。在五年以前侵略匈牙利的期间里，在这两位王子之间曾发生过激烈争吵，只要这个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对西方从事任何大规模的远征，是不可能的。因此，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蒙古人和西方人之间的战争，而是成吉思汗家族两大系——以贵由为代表的窝阔台（Ugedey）系和以拔都为代表的术赤（Juchi）系——之间的不和。只是由于贵由汗在拔都进至中亚细亚来迎击他的时刻在十分可疑的情况下死去，才避免了内战。在其后三年中（1248—1251年），拔都成功地促成了窝阔台系的倾覆，并使他自己提出的候选人即拖雷（Tuluy）之子蒙哥（Mongka）被推戴为大汗。

三、多明我会修士阿塞林和安德鲁的出使

蒙古政府的这种变动和拔都在西方获得了半独立的地位，可能拯救了欧洲，使之免于遭受进一步的危险。因为，新的大汗即位以后，蒙古侵略的方向转而向南，因而是伊斯兰教的生存而不是基督教世界的生存受到威胁。

但是，基督教西方是不可能知道这种情况的。对西方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普兰诺·加宾尼的报告更为惊人，比贵由汗给教皇的信更使人感到威胁了。英诺森四世于两年以后派出第二批使节团的结果，最初甚至更使人沮丧。这一次派出的使者是多明我会4930437修士阿塞林（Ascelin）、图尔内人西孟（Simon of Tournai）及其他三位修士，4930438他们奉命去访问驻扎在小亚细亚边界的最近的蒙古军队的营地，要求他们停止反对基督教世界的战争。阿塞林于1247年5月24日抵达位于里海之西的拜住（Baiju）的营地，但是，由于他拒绝行通常的臣服之礼，并且坚持不肯妥协而受到了粗暴的接待，因此在一段时间里被触怒了的蒙古人威胁要把他们统统杀死。由于一位较高级官员、大汗的使者宴只吉带（Aljigiday）的到来，情况似乎有所改变。宴只吉带认识到同西方基督教徒建立关系的重要性，于是，阿塞林得到了其内容与普兰诺·加宾尼已经携回的相同的复信，还伴有两个蒙古使者，——其中之一为薛儿吉思（Sargis或Sergius），是一个基督教徒——西还复命。这两个使者于次年即1248年在意大利受到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接见。同时，宴只吉带采取步骤同圣路易建立友好关系，这时圣路易已率领其十字军出发进攻埃及。宴只吉带的使者，大维德（Da-vid）和马儿可（Mark），在塞浦路斯遇到路易国王，呈交宴只吉带的信，其中宣称：大汗打算保护拉丁、希腊、阿美尼亚（Arme-nian）、聂思脱里（Nestorian）和雅各（Jacobite）等派的一切基督教徒，并愿提供援助进攻萨拉森人（Saracens），收复耶路撒冷。

贵由汗已经去世和窝阔台系正在摇摇欲坠的事实，使这次使节丧失了真正的权威，但是法兰西国王是不可能了解这种情况的。他听到来自东方的这样“友好和蔼的言语”，自然不胜欣喜，这种友好和蔼的言语，似乎证明了有关长老约翰（Prester John）的种种传说所许诺的一切。作为答谢，他派出了基督教世界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使节团，随同蒙古使者赴蒙古报聘。这个使节团由一个多明我会修士隆主麦人安德鲁（Andrew of Longjumeau）率领，他懂波斯文，并且显然曾作为修士阿塞林的使节团的一个成员到过拜住的营地。和安德鲁一道去的，有其他多明我会修士二人、教会执事二人、卫士二人，并携带很多礼物——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座用深红色的布制成的奇异的帐幕教堂，帐幕上绣出基督教的一切奇迹，以便教导鞑靼人。有关这次出使的事，庄维尔（Joinville）和其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已相当详细地予以描述，因此，人们对于这次出使，似乎获有比本书所记载的任何一次方济各会修士的出使更深的印象。这个使节团于1248年初从安提阿克（Antioch）出发，“每日骑行十里格，从安提阿克到达鞑靼大汗处，花了整整一年。他们发现，所有这些地方都臣服于鞑靼人，并且看到许多被鞑靼人毁坏了的城市和大堆的死人的骸骨”。然而，安德鲁及其同伴的旅程，并没有两次方济各会修士出使的旅程那样长，因为摄政斡兀立海迷失（Ogul Gamish），即贵由汗的寡妇，并不在蒙古，而把她的朝廷设于巴尔喀什湖东南方的叶密立河（Imil）畔，这个地点，普兰诺·加宾尼曾经提到，称为“〔蒙古〕皇帝的第一座斡耳朵”。

摄政以通常的蒙古和中国方式接见了使节团，把这作为一种臣服的行动，并把他们的礼物作为贡品，但是她似乎足够尊敬地接待了他们，并且给了礼物和复信，把他们遣回。根据庄维尔的记载，这封值得注意的复信大意如下：

“和平是好的；因为当一个国家处于和平状态时，用四只脚走路的牲畜可以在和平环境中吃草，用两只脚走路的人可以在和平环境中耕田，从而获得好收成。

“这封信是我们给你的一个警告，因为，如果你不同我们保持和平，你就不能获得和平。长老约翰起而反对我们，某某等国王（列举许多名字）也反对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已被我们杀死。因此，我们命令你，每年须进贡金、银，其数量则以足可赢得我们的友谊为准。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将摧毁你和你的人民，如同我们对待上列诸人那样。”4930439

圣路易很自然地对于这次出使的结果感到失望，据庄维尔的记载，他对派出了使节大为后悔。然而，他获得的关于“鞑靼地区”内有大量基督教徒的报告，却不是完全使人沮丧的，而这种情况，已经被由阿美尼亚大将军三帕德（Sempad）率领的阿美尼亚使节团的报告所证实了。三帕德是国王海顿一世〔Hethum I〕的兄弟和塞浦路斯国王的内弟。

小阿美尼亚这个小王国成为叙利亚的发动十字军诸国与亚洲腹地之间的一座有价值的桥梁，这是由于它在从安提阿克和叙利亚至小亚细亚和里海的大道上所占的战略地位。蒙古人的到来，对阿美尼亚人来说无异是上帝所赐，因为蒙古人把他们从科尼亚（Iconium）的塞勒术克朝（Seljuk）苏丹们的持续不断的威胁之下拯救了出来。在塞勒术克朝苏丹于1243年被拜住击败以后，阿美尼亚国王海顿就成为蒙古大汗的一个忠实和得宠的藩臣。大将军三帕德的出使是在1247年和1248年，因此同阿塞林和隆主麦人安德鲁的出使是在同一个时间。他于1248年2月从撒马尔罕 写给在塞浦路斯的他姐夫的信中，强调了蒙古人中有信奉基督教分子的重要性。圣路易从这些来源中听到，拔都之子撒儿塔本人就是基督教徒，这个事实或报告鼓励了法兰西国王再进一步派出一个比隆主麦人安德鲁率领的具有更明确的宗教性质的使节团，以便同中亚细亚的基督教徒建立关系。

四、教友威廉·鲁不鲁乞的出使

威廉·鲁不鲁乞根据出使见闻所写的游记，组成了本书的较大部分，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入据中国以前的蒙古帝国的最充分和最可靠的情报。参加这个使节团的，有两个方济各会修士，即威廉·鲁不鲁乞和克雷莫纳人巴塞洛缪（Bartholomew of Cremona）；一个名叫戈塞特（Gosset）的教会执事，负责保管国王送给大汗的礼物；还有一个名叫贺穆戴（Homo Dei，即阿卜杜刺〔Abdullah〕）的译员，此人被证明是没有能力的和不可信赖的。

同以前派出的各次使节团相比，这个使节团是纯粹宗教性质的，因为，虽然他们携有圣路易致撒儿塔的信件，但是他们却小心地坚持说，他们并不是使节，而是教会的人，他们的唯一工作，乃是“宣讲上帝的德行，并教导人们遵照上帝的意志来生活”。

为了他的出使，鲁不鲁乞在许多方面都比普兰诺·加宾尼作了较好的准备。除了从较早的各次使节团那里已经获得的知识以外，他还具有是从东方出发的这一很大的便利。他是从设于阿克儿（Acre）的圣路易的宫廷出发的，在那里，他同阿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和希腊人都有接触，因此他能够把他的国书翻译成为波斯文（或像他所说的“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他没有通过欧洲东部和俄罗斯这道铁幕进入蒙古世界，而是通过孔士坦丁堡和克里米亚取道通往中亚的古大道。在孔士坦丁堡，他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情报，并得到皇帝鲍尔温二世（Baldwin II）致蒙古前哨指挥官的护照。这个使节团于5月7日离开孔士坦丁堡，前往苏达克（Sudak，即So1daia）。苏达克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大商埠，为通往俄罗斯和亚洲的陆路的终点。他们于6月1日离开苏达克，于第三天抵达鞑靼人的前哨。鲁不鲁乞写道：“当我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确实的，我好象正在进入另一个世界。”从这里开始，鲁不鲁乞的旅程和他的经验同八年以前普兰诺·加宾尼所经历的十分密切地符合。他们两人都到了伏尔加河畔拔都的巨大营地，这是蒙古权力在西方的中心。他们都被拔都遣送到蒙古大汗的宫廷；他们在行经辽阔的草原时，都经历了同样的极端困苦；他们在同妄自尊大的蒙古首领和他们的贪婪、无耻的部下打交道时，都经历了同样的困难和误会。然而，他们两人所写的游记的内容和风格则是十分不同的。普兰诺·加宾尼主要关心于把当时被认为是对基督教世界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蒙古人及其帝国的情况，向教皇提出一个全面的报告，特别注意于论述他们作战的方法和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付他们的攻击。鲁不鲁乞的游记（除了有关蒙古人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九章的简短介绍性文字外）则是对于其旅行和个人经历的老老实实的充分详细的叙述。他是一个罕见的观察力敏锐的人，具有一位艺术家的气质和眼睛。他自己写道：“事实上，如果我知道怎样绘画就好了，那我就可以为您（指圣路易）画出每一事物的图画。”

结果是，他写出的游记，成为整个游记文学中最生动、最动人的游记之一，甚至比他同时代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或十九世纪的胡克（Huc）和加贝特（Gabet）等人的游记更为直接和令人信服。尽管他是用学者所用的语言即拉丁语写的，我们通过他的眼睛仍然尖锐地、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场面：修士们终于来到可怕的拔都面前，他坐在“长而宽的好象一张床”的高座上，他的妻子坐于其旁。“我们穿着僧袍站在那里，赤着脚，光着头，成为他们注视的目标。……我们就这样站在他的面前，大约经过了唱一首赞美诗‘求吾上帝’（Miserere mei Deus）这样长的时间，他们全都保持极端的肃静。”我们看到了在哈剌和林的无止无休的酒会和聚集在那里的各种种族和宗教的人。我们看到了在基督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三教代表之间进行的大争论的最生动的叙述。最后，我们看到了鲁不鲁乞在圣灵降临节（Pentecost）最后一次觐见大汗本人的叙述，这无疑是历史上最奇异的会见之一。

五、蒙古人和基督教世界

我们感觉到，在这里，我们正站在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十字路口之一。因为，从太平洋伸展到黑海和波罗的海并统治着儒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这一新的世界帝国还没有归属于任何特殊的宗教和文化。蒙古人的原始的萨满教（Shaman-ism），不能够提供精神统一的任何原则，正如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不能为帝国的行政提供基础一样。4930440然而，大汗们尽管缺乏文化，却充分注意到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并遵循一种普遍宽容的宽大政策。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这项原则，所有他在东方和西方的后裔历代都忠实地予以遵守。4930441

蒙古人对宗教的这种态度，或许是由于下列事实：蒙古和土耳其斯坦是世界上各种宗教会合的地方，蒙古人自己作为新来者发现，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在一些民族中间扎下了根，而他们是从这些民族获得初步文明的。畏吾儿突厥这一蒙古利亚最古老和最文明的民族，当他们在八、九世纪统治蒙古利亚时，曾经采用了摩尼教，现在他们已退向戈壁沙漠以南，退到吐鲁番和哈密绿洲，成了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他们在蒙古西部的继承者，克烈部和乃蛮部（在文化上和政治关系上，他们同蒙古人有最密切的联系），主要是信奉基督教的，在中国北部边界上的汪古突厥（Ongut Turks），亦是如此。其他统治民族，哈剌契丹（或契丹）和女真（或金），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信奉佛教和道教；而从河中（Trans Oxiana）到小亚细亚的西突厥则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处于波斯文化的势力范围以内。因此，基督教在蒙古的地位是比较强的，在传教活动方面甚至提供了比西方基督教界所了解到的更为巨大的机会。由于他们同克烈部王族通婚，大汗们的妻子和母亲中，有许多是基督教徒，包括她们之中某些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内，如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的母亲“唆鲁和帖尼”（“Seroctan”）4930442或莎儿合黑帖尼别姬（Soyorgatani Baigi）和旭烈兀的正妻脱古思可敦（Dokuz Khatun），后者被阿美尼亚编年史作者称为第二个圣海伦娜（St.Helena）。

同样，初期诸汗的重要蒙古官吏，有很多是基督教徒，如贵由汗的丞相克烈人镇海（Chinkay），他曾接待普兰诺·加宾尼；蒙哥汗的丞相孛鲁合（Bolgay），他曾接待鲁不鲁乞；和旭烈兀的将领乃蛮人怯的不花（Kitbuka）。确实的，中亚的这种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与基督教文化中心之间的联系，若干世纪以来曾被隔绝，而鲁不鲁乞所记在蒙古宫廷遇到的聂思脱里派修士和教士主要是叙利亚人，这是一个十分不利的报导。然而，基督教的这个远离中心的教区在蒙古统治时期经历了短期的复兴和扩大，这不仅是由于蒙古的一般宽容政策，而且更由于下列事实：蒙古人决心摧毁伊斯兰教的世俗权力，他们把这种权力看做是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理想的主要障碍。当鲁不鲁乞在哈剌和林时，蒙哥及其弟旭烈兀已经在制订摧毁穆斯林世界两大领袖——正统派伊斯兰教的首脑巴格达的哈里发，和阿昔新人的教主，即亦思马因人或十叶派（Shi'ite）的首领——的计划。

同一年（1254年）晚些时候，当阿美尼亚国王海顿觐见大汗时，他被告知计划中的远征，并得到蒙哥的保证：蒙古人将保护基督教徒和他们的教堂，并将把巴勒斯坦和其他圣地归还给基督教徒。事实上，旭烈兀本人虽然是一个佛教徒，却是真正爱护基督教徒的，这是由于受其妻子克烈部公主脱古思可敦的影响。脱古思信奉其祖先的宗教。这位公主，象蒙古诸汗家族中的许多贵妇一样，享有很大的政治影响。确实的，据蒙古人的官方历史学者剌失德丁（Rashid a1-Din）的记载，蒙哥曾明白地指示他的兄弟，凡事要同脱古思可敦商议，并听从她的意见。

因此，当蒙古军队于1257年秋季在摧毁阿昔新人的若干迄今为止是难以攻陷的要塞以后进入美索不达米亚时，基督教徒们由于降临穆斯林世界的大灾难而得到了好处。

他们欢呼巴格达的陷落和阿拔思朝（Abbasid）哈里发国的灭亡（这是1258年2月发生的事），把它作为他们多少世纪以来所受压迫的公正的报应。阿美尼亚编年史作者坎特扎格人乞剌科思（Kirakos of Kantzag）以希伯来预言者描写尼尼微（Nineveh）古城陷落的精神描写了这次大灾难。五百一十五年以来，这个城市统治了一切民族，并吮吸了全世界的血液和财富。现在，最后它恶贯满盈，为了它所使人流的所有血液和它所犯的罪恶，它受到了惩罚。4930443

伊斯兰教的前途似乎从来没有这一时刻这样黑暗。印度河以西的所有的东方穆斯林苏丹国都已被摧毁了，小亚细亚的突厥人被迫承认了蒙古的最高主权。只有埃及还存在着，巴格达陷落以后，旭烈兀下决心要灭亡它。次年（1259年），他进入叙利亚，攻陷马提罗波立斯（Martyropo1is）、埃德萨（Edessa）、哈兰（Harran）等地。这些地方都是叙利亚的基督教的故乡。次年，旭烈兀的信奉基督教的将领乃蛮人怯的不花，在阿美尼亚国王和安提阿克人博希蒙德（Bohemond of Antioch）的帮助之下，攻陷阿勒颇（Aleppo）和大马士革这两个穆斯林叙利亚的都城。在这个时刻，中东的整个未来处于危险之中。伊斯兰教的硕果仅存的堡垒，埃及的马末鲁克朝（Mameluk）苏丹国，富足并拥有一支有效率的军队。但是，这是一支处于外国雇佣军人控制之下的外国的和虚假的力量，没有在本民族中生根，因此，它很难经得起蒙古人和在叙利亚的法兰克人的联合攻击。基督教重新征服近东，象同一时期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样，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据鲁不鲁乞的记载，土耳其居民中，穆斯林仅占十分之一不足，几乎所有居民都是阿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同样，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信奉叙利亚的基督教的居民仍然很多。

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时期，聂思脱里派教会享有最大的繁荣昌盛，并且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真正的因素。它不仅得到旭烈兀及其继承者阿八哈（Abaga）和阿鲁浑（Argun）等波斯汗的爱护，而且还得到他们的宗主忽必烈及其在中国和远东的继承者们的爱护。在宗主教马天合（Mar Denha）(1265—1281年）领导下，聂思脱里派教会的教阶组织被重新组织起来，并且从波斯湾和印度洋扩展到里海和太平洋。1275年，在忽必烈的新首都汗八里（Khanbalik）或北京设立了总主教管辖区。在中国的许多主要城市，都由基督教的人员或信奉基督教的商人建立了教堂。

这些友谊关系并不仅仅限于东方的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在十三世纪下半叶，在波斯的蒙古诸汗把西方的基督教徒看做是他们反对埃及和伊斯兰教的天然同盟者，并作出了认真的努力，来同基督教徒建立外交关系并在叙利亚组织一个共同战线。因此，圣路易的政策和鲁不鲁乞的主动精神最后获得了成果。虽然中东战略上的关键地点安提阿克于1268年陷于埃及苏丹贝巴儿思（Beybars）之手，但是，如果得到蒙古人的援助，仍然有可能拯救在叙利亚的那些发动十字军的国家。不幸的是，圣路易，他现在是一个垂死的人，却允许他的最后一次十字军从巴勒斯坦转向突尼斯（Tunis），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兄弟昂儒人查理（Charles of Anjou)4930444的居心不良的影响。查理由于他自私的野心，企图创立一个地中海帝国。4930445这样，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Edward I）就得不到充分的支援，以便继续按照传统，组织向巴勒斯坦进军的十字军了。在西方的国君中，似乎只有爱德华一世认识到同蒙古联盟的重要性，只要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蒙古人和西方之间的谈判始终没有停止。他于1271年初夏抵达巴勒斯坦时，立即派出他的使节罗塞尔（Reginald Russel）和巴克尔（John Parker），到阿八哈那里去，并达成了共同进攻埃及人的协议。不幸的是，由于阿八哈同土耳其斯坦的察合台汗发生了内战，在这个时刻，阿八哈被迫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中亚细亚，因此，他只能派了一支象征性的蒙古骑兵队到叙利亚去。然而，正如格鲁赛所说的，爱德华一世这支十字军，尽管由于缺乏人力而遭到了失败，但是，在晚期的各次十字军中，它却是经过最精心地计划的十字军之一，不论从战略观点还是外交观点来看，都是如此。4930446

虽然爱德华一世的十字军失败了，蒙古人仍然为寻求西方同盟者而继续进行谈判。1274年，阿八哈派遣使者至里昂，这时教皇在这里召集宗教大会，这些使者出席了于7月6日举行的东、西方教会合并的会议。1277年，他又派遣使者六人至英格兰，向爱德华一世致歉，因为当爱德华一世在巴勒斯坦时，他未能给予充分的支持。最后，1286年，阿八哈的儿子阿鲁浑汗派出了以列班扫马（Rabban Sauma）为首的所有蒙古派往西方的最重要的一个使节团。列班扫马是聂思脱里派宗主教的亲密朋友，并与蒙古朝廷有密切关系。在同时代人写的宗主教马亚伯剌罕三世（Mre Yaballaha Ⅲ）的传记中，有关于这次使节的详细叙述，这本书的叙利亚文本还保存着，4930447这篇叙述，堪与鲁不鲁乞出使蒙古的游记相媲美。

列班扫马，虽然是取的叙利亚名字，但却是蒙古突厥人，或许是汪古部人，生于北京。他于1278年前后偕其同胞马儿古思（Rabban Markos）朝拜圣地。当他们还在叙利亚的时候，聂思脱里派教会宗主教马天合去世了，马儿古思于1281年被选在马亚伯刺罕三世的名义下继承马天合的职位。在阿鲁浑于1284年即位以后，这位新的宗主教，由于他不仅是叙利亚人，而且是统治种族的一个代表，并且是从蒙古帝国的首都来的，因而在伊利汗的宫廷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当阿鲁浑决定派遣一个新的使节团到西方去的时候，宗主教的朋友列班扫马就被选为这个使节团的首脑，因为他不仅代表阿鲁浑本人，而且也代表整个蒙古世界的较大范围的国际统一。这个使节团于1287年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留斯四世（Honorius Ⅳ）去世后不久抵达罗马，逗留西欧约有一年，觐见了法国国王菲力普四世（Philip Ⅳ）、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新选出的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Ⅳ）。因此，有关列班扫马的经历的叙述，对于蒙古帝国的宗教史和蒙古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关系来说，是一项无比重要的文件。首先，这个使节团表明，使得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古代神学上的对立现在已经被忘记一半了。列班扫马在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面前举行了东叙利亚的礼拜式，并从教皇那里领受了圣餐。在波尔多（Bordeaux），他做了同样的事，爱德华一世从他那里领受了圣餐。4930448其次，它甚至比在此以前和以后的各次使节团更清楚地表明，东方基督教徒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密切，阿鲁浑汗想在叙利亚建立一条共同战线以反对萨拉森人的努力是如何真诚。因此，当枢机主教们对于一个隶属于宗主教的基督教教士会作为“鞑靼国王”的使者来到西欧表示惊讶时，列班扫马回答说：“你们知道，我们的很多父辈，在过去的时代进入了突厥人、蒙古人和中国人的土地，并教导他们信仰我们的宗教。今天，许多蒙古人是基督教徒。有许多王后和国王的子女受过洗礼并信仰基督。大汗们在他们的营地里设有教堂。他们非常尊敬基督教徒。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基督教徒，他们都是忠实信徒。由于国王同天主教徒在友谊之上联合起来，并打算占有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他请求你们在征服耶路撒冷方面给予援助。”幸运的是，新教皇尼古拉四世（他是在列班扫马回到罗马后不久于1285年2月被选为教皇的）是一个充分认识到东方的重要性的人，因为他是方济各会的首脑，即阿斯科利人杰罗姆（Jerome of Ascoli），他曾主持在孔士坦丁堡的谈判，这次谈判为里昂宗教大会准备了道路。他以极大的热诚接待了列班扫马，并给了他致阿鲁浑、阿八哈的信奉基督教的寡妇以及致马亚伯剌罕三世的信，将他遣还，在致后者的信中，“批准其居于一切东方人之上的宗主教的权力”。

阿鲁浑对于这次出使的结果似乎十分满意。他任命列班扫马为他宫廷中的神父，并专为列班扫马设立了一座与皇家的帐幕相通的礼拜堂；他并且叫他的儿子完者都（Oljaitu）受洗礼，取名尼古拉，对教皇表示敬意。不但如此，从1288年4月2日教皇的信看来，阿鲁浑本人曾经许诺，当蒙古和西方的同盟军攻占耶路撒冷时，他将在那里接受洗礼。4930449

最后，他于次年向西方致送进一步的信件，为于1291年联合进攻巴勒斯坦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一封用畏吾儿字母的蒙古文所写的信，现在仍然保存，并且为蒙古人的建议的严肃认真的性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长生天气力里，大汗〔忽必烈〕福荫里，兹谕法兰西国王：你通过使者马巴儿扫马（Mar Bar Sauma）通知我：‘当伊利汗的军队进攻埃及之时，我们将出兵同他会合。’接到你方这个口信，兹答复如下：信赖上帝，我们建议于豹儿年冬季最后一个月〔1291年1月〕出兵，并于春季第一个月的十五日前后营于大马司城下。如果你恪守信用，于约定时日出兵，而上帝又赞助我们，则当我们攻下耶路撒冷之时，即以此地赐你。但是，如果你未能出兵同我们会合，则我们的进军将徒劳无益，那样难道是合适的吗？如果以后我们不知道采取什么行动，又有什么用呢？”4930450

同时，阿鲁浑汗提议，为十字军供应粮食，并为二万名以上的骑兵提供补充马匹。但是，在西方，这些提议没有得到什么反应。西方诸国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西西里的不幸的争吵上，这是教皇和昂儒人查理之间的不幸联盟所结的苦果。真正关心十字军并认识到与蒙古人联盟的可能性的唯一的西方国君，乃是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他于1289年再一次发动了十字军，并且努力了好多年，从事调解西西里的冲突，以便导致一项解决办法，并且为了组织十字军而使西方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但是他的努力由于教皇的不妥协而失败了。再也没有十字军了。阿克儿，基督教在巴勒斯坦最后的根据地，于1291年5月18日陷于埃及人之手——它几乎就是在阿鲁浑计划收复耶路撒冷的时刻陷落的。而这时，阿鲁浑本人已经去世，机会已经失去了。阿鲁浑的儿子，完者都，即曾受洗礼并取教皇本人之名名为尼古拉者，成为一个穆斯林。从此以后，在波斯的蒙古人，也同在俄罗斯和土耳其斯坦的蒙古人一样，逐渐地被穆斯林文化的环境所吸收了。

六、约翰·孟帖·科儿维诺出使远东

然而，就宗教方面来说，鲁不鲁乞和列班扫马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没有成果的。在列班扫马返回后的次年，教皇尼古拉四世又进一步发出了信件，不仅有给阿鲁浑的信，而且有给大汗忽必烈和海都（Kaidu）的信，海都是窝阔台系在中亚细亚的最后的伟大代表。4930451递送这些信件的人，是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帖·科儿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在出使以前，他在东方从事工作，已经度过了好多年，而这次最后的远征（他出使以后，永远没有回来）注定了是修士们的历次出使旅行中路程最长和最为成功的。他于1289年从罗马出发，首先在阿鲁浑的都城帖兀力思（Tauris）或大不里士（Tabriz）觐见了阿鲁浑。他于1291年再从这里出发，去觐见在中国的大汗忽必烈。由于忽必烈与海都之间进行大战，他不能通过中亚细亚（这次大战也阻碍了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欧洲之行），因此他决定取道印度，并在马德拉斯（Madras）的密拉波（Mylapur）留住了一年多，在这里他把有关“圣托马斯（St.Thomas）的基督教徒”的第一次可靠的叙述寄回罗马。由于绕道甚远，他直至忽必烈去世以后方才抵达中国。

这是一个悲剧，因为在所有的蒙古大汗中，只有忽必烈具有想象力和广阔胸怀，使他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他在统治的初期，便于1266年派遣马可波罗的叔父们前往罗马觐见教皇，要求教皇遣送一百个学识渊博的人前来。这些人须虔诚信奉基督教，并通晓学艺，且须能“以公正的辩论，说明基督教徒所信奉的宗教比任何其他宗教都要优越，并且是建立在比任何其他宗教都更为明显的真理之上的，以此来证明他在其学识领域内是博学的”。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实际上曾经派出这样一个使节团，如果忽必烈汗曾经任用西方学者们，而不是任用西藏的喇嘛们（实际上他雇用了他们来奠定蒙古的比较高级的文化的基础），其结果会怎样，将使我们大为惊愕。但是，西方的反应是太小了，也太晚了。约翰·孟帖·科儿维诺受到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Timur,1294—1307年）的良好的接待，但是，他必须独立传教达十二年之久，除了一位友好的意大利商人卢卡隆戈人皮特罗（Pietro de Lucalongo）外，没有一个人帮助他。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得到了惊人的成功。在他抵达中国后的次年，他使蒙古帝国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即信奉聂思脱里派的王公阔里吉思（Kerguz或George）改信了罗马天主教；阔里吉思是皇帝的驸马和中国西北部的汪古突厥部的统治者（即宗主教马亚伯剌罕三世所属的部族）。阔里吉思本人不久以后在同海都的大战中战死，因此这个有希望的开端成为未完成的事业。但是，约翰·孟帖·科儿维诺在汗八里继续独力进行传教工作，尽管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反对，他还是成功地在蒙古帝国的心脏建立了鞑靼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活动中心。最后，到了1307年，罗马终于感觉到了约翰·孟帖·科儿维诺的存在，并任命他为汗八里的总主教，同时并给他派去了几个帮手，这是他长期以来所希望的。

从此以后，在中国蒙古的传教事业，在约翰·孟帖·科儿维诺主持之下，繁荣了二十年，并且在他的继承者们主持之下，又继续繁荣了四十年。我们在斡多里克（Odoric,1265—1331）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有关约翰·孟帖·科儿维诺任总主教末期的情况的宝贵叙述。斡多里克是意大利弗留利州（Friuli）波德诺内（Por－denone）人，他于1321年前后取道印度前往中国，并约于1328至1330年间从陆路经过中亚细亚回到西方。在中国时，他发现方济各会教士在刺桐（Zaytun）——刺桐是中世纪时中国南部厦门附近的大港口——建立了一所总教堂和两座房屋；在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派的教堂。但是，从他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方济各会教士们传教事业的成功，主要是在突厥—蒙古人4930452的统治阶级和外来人口中取得的。这些外来人口是由许多不同的种族组成，包括从俄罗斯和西方来的大量的军队在内。其中最重要的种族之一是从黑海地区来的阿兰人（Alans）。由于约翰·孟帖·科儿维诺的传教工作，他们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并于1338年派遣使者前往罗马觐见教皇，请求派遣一位主教，并且诉苦说，虽然他们受过良好教导，笃信天主教，但自约翰·孟帖·科儿维诺去世以后，精神上便得不到帮助，而且没有一个领导人。这次阿兰使者之去罗马，就导致了教皇派遣约翰·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1li）出使远东，这是中世纪派往远东的最后一个重要使节团。关于这次出使，我们现有记载可考。马黎诺里于1338年离阿维隆（Avignon）启程，于1342年从陆路抵达北京，带来一匹高大的西方战马，作为教皇赠送皇帝的礼物。4930453这件事，中国的编年史中记载为拂郎国进贡了一匹天马，长11.5英尺，高6英尺8英寸。4930454

马黎诺里于1347年离开中国，取道印度西归，于1353年回抵阿维隆。途中经过锡兰时，他带回给教皇的一切礼物都被“一个名叫火者术安（Coya Jaan）的暴君、宦官和可恶的萨拉森人”抢劫一空。4930455到了这个时刻，在中国的蒙古帝国已处于日益衰落的状况，而基督教徒，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聂思脱里派教徒，也随之日趋衰落。1362年，当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收复刺桐时，刺桐的最后一任天主教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思（James of Florence）遭到杀害，以身殉教。数年以后，1369年，基督教徒被驱逐出北京，此后直至十六世纪末，才有耶稣会会士（Jesuits）回到北京来。

同时，伊斯兰教的复兴和穆斯林对异教徒的不宽容政策的增长，使基督教修士们在亚洲其余地方的传教工作日益困难。早在1321年，多伦提诺人托马斯（Thomas of To1entino）偕其同伴奉派去中国，襄助约翰·孟帖·科儿维诺工作，道经印度，在孟买附近的塔纳（Tana）被害殉教。1340年，被教皇派为察合台苏丹国阿力麻里（Almalig）城主教的方济各会修士勃艮第人理查德（Richard of Burgundy），与若干修士（其中一个修士是“印度人”）和一位意大利商人同遭屠杀。

最后，在十四世纪后半叶中，整个中亚细亚的基督教和聂思脱里派教会的东方诸教区都被帖木儿（Tamerlane或Timur）的征服所摧毁。这个征服者兼有成吉思汗的残忍和奥朗则布（Aurangzeb)4930456在宗教上不宽容和排斥异教的性格。帖木儿并不是象原始的蒙古人那样的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而是一个文明的东方君主，其宫廷的豪华引起了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羡慕。然而，他是历史上的大破坏者之一，他的业绩好象是从恒河到爱琴海刮过亚洲的一阵飓风，留在它后面的只是毁灭。蒙古人，虽然是残忍的，但是还有一种对于世界的责任感，并且对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但是，蒙古人所做的一切，都被帖木儿废弃了，从十五世纪起，东方和西方之间比中世纪中的任何时期都更为隔绝了。

无疑，某些责任必须由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负，因为，当有机会提供给它时，它未能及时地利用这个机会。但是，本书在下面刊印的几篇叙述表明，西方基督教世界并非完全未能利用机会，有少数人，凭借微不足道的资力，面对着巨大的物质困难，作出了英勇的努力，来利用如此出乎意料地开放的新道路，为基督和教会服务。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这些最早期的使者们执行其使命的精神，被鲁不鲁乞在觐见大汗时以令人钦佩的朴素和直率的话说出来了：“陛下，我们不是好战的人。我们希望看到那些统治着世界的人将会遵照上帝的意志最公正地治理它。我们的责任，是教导人们遵照上帝的意志来生活。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来到了这里。如果您准许的话，我们将乐意地留在这里。”如果曾经有更多的具有同样勇气和信仰的人，以同样的精神来进行这项工作，那么，世界的全部历史，特别是欧洲和远东之间的关系史，就可能会大大地不同了。但是，至少已经开了一个头，因此，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扩张的历史，并不仅仅在十字军的血腥历史中，或在德意志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强迫异教徒改信基督教的血腥历史中才可以找到。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