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读到费希特这个名字，心中总不免隐隐感到“不平”。从某种意义上说，费希特是一位生不逢时的哲学家。从1724年康德诞生到1831年黑格尔逝世，不过一个世纪多一点，如果从1781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算起，则正好半个世纪。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德意志民族为西方思想史输送了四位炳彪史册的哲学大师。很遗憾，在这四人之中，费希特并不是最杰出的人物，这就决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悲剧地位。在他初露峥嵘的时候，正值康德的批判哲学如日中天；而在他自己的理论的鼎盛时期，后起之秀谢林，尤其是黑格尔已经超越他站在哲学思想发展的前沿。费希特被笼罩在康德和黑格尔的阴影之下而黯然失色。许多哲学史名著，例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都把费希特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上。这种情况也同样反映在苏联和我国的一般哲学史教科书中。在我国，对费希特的研究不仅无法与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研究媲美，而且比起对许多其他思想家的研究来也大为逊色。这就容易引起一种误解，似乎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研究就够了。事实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从康德经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的发展有其内在必然的逻辑联系。每一个后来的体系都是从前一个体系出发的，是对前一个体系的发展和深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了解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发展，就无法真正理解费希特；同样，不了解费希特，就无法真正理解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发展。令人欣喜的是，上述的不正常情况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已经开始有所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西德及其他一些国家，对费希特及其学说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费希特著作的各种版本的出版，尤其是费希特遗著以及有关费希特的文献的发现和发表，把对费希特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大量有关费希特的研究专著。出版于1984年的这部费希特传记，正如其作者自己所说，是对现有的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对哲学史知识有所涉猎的读者，大概对费希特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自我”这个概念了。费希特是从康德出发的。康德在他的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把考察人的认识能力规定为哲学的任务。他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但是，并不能就说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知识的质料来自外部客观现实刺激我们的感官所产生的感觉，也就是说是后天给与的，而知识的形式则必须先天地存在于意识中，认识不是意识反映存在，而是意识以其先验的认识形式能动地规定客观。因此，尽管认识离不开客观现实对感官的刺激，但认识的对象并不是客观现实，而是现象。客观现实乃是不可知的所谓“物自体”。这样，康德哲学的结论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割裂，而这种割裂是费希特所无法接受的。如何清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就成为费希特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时首先考虑的问题了。费希特认为，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必须有一个最高的出发点，由此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由外物出发解释意识，这就是独断论，也就是唯物论；由意识出发解释外物，这就是唯心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而独断论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费希特认为自己所坚持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即唯心论的路线。因此，他的知识学的出发点就是意识，确切地说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即自我意识，费希特称之为“自我”。自我不是一种既定的存在，而是一种行动，自我藉自己的行动获得存在，这就是费希特的“事实行动”（Tathandlung）的真实含义。费希特根据自我最初的三个行动提出了知识学的三条基本原理，即自我设定自己本身；自我设定非我；自我在自身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以与一个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这个图式使费希特哲学遭到了不少责难，曾被指责为“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本书作者认为，“设定”（Setzen）常常被人理解为“创造”（Schaffen），例如被理解为神的创造或者一种幻觉，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费希特用“设定”这个概念指的“不是物的生产，而是认知（Wissen）把自身与它物区分开来的那种行动”4931487。这种见解颇有道理。费希特认为，各种意识形式无非是表象，在表象中有三个要素，即表象者、被表象者和表象活动。但在自我意识中，意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意识自身。因此，自我意识就是意识意识到意识，表象表象了表象，或者认知认知了认知。意识藉自身的行动建立了自身，赋予自身以存在。它是由自身出发的，因而是无根据的，或者说它自身就是自身的根据。这就是费希特的第一条基本原理：“自我设定自我本身”。需要注意的是，费希特的“自我”并不是某个作为有形实体的个人或作为类的一般的人，而是人的精神、人的意识。“就连人的身体——人称之为自己的身体——也是自我之外的某种东西”4931488。但是，没有对象的意识或者认知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意识意识到某种东西，否则它既不能自己意识到自己，也不会被意识到。因此，自我意识是以它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为前提的。于是，认知不仅认知到自身，而且认知到自身的它物即非认知。费希特由此推导出了他的第二个重要范畴“非我”。这也就是他的第二条基本原理：“自我设定非我”。由于自我意识的前两个行动，认知不仅认知到自身，而且在自身中认知到一个与自身对立的非认知，认知到自身与非认知的区别，从而成为有限的认知。二者在认知自身之中互相联系，又互相限制、互相对立。这就是费希特的第三条基本原理：“自我在自身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以与一个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正题和反题在合题中达到了综合。正题和反题原有的矛盾在合题中得到了解决，但合题中包含的新矛盾又促使它去寻求新的解决。按照这种理解，费希特所研究的问题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是一部意识发生史，同时又是他建构自己体系的论证方法，这与黑格尔的见解是吻合的。黑格尔认为：“费希特哲学的最大优点和重要之点，在于指出了哲学必须是从最高原则出发，从必然性推演出一切规定的科学。其伟大之处在于指出原则的统一性，并试图从其中把意识的整个内容一贯地、科学地发展出来，或者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构造整个世界”4931489。在这里，黑格尔对费希特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吸取和发展了费希特的这一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理性和自由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革命的两面鲜明的旗帜，而费希特则正是这两面旗帜下的坚强斗士。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丝毫不逊色于康德和黑格尔，而且表现得更为激进，更为彻底。早在1793年，31岁的费希特就发表了《索回迄今被欧洲君主们压制的思想自由》一文，坚决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把资产阶级自由看作是人民的一切精神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的基础。在《当代时代的基本特征》一书中，费希特明确指出：“人类世俗生活的目的就是：人类在生活中按照理性自由地建立自己的一切关系”4931490。而只有理性意识到自身，人类才能自由地安排自己。自由就是理性的一个本质规定。人类历史就是从理性在本能中泯灭的时代向“理性艺术”时代升华的过程。费希特尤其强调自由意识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的辩证地位。他指出：谁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他才能是自由的；谁是自由的，他才能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不可能有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却是自由的，也不可能有人不是自由的却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自由和自由意识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关系。当然，费希特所讲的自由决不是个人的为所欲为，更不是君主的任意专断。他称那种“自由扩展为无约束性”是人类的“罪恶完成状态”。费希特从康德出发，认为自由是自律。“政治自由就是有权除了承认自己所定的法律之外，不承认任何其它法律。这种自由每个国家都应该有”4931491。费希特进一步发展了卢梭关于奴役别人的人自己并不自由的思想。他指出：“任何把自己看作是别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即使他自己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但他也毕竟确实具有一个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首次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卑躬屈膝。只有那种愿意使用周围的一切都获得自由、而且通过某种影响也真正使周围的一切都获得了自由的人才是自由的”4931492。费希特的这一思想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中得到了完整的再现。黑格尔也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4931493。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东方人只知道一个人即君主是自由的，因而他们都是不自由的。而君主由于不给他人以自由，因而他自由也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古希腊罗马人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因而在他们那里自由是不充分的。只有日耳曼人才知道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自由，因而也知道去争取自由。

费希特曾经说过：“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就是“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现实进程，并且始终促进这种进程”4931494。如果我们联想到费希特时代欧洲的社会状况，联想到费希特赋予自由意识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把费希特的思想再明确化一点，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向民众灌输自由思想，激发民众的自由意识。费希特本人正是这样做的。在《索回迄今被欧洲君主们压制的思想自由》一书中，他明确指出：“现在正是使人民认识自由的时机。一旦人民认识了自由，他们就能获得自由”4931495。费希特一生中不仅通过他的大量讲演和著述为自由而大声疾呼，而且直接同压制思想自由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费希特的一生就是为资产阶级自由而奋勇拼博的一生。

以上，只是从两个方面简要地介绍了费希特的哲学思想，以取“管中窥豹，见其一斑”之意。以这篇译序的狭小篇幅，要全面地介绍费希特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在这本传记本身已经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费希特一生的事业，读者自可从中获取详尽的信息。鉴于我国目前的费希特研究尚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我们期望，这部费希特传记的翻译出版将会有助于帮助人们完整地了解这位伟大的哲学家。

李秋零

1987年7月1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