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利格·哈里逊

为什么美国人如此难以理解“一个中国”的概念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越南战争期间对南北越都想建立一个统一的越南这个愿望反应迟钝？

为什么今天许多美国人依然忽视或低估南北朝鲜要求统一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

本书强调的两个主要因素有助于说明美国至今还不能现实地对待亚洲民族主义力量的原因之所在。

美国未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亚洲政治特性的社会基础与美国政治特性的社会基础根本不同。本书原版第一章所讨论的亚洲国家民族和部族的特性，一般符合按地区划分种族和文化的特性。相比之下，美国社会是一个由具有各种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个人所组成的混合体；组成美国联邦制的州，相当于省，也是按历史事件而不是按照种族或文化标准划分的。美国民族的特性是以大家共同具有的平等主义政治理想为基础，直接与把美国看成是一个“熔炉”的概念相联系。由于在其政治气质中缺少以文化为中心的特性，因而许多美国人不能认识或理解亚洲为寻求以文化和种族为基础的政治特性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感情。在国家领土统一问题上（如令人注目的台湾问题），以及在民族独立运动打破人为的、多民族政治实体（如孟加拉）的问题上，这种横跨太平洋的在知识和心理方面的鸿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政治特性的社会基础不同以外，美国与亚洲民族主义不能达成妥协的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于全球地理政治学的概念过分简单化地以我为中心。在美国对世界的独特看法中，美－苏抗衡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并以为反映美－苏抗衡的目前这种国际权力结构将会持久不变。正如第三章（节译本为第一章——译注）所详尽阐述的，大多数美国人对1949年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内容一无所知。他们认识不到，人民共和国是作为中国民族特性的公认的保护者出现的，是孙中山要建立一个现代化中国并使它列入强国之林的这一使命的合法继承者，因此，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最初仅把中国看作是苏联势力的延伸。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表面化以后，许多美国人盲目地认为，在美国与苏联的全球斗争中，北京事实上会成为美国的代理人。这一设想充分体现在美国的政策之中，尽管它口头上僭称两国主权是平等的。

是的，促使卡特政府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有着种种的考虑。对总统的某些顾问来说，如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白宫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他们认为即使北京和华盛顿在苏联问题上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中美友谊本身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可是，正如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其回忆录中坦率说到的，决定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美国想同中国结成一个反苏联盟，同时期望北京在这一联盟中起一个小伙伴的作用。不过在卡特时期，美国的发言人小心翼翼地以强调中美主权平等的词句明确解释了美国的政策。他们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也反映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敏感的，把它看做是中国主权的象征。在里根时期，这种敏感一直在明显地消失。政府发言人常常暗示美国可以无视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愿望，因为中国在对付苏联时要依靠美国的支持。美国对待中国的这种想当然的态度更加剧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气氛，而台湾问题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严重的。

自从本书1978年首次出版以来，亚洲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以及随后两国在经济和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尽管台湾问题仍存在着内在的危险，但同关系正常化以前相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象过去那样具有爆炸性。另一个重要发展是日美关系的恶化，原因是两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不断加剧，以及美国人天真地作出了更大的努力（见第八章，节译本为第二章——译注）想迫使日本更多地“共同承担”防务支出。为了维持一种良好的政治气氛以便打入美国市场，东京在“共同承担”这个问题上表面上不时地向华盛顿作出一些美好姿态。但是，日本正在明显地采取一种更加独立的对外政策，并且从长远观点来看，它利用同美国军事联盟期间所得到的美国技术，正在建立更加自主的防务能力。日本这种趋向独立的姿态可能会使中日关系稳步地改善（见第十二章，节译本为第六章——译注），但对于美国的利益不一定会构成威胁，如果美国能很好地适应这一趋势的话。

自从1978年以来，由于美国恢复了对巴基斯坦已经停止十多年的大规模的军援，美国与印度的关系也恶化了。正如第八章（节译本为第二章——译注）所述，印度认为，美国对伊斯兰堡的军援阻碍了南亚“自然”均势的发展，按照这一发展，印度在这个地区本来可以无异议地取得统治地位。新德里为了回报杜勒斯时期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拥抱，它转而向莫斯科要求提供从美国得不到的尖端重武器。目前印度正试图从多种渠道获得军备。新德里方面愿意加强同华盛顿的联系，但美国在军事方面继续对巴基斯坦承担义务，正在一步步地破坏印度对美国的友好表示。

苏联在亚洲军事力量令人不安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亚洲对美国的幻觉。例如，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加强了印度不想将来在军事上依赖莫斯科的愿望；苏联在金兰湾建立海军设施反映出它的海军活动有了加强，这理所当然地使东亚和南亚许多国家感到惶惶不安。面对苏联的军事存在，亚洲国家也欢迎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有效地保持它的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公众舆论欢迎超级大国在亚洲的对抗日益扩大。相反，尽管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但普遍和共同的愿望都是想尽力减少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只要这种减少在性质上是对称的。这种愿望反映在支持地区性的军备限制协定以及为实现政治和解所做的努力，诸如联合国所倡议的就阿富汗问题举行谈判。

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是，美国政策如果不是单纯地反苏而是敏锐地注意到亚洲国家民族主义的力量，将有助于美国更有效地对抗苏联影响的目标。因此，美国在印度、越南和北朝鲜问题上，仅仅注视着苏联目前影响的大小，而忽视了民族主义这一基本力量，这是目光短浅的。华盛顿不执行对这些国家鼓励其民族主义情绪和削弱苏联影响的政策，时间一长，它就往往上了苏联的当。

在中国问题上，正如上面已经说到过的，美国过分强调苏联因素因而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反应迟钝。的确，美国和中国在苏联问题上部分利益是一致的。中国恰如其分地非常重视维持某种稳定的苏美核均势，而美国为了威慑制约苏联的冒险主义则试图同北京建立牢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健康的中美关系有助于提醒莫斯科，使它相信，一旦苏美发生冲突，北京和华盛顿有可能结成军事同盟。中美经济合作还有助于北京的现代化，因而也能加强它的军事力量。

可是，为战时假想的军事合作奠定基础，这是一回事；而过早地对苏美关系的前景作出判断并一头扎进先发制人的中美军事同盟，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美国不应该把它和中国的关系完全或甚至主要建筑在对付苏联的共同利害关系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很可能发生变化。北京以其自身的抱负将迅速成为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展望未来，良好的中美关系应反映出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概念是敏感的，这对美国来说已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依靠自己注定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注定会成为越来越有生气的东亚经济、政治共同体的中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