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我们对卢卡奇的研究只能是简明扼要的，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更易于了解这样一位重要的著述家：他的大部分著作仅仅见诸于匈牙利文和德文出版物。考虑到美国或英国学生的具体情况，这种研究主要是解译性的。坦率地讲，即使卢卡奇不是一位多产的著作家，这项工作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何况，这里还存在着另外一些从一开始就必须正视的问题。卢卡奇无疑属于中欧思想传统，而这一思想传统所采用的大部分概念、范畴等，在英语世界中根本就没有确切的相应词语。另外，在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半个多世纪里，卢卡奇实质上遵从的是黑格尔的观点、方法，而这些观点并没有被列宁主义者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了（无论他们与卢卡奇有着怎样的政治联系）。

1917年以后，无论在其祖国匈牙利还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更大范围里，卢卡奇个人的复杂经历对各种派系争论、纠纷都产生了影响，而且很清楚，对他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派系争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自传笔记和他近年来为其在西方出版的著作所写的序言中得到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他常常抓住机会撤回或修正先前的一些看法；而在另一些场合，他则利用政治气候的变化来达到如下目的：对他本人在30年代到40年代期间向流行于东欧的那些正统观念所作的妥协，或者完全否认，或者将它说成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在全集第2卷1967年序言4937308中，人们可以找到他对这些权宜之计所做的解释。该卷是由一家西德出版机构出版的，是其计划出版的卢卡奇主要著作的一部分。在这一卷中，收入了题为《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论文集；这个集子的问世（1923年），曾使卢卡奇卷入与新生的苏联正统观念的冲突之中。在这篇序言中，卢卡奇批判了其前列宁主义（pre-Leninist）时期的哲学观点，同时也披露了在那一时期发生的种种派系争论和纠纷的内幕；并且对其在1928年左右提出的那种政治观点4937309做了为时已晚的辩护；他明确地把后来在面临开除党籍的危险时（在他参加了1956年那场不合时宜的、企图使匈牙利社会制度民主化的运动之后，这种厄运便降临了）所作的严肃的自我批评，仅仅说成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和非真诚的。

1930—1931年，卢卡奇曾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过；1931—1933年，他在柏林积极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文学活动；1933—1944年，他在莫斯科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并帮助编辑文学书刊；在苏军进入匈牙利之后，卢卡奇随即回到了祖国，在拉科西4937310统治下的布达佩斯，他获得了美学和文化哲学教授职位，此间，他受到了来自斯大林主义极端分子的攻击，并渐渐地退出了党的实际生活。随着后斯大林（post-Stalin）时期“解冻”的到来，1953年他再度“出山”，并在1956年10—11月短暂的暴动期间，成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纳吉4937311政府的文化部长。在幸免于像纳吉那样被捕和被处死刑的厄运、并经历了在罗马尼亚的短期流放生活之后，他被准予在卡达尔政府统治下的布达佩斯重新正常生活。但是，由于官方的禁令，他的著作不得不在西方出版。据说，卢卡奇在1967年被重新接纳为共产党员之后，曾在私下里对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径表示过抗议。1969年3月，在纪念卢卡奇参与活动的1919年短暂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50周年之际，他被正式授予红旗勋章，并被允许在东、西方记者来访时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

那样要求从总体上对卢卡奇本世纪初以来的著作有所把握的意图，必然使我们去注意1914—1918年世界大战以及1917年俄国革命的重大意义。这些事件结束了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结束了一种政治力量的平衡，这已不是什么鲜为人知的事了。在此，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在这一时期的关键性地位。对于在俄国革命中崛起的共产主义和在1914年前的法国和意大利崭露头角的法西斯主义，那些居住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理论家以及他们在1918年后的形形色色的继承者们，都做出了决定性的理论贡献。据此，也许可以说，卢卡奇当时为共产主义之所作，恰如其同代人斯宾格勒为与共产主义相敌对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之所为。1924年列宁去世后，俄国共产党几乎没有造就出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更谈不上什么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这样，卢卡奇的种种异端思想便渐渐显现出其重要性。在20和30年代，中欧是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对抗的最重要的舞台，由这里的各种论争所激起的种种情绪，逐渐蔓延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在德国社会主义内部，这些争论因柯尔施4937312的著作而保持着生气（与卢卡奇不同，柯尔施虽未和马克思主义绝交，但最终与共产国际闹翻了）。这些争论，在那些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有关的学者们出版的历史和社会学研究著述中，同样引起了共鸣，在这些人中，著名的学者有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以及马尔库塞。

早期卢卡奇的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本亚明4937313的著作中同样明晰可见，而更遥远的回响，则可以在诸如罗温萨尔那样一些流亡学者的著述中听到。卢卡奇之黑格尔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旨，被罗马尼亚出生的文学批评家戈尔德曼4937314从中欧带到了法国，戈氏对帕斯卡4937315和拉辛的研究，向法国学术界传达了一种处理文学问题的新方法。相比之下，卢卡奇近些年来在中欧或东欧更年轻的一代马克思主义作家那里，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一般地讲，他们发现卢卡奇太正统了，特别是他太拘泥于苏联文学中流行的种种观念；“修正主义”作家（如深谙世故的奥地利共产党作家费舍尔4937316）在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之社会现实意义的专门学说时，都倾向于超越卢卡奇，在哲学方面亦然。在1956年的后斯大林“解冻”以后，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而不是卢卡奇的著作，使更年轻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如波兰的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能够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些情况，并非由于它们有可能引起道学家的兴趣，而是为了说明，要在卢卡奇的著作中对哲学和政治学说做出区分是困难的。在对卢卡奇卷帙浩繁的著作的研究中，我们的确感受到其理论上所信奉的与实践上所赞成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有某种潜在的一致性。与此相应，如下方法看来是可行的：从卢卡奇1914年前的思想发展历程、从他的社会背景和他作为匈牙利犹太知识分子所继承的精神遗产中，我们可以探究到其思想的重要因素。在将要对这些问题予以简要的说明之前，我们已试图将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以下问题的分析上：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他尤为精心的美学领域所做的贡献。要想以科学上的超然精神来深入这一主题，自然是不可能的，一旦这种中立性的科学态度被排除，我们就可能会以黑格尔意义上的客观性为研究的目标：尝试着对在卢卡奇名下出现的各种现象给出唯一确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