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在时间上远较欧洲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为短，但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急起直追，竟然后来居上，引起其他国家中国问题研究家的瞩目。为更好地了解美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当前世界上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状况。

当前国外中国研究的特点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兴衰交替，屡经沦桑，所以，中国在外国研究家心目中的形象也代有不同。

中国在夏商周三朝和春秋战国时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古老最灿烂的文化中心之一。秦汉以后，中国进入了以封建地主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官僚社会，比欧洲进入同类历史发展阶段，至少要早一千七百多年。当欧洲各国在十六世纪开始先后进入这种君主专制阶段时，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早已有了颇为丰富的经历，官僚统治体制已臻于高度发达的阶段。所以，自秦汉迄于盛清，中国在外国人眼里，总的来说，是一个先进大国的形象。汉代丝帛远销希腊，令西方的文明世界为之心向神往，唐朝佛教和文化东播日本，留下了两国人民之间不少友好佳话。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问世，轰动欧洲，它把中国元朝社会描写成一个天方夜谭式的富裕大帝国。到十六、七世纪，乃至十八世纪，中国在外国人心目中，甚至是一个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大帝国。当时，葡萄牙教士为取得罗马教廷准其向中国布道的特许权，把明帝国作为理想国来渲染。后来，法国耶稣会教士为取代葡萄牙的势力，用最高的赞词来颂扬康熙帝；他们把清帝国描写得尽善尽美，借以自高身价。而欧洲的民主知识分子由于对本国腐败的王权统治极端不满，也利用这些传教士的书简和报告来针砭时弊，寄托理想，把中国作为一种天国形象来称颂。其实，这些描绘，在很大成分上是把他们自己的理想冠以中国的名称，不过，整个这时期的中国，在精神和物质文化各方面，也确有比当时欧洲高明的地方。

但是，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前后，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已由君主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社会，迅速地进入了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面貌大为改观。而中国则由于种种原因，仍旧滞留在封建专制官僚统治阶段。所以，从这个时期开始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就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如亚当·斯密称中国财富“已达到了其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极限”，黑格尔称中国是“空间的国家”，意即在时间上是停滞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欧洲和封建主义的中国两者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随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华扩张侵略政策的实施，它们的代言人就完全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十足的愚昧落后和可以任意蚕食鲸吞的对象，是“东亚病夫”。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开始改变百余年来外国人心目中的这种旧形象。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新中国在外国人眼里至少已是一个“明天的强国”（见西德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富克斯的同名著作《明天的强国》, 1979年），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这是影响当前世界上中国研究总特征的最根本的因素。因此，如果说，十八世纪以前对中国的研究，是以好奇和赞美的心情为主要特征，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研究，是以侵略的需要和歧视的态度为主要特征，那么，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除了以上两种旧的倾向有不同程度的继续外，总的来看，则是越来越倾向于要求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这种重新研究中国，特别是研究现代中国的新高潮，固然与旧汉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也有极大的不同和深刻的差异。当前国外中国研究至少呈现出下列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有了空前迅速的发展，目前就人才、设备和成果来看，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据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学术团体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前负责人林德贝克在《了解中国：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评价》（1971年）一书中指出，在六十年代末，全世界具有充足设备和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研究中国的国家计有十二个，它们是美国、苏联、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另有香港地区和十九个国家，在高等教研系统中设置若干研究机构，进行一定限度的中国研究，它们是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马来西亚、挪威、菲律宾、波兰、新加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智利、芬兰、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朝鲜、泰国、新西兰。现在，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几百个机构、成千上万名学者在研究中国，他们有现代化的提供资料和情报服务的机构作为其强大的物质技术基地。现以美国、日本、苏联和欧洲四个地区为例，略加说明，以见一般。

美国大学设有中国或亚洲研究机构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仅有五所，五十年代增至三十多所，六十年代末增至五十多所，增加了十倍。现在，全美有关研究中国的机构（大学系统和协会系统合计），约有二百个左右。美国在1951年攻读中国课程的研究生仅143人，到1970年激增至1,000人，增加了六倍。美国1960—1969年十年获得中国学博士学位的有412人。到1979年4月，据著名中国学家费维凯的估计，在美国各大学中任教与从事研究的中国学博士约有1,000人。美国整个中国学家的队伍（不计研究生），据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秘书长施舟人教授估计约为3,000人。我们估计，如果包括攻读博士课程的研究生、高水平的业余爱好者、中文图书专家以及许多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转而研究中国的趋势的日益加强，这支队伍的人数至少有4,000或5,000人。美国在七十年代初七百所大学中约有三分之一即二百二十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各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在六十年代约1,800人，到七十年代初增至5,000人。1973年有3%即约150,000名大学生进修有关亚洲的各种课程，而研究生学习亚洲课程的百分比更高。因此，美国中国学在世界上继续领先的潜力很大。日本一桥大学教授村松祐次在《外国对中国的研究》（1963年）一书中早已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研究中国的中心迅速地从西欧转移到了美国。日本学者的这一估价，从今天的形势来看，就更其确实了。

日本是一个既有悠久历史又有巨大活力的中国研究中心。1977年日本有四百三十所公私立大学开设中国课程，有一百二十六个机构出版过研究中国的专著。现在至少有一千数百名副教授级以上或相当水平的专家在研究中国。1953年起约二十年出版有关中国的重要书籍超过千种。据美国威尔金逊教授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史学家继续对中国历史进行的研究，就其质量和研究范围来看，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所进行的全部工作（蒲地式子、市古宙三和费正清：《一九五三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研究书目指南》导言）。

苏联在1949—1958年间培养出来的大批研究中国的新生力量，现在已成为骨干，并使其中国学家队伍因肃反扩大化与卫国战争而元气大伤的现象迅速改观。现在，这支专业队伍的人数也在千人左右。它研究中国的机构比较集中，重要的不下二十个。其中最主要的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等。它有自己独特的中国学传统，历史较久，从沙俄的第一代汉学家比丘林迄今，出版过研究中国的学术专籍（只指书籍，不计论文）约在2,000种左右（沙俄120种，1917—1965年约1,100种）。他们自称，对于“世界上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形成以来的各个时期，都无例外地进行了研究。”（《苏联中国学的形成与发展》,《远东问题》1974年第2期）。

西欧是传统汉学的中心，历史最为悠久，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中国的研究一度衰落，但最近又重新活跃起来。如欧洲近年来不仅召开中国学的国际会议，而且成立统一的研究中国的组织：欧洲中国研究协会，有三百余名个人和集体会员（东欧大都以集体会员资格参加），西欧的中国学专家几乎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它在欧洲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始实行三项协作计划，即编制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国家制度论文集、道藏目录，以便更好地发挥欧洲中国学固有的治学特点与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根据以上四个地区中国研究迅速发展的状况，我们不难想象国外中国学发展的规模，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尽管国外的中国研究家的观点千差万别，但是，多数对中国持比较客观的、友好的态度。这一方面反映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清醒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世界上民主与科学潮流的强大影响，如果对中国采取盲目敌视和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只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的研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只要回想一下在五十年代初反动的麦卡锡主义对太平洋学会等进步的中国学家的迫害是多么猖狂，就不难看出今天美国中国学界民主水平的提高了。例如，由施坚雅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论著类目索引》（1973年），是一部得到美国官方与许多基金会大力支持的巨作，编者在其《前言》中竭力主张对任何国家和任何政治见解的著作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予以著录。这在二十多年前是不可思议的。又如，最近著名中国学家、前外交官谢伟思在《今日中国百科全书》（1979年）的导言中说，在打倒“四人帮”后，“更有必要象编这本书这样，对中国精心地、客观地、全面地加以研究，使之成为衡量未来的标准。”当然，国外中国学的这种趋势，与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关系。

第三个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外中国学界的影响有愈益增强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最年轻有力的思想体系之一，它从三个基本来源诞生以来，经过一百多年人类三大实践的检验与推动，正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着，它的活力已被越来越多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承认。这在国外中国学领域也有显著的反映。例如，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费正清在谈论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时说：“学院派历史学家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事实塞进历史唯物主义公式中去的指摘，现在只有在极其一般的意义上才有根据，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做了切实的工作。以至一位书评作者在学院派史学的大本营《史学杂志》上称赞日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家在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中的能力。……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贡献是在各次论战中对历史的阐述。鉴于仅仅搬用‘历史的基本规律，在现代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已不再受到欢迎，他们就在阐明中国近代的大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和长远前景上的理论意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在论战中起着主导作用……结果，马克思主义术语变成了正式的学术用语。特别是在经济史方面，要了解日本学者的论证，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概念知识是办不到的。就这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已经左右了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费正清在谈到美国的情况时甚至这样说：“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日本人民日益采纳社会科学的概念，而在美国史学家当中则日益提出以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不能不认为我们这一代对世界历史看法的一个新的综合，可能就在眼前。”（《一九五三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研究书目指南》导言）。从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到有限度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这种突破，雄辩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在中国学领域的扩大。当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本身也有分歧的观点，日本学者自己也在不断检查过去的研究。例如，今崛诚二在近作《中国革命与＜毛泽东选集＞》（日本《现代与思想》1979年第35期）一文中提到日本在前一段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时说：“若不把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来研究中国，多么庞大的 ‘研究’，都会以失败告终。”这种总结经验的探讨是有益的，只会有利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以肯定，当我国学者的爱国主义理想实现之日，即世界中国学的中心重新回到中国来的时候（参见1978年3月11日《光明日报》翁独健先生文），中国学发展趋势的这个特点必将更加鲜明起来。

第四个特点是，研究的重点正在从传统中国向当代中国转移。现在明显地可以看出有一种强烈的趋势，要扭转传统中国研究对当代中国研究的优势。迄今为止，国外对传统中国的研究大体上仍然超过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相形之下，当代中国研究显得色彩单薄，议论不够鞭辟入里。然而这种重点转移的趋势是普遍存在的。例如，英国于1968年6月12日设立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出版了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为主的很有影响的杂志《中国季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国学方面最有影响的汉堡学派和慕尼黑学派，本来是以研究中国中世纪史起家的，现在两派大部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大都转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他们的中国史研究的重点，也已经转到解放以后的中国。在大学系统以外，汉堡亚洲研究所等中国学中心，都以提供有关新中国的情况及政策的研究为主。又如美国，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在五十年代末，美国政府与基金会组织，就已开始调拨大量资金，着手把中国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研究放在优先考虑的主要地位。但是，“尽管当代中国研究的设备和学者在数量上有了飞速的发展，并且调整了资金分配数量和采取了大力支持薄弱环节等措施，但仍然没有改变传统中国研究对当代中国研究所占的优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通讯》1974年第25卷第2期：《关于优先考虑中国学研究的筹资和发展的会议》）。国外当代中国研究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是：（一）研究的历史很短；（二）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遏制的政策所造成的资料缺乏和偏见拘囿；（三）国外中国学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为时不长，人数不多；（四）林彪和“四人帮”执行文化专制主义和锁国政策，不仅使中国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断，也使中外学术交流停顿。随着时间的进展和国际上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以上这些因素正在逐渐消除，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已开始获得空前有利的发展条件，这种重点转移的完成，不过是时间问题。此外，国外中国学家队伍组分的变化，志趣、修养和老一辈中国学家不同的新生力量的大批参加，对此也有重大影响。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国外对当代中国研究趋势的加强，不能也绝不意味着对传统中国研究的削弱，这不仅仅因为传统中国的古老文化有其特别迷人的吸引力，不允许也不可能人为地削弱其研究兴趣，而且还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这种趋势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以现代中国研究为重心对中国展开全面的研究。

第五个特点是，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在中国学领域已经出现。在单学科频繁分化的同时，存在多学科的彼此结合的趋势这本来是当前科学领域内的普遍现象。在国外的中国学领域，由于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充实与提高，以往分科研究成果与经验的大量积累，许多社会科学家（包括国外所指的人文科学家），甚至一些自然科学家也来从事中国研究，加以图书资料与学术情报服务的现代化和计量研究手段的自动化等有利因素的作用，现在已有可能在单科研究更加深入的同时，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或所谓跨学科研究。例如，对中国历史、中国经济和经济史的计量研究，就是一个尝试，将来在社会学领域的计量研究，也必然大有发展前途。由于这种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发展，不仅会使单项问题的研究别开生面，而且将使整个中国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大为提高。

第六个特点是，在中国学领域里也像在其他科学领域一样，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手段的利用现在已经开始。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学书目的编制上，如用电子计算机编制的美国《亚洲研究书目》杂志的出版，斯坦福大学的“中国情况书目自动查检中心”（BARC）的设置和《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论著类目索引》（1973年）的编制等，就是这方面一些初步的成果。后者是由美国施坚雅教授主编、有一百多名研究工作人员集体协作、耗资75万美元、历时十年始成的一部大型分类与注释性索引。分西文、中文、日文三大册出版，共著录和注释文献31,441种，系由九万余种文献汰选而成，被誉为“有关中国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它共有六种索引，除综合索引为人工编制外，西文编的其他五种索引（历史索引、地理索引、地方索引、编著者姓名索引、编著者机关名称索引）全部由电算机和自动排字等自动化程序编制。这部索引不仅可起一般索引的作用，而且预期要起指导与启发研究的作用。这是中国学领域第一部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代表作，它标志着这一领域中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开始，如果我们考虑到计量研究在中国学这个既古老又新鲜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的发展前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忽视这个目前还不够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七个特点是国际一体化的趋势。由于中国学研究本身的发展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协作交流，国际垄断资本为其自身目的通过基金会对此进行了大量资助，使近二十年来国外中国研究出现日益一体化的倾向。例如，前述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所设的独立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就是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经费筹建的，该会在头四年内提供了三十多万美元的资助，任该所领导人的著名中国学家施拉姆就是美国人。该所的机关刊《中国季刊》的编委和撰稿人，大多数不是英国人。又如荷兰美国跨国研究所和政策学研究所跨国计划设有社会主义研究计划，它集中了一些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的人员，重点研究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它搜集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有关过渡时期的理论文献并编写书目提要。有一批学者定期在阿姆斯特丹集会，在世界各地还有通讯会员。福特基金会在1958—1970年对美国国外的中国研究资助达280万美元。西德福尔克公司也拨出大量资金来发展本国和国外的中国研究。现在美国的中国学同英语国家及西欧诸国中国学中心互相交流、协作、结合的过程正在积极发展。诸如此类一体化的趋势使国外这支成千上万人的研究队伍能够发挥比以往单干大得多的作用。它使个人自由研究和集体协作的优点能够兼容并蓄，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倾向。

最后，必须指出的一个特点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一些中国学家在苏联领导集团的指挥下发出了反华大合唱。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出发全面地系统地歪曲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企图以此证明中国革命“偏离”苏联模式的“正常发展道路”有其历史上的全部根源。有一位美国的中国学家评论道：这些论断“给人的印象是教条而不是学术”, “在过细的研究中一般都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从这些做法中可以看到“领导的自私目的”（吉·罗兹曼：《苏联对中国社会史的重新解释》,《亚洲研究杂志》1974年11月号）。这种现象，不禁使我们想起十九世纪以来欧洲一些汉学家们以丑化中国为侵华政策服务的历史经验。

美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

草创时期 欧洲在十六、七世纪对中国的发现产生了研究中国的大量文献。美国研究中国要晚得多，最早只能推溯到十九世纪中叶。这是因为美国商业资本和海外传教活动向中国扩张比欧洲晚得多。美国从十九世纪前半叶开始，商业资本才大量向中国渗透，有成批商船队来到中国。当时，“对纽约人和波士顿人的整整一代人来说，到广州或上海比到丹佛或盐湖城去更容易，更加赚钱。十九世纪头五十年，中国边疆比起美国边疆常常更加吸引人去做生意，就和英国人在十八世纪遇到的情形一样。”（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美国历史评论》1969年第3期）。商业资本和传教活动形影不离，这是老式资本主义扩张的规律。随着美国商业资本向中国扩张，美国的传教士亦接踵而至。1830年美国传教士随美国首批来华商船在广州登陆，1847年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福州登陆。十九世纪末美国海外教会扩张出现一个新高潮，使美国在华传教士多达1,500人。费正清在上文中指出： “二十世纪初我们看到美国边界的主要海外扩张集中在中国。”美国最初的中国学家就是从这批来华的传教士中培养出来的，例如裨治文、卫三畏、丁韪良等都是教士。裨治文是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他于1830年到广州，1832年创办《澳门月报》，自任总编。该杂志以报导中国的历史、风俗、时事和传教士活动为宗旨，是美国最老的中国学杂志。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和美国外交官于1842年正式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和《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并成立东方文献图书馆。1848年发表了卫三畏的两卷本《中国总论》。这些早期活动，标志着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开端。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开始设立关于东方或中国的教研机构。美国大学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于1876年在卫三畏主持下设于耶鲁大学。以后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效尤。美国的中国学在这个草创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它广泛地吸收了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来从事中国研究，无论在研究领域方面还是在方法上都受西欧旧汉学传统的严重影响。

独立时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中国学开始形成一支独立力量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力扩张其在中国的势力。美国的垄断资本开始设立各种基金会资助对海外包括对中国的研究。如1911年建立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1913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936年建立的福特基金会，都曾大力资助过中国研究。特别是进入三十年代以后，美国为与日本争夺中国市场，私人财团对中国研究的拨款大量增加。结果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显著增加。截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共九十个，其中三十九个是在1920—1940年这二十年间建立的。例如，美国太平洋学会建于1925年，它对促进美国的亚洲研究有很大作用，在五十年代以前，美国出版的关于亚洲的书籍有一半是由太平洋学会出版或得到它的资助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建于1919年，在二十年代末两次召开中国研究促进会议，决议设立促进中国研究常设委员会；哈佛燕京社建于1928年，它很快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主要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27年成立了中国部，到三十年代中期，中文藏书已达135,000册。在大学方面，从事中国研究的有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加利利福尼亚、芝加哥和宾夕法尼亚五所大学。在这时期，美国培养出了一支自己的中国学家队伍，如恒慕义、赖德烈、韦慕庭、顾立雅、卜德、戴德华等都是。不过，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基本上还是在欧洲旧汉学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着重讲授古汉语，研究古典文化，不注意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等学利。

发展时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五十年代，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比较而言相对发展的时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苏联的严重破坏，这些地区的中国研究也遭到很大损失，加之苏联在肃反扩大化时期，大批中国学家被杀害，使其中国学研究受到很大打击。而欧洲由于老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没落，以西欧为中心的东方学、中国学亦大为衰落。但是美国则不然，它在大战期间却从组织上与经费上加强了中国研究。例如，联邦政府在战时设立了训练中国问题专家和指导中国研究的机构；美国在战前从事东方学教研工作的第一流大学有七所，战时增加到十三所，五十年代增加到三十多所；此外，在战时美国采取了各种紧急措施加速培养大批研究远东或中国的专业人员。如在大专院校举办有关的短训班，设置“军区民事部国外地区和语言课程计划”、“特种军事训练计划”和扩大陆军外国语学校、海军语言学校的招生计划等，这些措施，无疑也是对中国研究的重大推动。与此同时，在内容方面也大有革新，即加强了对中国现实的研究。据当时调查，美国在1942—1945年5月出版的五十部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中，有二十部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卡麦隆：《美国的远东研究》,《远东季刊》1848年2月号）。更能说明这种革新倾向的是组织方面的变动。1941年美国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们对美国东方学会着重古典研究的方针不满，在费正清等人的倡导下，于1941年6月，组织了“远东协会”，出版《远东季刊》，扩大中国学者的队伍和对中国研究的范围。到1948年4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有200多名中国学家参加的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远东协会。协会领导成员毕乃德、宾板桥、费正清等人都是著名中国学家。到1956年，为加强对亚洲的研究，远东协会更名为《亚洲研究协会》,《远东季刊》更名为《亚洲研究杂志》，现今该协会的领导成员，很多都是中国学家。但是，甚至在五十年代中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还有不少西欧传统的影响存在。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律学这样一些重要的学科完全缺乏中国研究的兴趣。历史学不得不在中国研究的发展中占据中心地位（林德贝克：《了解中国：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评价》）。不过总的说来，美国中国学的这一发展阶段，为下一阶段的突飞猛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跃进时期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中国研究迅猛发展的时期。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发展规模上，这一时期的情况值得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跃进的政治动力。五十年代初期，美国侵朝战争失败后，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不得不更加重视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毫无疑问，中国最近的和计划的行动。导致把资助中国研究置于首位。”（同上书）。

跃进的经济动力。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增加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十种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奖金拨款。紧接着，1960年福特基金会开始拨出巨款并提出二项基本方针和九项具体措施来推动美国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研究。1958/59—1970年十二年中，各大基金会对中国研究的拨款总额共达25,933,462美元，为1933—1945年十二年拨款总额741,047美元的三十五倍，为1946—1957年十三年拨款总额3,478,448美元的七倍多。1958—1970年十二年中政府对中国研究的拨款总额达15,040,000美元。这期间各大学自身对中国研究的拨款总额约2,000万美元；1958—1970年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国外（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等）的中国研究拨款达3,166,075美元。加上其他来源，在十二年中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各种公私拨款超过7,000万美元。其中以福特基金会出资最多，1952—1970年共资助29,747,710美元，1959—1970年为23,821,201美元（参见同上书）。

跃进的方针。福特基金会提出并付诸实施的两项雄心勃勃的方针是：

（一）建立全国性机构来规划、组织、协调并奖励全国的中国研究。1959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纽约保布斯费里联合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加强研究现代中国问题。会上决定成立以“促进当代中国研究”为宗旨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下设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府和政策、中国法律、中国经济等小组委员会。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成立以后的十二年中，进行了极其紧张的工作来领导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活动。1961—1970年该委员会资助研究中国的项目计历史四百七十二项，政治二十八项，经济十二项，法律十一项，社会十项，此外还召开学术讨论会，出版专著和资料，为此直接支出经费达200万美元。

与此同时，福特基金会在整个六十年代先后在国内外资助建立培训人才、搜集资料的机构，计有设在台湾的“美国各大学中文课程”、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以及与外国合办的“中国资料与研究中心”、“现代中国研究联络委员会”（与德国、日本等国合办）等。

此外，亚洲研究协会、美国历史学会、美国政治学会、美国地理学会、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美国东方学会、以及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所属亚洲研究联合委员会和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等机构，在这期间对促进中国研究也起了很大作用。

（二）推动各大学设立有关现代中国的课程和研究项目。福特基金会为此首先推行了一项关于大学研究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划（1959—1960年）。规划的大意是选择有东亚研究传统的、有大图书馆的、有苏联研究可以支持对中国研究的、能开设汉语初、中、高级课程的和能在五个以上学科开设有关中国课程的大学来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最初选择了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加利福尼亚、西雅图华盛顿四所大学，后又增加了耶鲁、密执安、芝加哥、普林斯顿、康奈尔、斯坦福六所大学。前后共十所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其中，大的中心有10—12名专职研究人员，7—8名兼职研究人员，每年经费约25万—325万美元，小的研究中心通常有3—4名专职研究人员，每年研究经费25,000—60,000美元。

跃进的措施。福特基金会为贯彻上述两项方针，推行了下列九项措施。

（一）吸收优秀人才；

（二）改进汉语教学方法与条件，为社会科学家设置汉语课程；

（三）推动各大学设置培训中国学专家的课程，开展中国研究；

（四）编制书目、索引、资料摘要、资料手册、资料选辑，建立资料中心；

（五）支持重要研究项目，如中国经济研究等；

（六）推动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出版文集、专著等；

（七）在港、台设立培训中心；

（八）争取一切机会进入大陆；

（九）利用其他国家的人力、资料配合美国对中国的研究。

跃进的步骤。福特基金会采取下列十项步骤来贯彻上述措施。

（一）依靠原有的中国学研究基地开设中文及现代汉语的各级课程；

（二）在各个大学科中设置有关中国的课程；

（三）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设置中国研究奖学金；，

（四）训练能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

（五）设立高级研究奖金（博士研究）；

（六）在更多的大学设置中国专题课程及教授席位；

（七）开辟取得中国情况、图书资料、数据的途径；

（八）在国内外交换研究资料，互换研究情报；

（九）加强重点研究中心；

（十）运用学术团体、各全国性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加强领导、协调工作。

跃进的成果。由于实施了上述方针、措施和步骤，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六十年代整整十年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可以由下列几方面看出来。

（一）机构的倍增。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关中国研究的机构为九十个，到现在已翻了一番而有余。据英国《现代中国研究（国际道报）》1978年第10期载文统计，美国现有一百八十八个机构出版过研究中国的专著。另据苏联《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一书的作者估计，美国在七十年代初，有关研究中国的机构约近千个，其规模大体与对苏研究相当，不过其中包括政府机构、大学、协会和基金会等设立的有关机构。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迅速发展与图书馆中文藏书的迅速增加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美国图书馆1869—1930年十二个藏书单位入藏中文书仅355,000册，1961—1965年五十个藏书单位中文藏书达2,409,000册，1971—1975年九十五个单位（包括加拿大三个）中文藏书激增至4,006,000册。

（二）队伍迅速扩大。美国培训中国问题研究生1951年仅143人，1964年增至325人，1967年倍增为750人，1970年达到1,000名。1970年讲授中国课程的专职教授有600人，其中200人教授汉语。1960—1969年十年中，全美取得中国学方面学士学位的有1,700人，硕士学位的有1,000人，博士学位的有412人。这412名博士按大学分布如下：

哈佛大学 65人

哥伦比亚大学 48人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 35人

华盛顿大学 33人

芝加哥大学 25人

印第安纳大学 18人

宾夕法尼亚大学 16人

耶鲁大学 15人

密执安大学 15人

乔治城大学 14人

纽约大学 12人

此外，康奈尔大学和克莱尔蒙特大学各有9名，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各有8名，威斯康星大学有7名，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有6名，美利坚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各有5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有4名，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伊利诺斯大学、匹兹堡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各有3名，马里兰等九所大学均有2名，圣约翰等二十一所大学均有1名。共有五十五所大学设有研究中国的博士学位。在412名博士中，历史学占首位为149人，语言学34人，文学49人，语言文学合计83人，占第二位，政治学75人，占第三位，其次是人类学27人，经济学21人，艺术11人，地理学10人，宗教学8人，教育学8人，法学4人，社会学4人，人口统计学2人，哲学2人，图书馆学2人，农业经济学、音乐、考古学、商业管理、自然科学史各1人。有必要指出，在这412名博士中，约三分之一(145人）是从港、台赴美入籍的华人。这种情况说明，美国中国学的迅猛发展与华裔学者的大量参加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考察美国中国学的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特点。

另据1972年和1978年出版的舒尔曼等编的《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西文目录》（1945—1970）和续篇（1971—1975）的统计，外国人研究中国的西文博士论文篇数，1945—1950年为211篇，1951—1960年为736篇，1961—1970年为1,435篇，1971—1975年为1,573篇。从1949—1970年的二十一年中共完成2,217篇，而其中美国即占1,401篇，另外，苏联占209篇。这不仅说明国外对中国研究的发展规模有成倍增长的趋势，而且更说明美国在数量上独占鳌头的地位。当然量的优势并不等于质的优势，但这却是发展中国学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研究领域的扩大。这一期间的中国研究已经普及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极大地改变了旧汉学的狭隘性。在各学科中，历史、语文、政法较强，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正在兴起发展。在教学方面已经形成独立的教学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正在加强利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成就，甚至利用数学方法。

（四）研究现代中国比重的提高。从美国培养的全部研究生中攻读近现代课程的研究生比重可以看出，现代中国研究已经大为加强。如1964年研究生总数与攻读近现代课程研究生人数的比例已高达325人比260人，1967年为750人比680人，1970年为1,000人比700人。在1960—1969年取得博士学位的412人中，研究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为174人，已占较少的比重。当然，要改变传统中国研究对现代中国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研究的总的优势，尤其是质的优势，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1973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理事会在纽约召开的关于优先考虑中国研究的规划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同意以后十年一定要继续采取以发展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方针。在研究内容上这种结构改革的方向是对旧汉学的狭隘性的重大革新，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这一改革潮流中，美国的中国学起了领先的作用，而这一领先地位，完全是在六十年代短短的十年中取得的。

（五）中美学术交流加强的势头有增无已。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中国学家访华人数日益增加，从1978年以来，美国访华的社会科学代表团中，大多数是研究中国的专家。预期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必然有更大的发展。

“他山之石，可以改玉”，本书就是以此为宗旨而编辑的。它愿意为中美学术交流的园地尽一点拓荒者的棉力。由于对美国中国学的学者和机构等基本情况过去国内从没有作过系统的介绍，可依据的资料很少，而且参加编译工作的同志也都是生手和新兵，因此，这本手册的缺点、错误和遗漏一定是很多的。但是，我们愿意为前进的道路作一块铺路石，希望海内外有关学者都来为中外的正常学术交流而努力，把这条路铺得更远更广。本书各章的编辑体例和宗旨在各章的编者按中分别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希望读者多加指正。

孙越生

198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