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已不再陌生。做为一位有鲜明个性的思想家，荣格的形象已随着西方当代思想的大量介绍而从原来比较单薄、模糊的背景中凸现出来。要了解他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国内的图书馆中看到荣格的全部18卷文集（英文版），而美国心理学家霍尔等人所著《荣格心理学入门》则已经有了两个中译本，似乎在眼下无论专家还是普通读者都不应有再多的抱怨。想了解他的生平，那么荣格的自传《记忆·梦·反省》已经有了中译本出版，而有兴趣的读者起码还可以在北京图书馆读到温钦特·布洛姆所著《荣格：其人及其神话》一书（英文版），我们已完全有条件从内省和外观的两种角度去了解这位学识渊博、思想奇特的瑞士人的一生。那么，这本介绍荣格的小书意义何在呢？

我们以为，斯托尔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把荣格的思想处处与弗洛伊德加以对照，他把精神分析运动这两位大师间的纷繁纠葛细心地加以梳理，无论是他们之间友情的萌生、发展与破裂，还是他们思想之间的认同、影响和差异。读罢，相信读者一定会明白，这两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之间如果没有冲突才是真正奇怪的，因为他们在家庭环境、人格气质、职业与知识背景、所继承的哲学传统、对于科学与宗教的理解、精神病学理论的出发点与治疗方法等一系列重要方面是不同的。我想这一特点足以表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价值，因为我国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正需要在广义的精神分析运动中具体地区别荣格与弗洛伊德。

当然，这本书并没有让荣格与弗洛伊德平分秋色，它毕竟在着重介绍荣格的思想，尤其是他关于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的思想、关于人格类型和自我调节的思想、关于个性化过程的思想，等等。因而在这儿谈谈这些思想的两个更基本的前提也许是不无益处的。在无意识心理学这两位大师的一系列冲突中，我们想先简略地谈一下，他们在哲学背景上的区别以及他们在精神病学理论出发点上的差异。

在欧洲大陆，比各种意识形态或不同人文学科的差异以及哲学唯心论唯物论的对立更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一种整体论（holism）和动力学（dynamics）的观念。无论是孔德还是列维—斯特劳斯，无论是索绪尔还是K·考夫卡或M·韦特墨，又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他们的思想中都毫无例外地贯彻着这种信念。事实上，在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只要使用“有机的”或“有机体”这样的概念，就意味着研究者对于整体论和动力学的承诺。在这一点上，荣格与弗洛伊德都不属例外，他们都将人格看成一个有机整体，都认为人格是一个动力系统，这种动力源便是力比多或心理能。

然而，当我们注意他们二人更具体些的哲学传统时，差异立即出现了。弗洛伊德在哲学上继承的传统可以称为科学的世界观（Weltanschuung；world-view）。对于他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也许比其它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大，如果一定要讲哲学传统，弗洛伊德说：“我一直乐于接受费希纳的思想，在许多重要观点上信奉这位思想家。”虽然“精神分析与叔本华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偶合”，但“读叔本华的著作在我一生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而由于尼采与精神分析的惊人相似，弗洛伊德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避免接触他的著作”。4941205此外，或许除了家庭气氛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当时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也促使弗洛伊德更多地放弃了宗教信仰和对宗教问题的关注，起码是回避了对宗教问题的更多谈论；相反，弗洛伊德对于社会的公正与和谐有一定的兴趣，学生时代他曾热心过法律。

比弗洛伊德小19岁的荣格则完全不同，他对哲学和宗教问题有更多的兴趣。他认真阅读过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另外，尽管尼采说上帝死了，而荣格把上帝作为深层心理中维持个体整合的指导原则，但尼采对荣格确有重大影响。1934年，在苏黎士的心理俱乐部中，他专门讨论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作为精神病医生，荣格也尊重科学。他宣称，凡是采用与他同样方法的人都会发现并确认他所发现的那些事实；但他又能清醒地意识到主观因素对他观点的影响，他说：“哲学的批判已使我看到，任何一种心理学，包括我的，都具有一种主观自白的特性，即使当我处理经验材料时，我必然也在谈论着自己。”4941206

弗洛伊德与荣格在世界观上的差别在“无意识”的归属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清楚。无意识这个概念究竟指向一种什么样的实在（或现实）呢？对语义、概念十分敏感的哲学家们会提出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所谓心理的内容便是意识的内容，说无意识心理不就等于说“无意识的意识”吗？这与说“方的圆”不是同样荒谬吗？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对无意识概念的所指有一种科学家的自信。他认为“对于哲学家的这种癖性只能以一耸肩而置之不理。”“关于这一无意识的最初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同那个关于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的老问题一样，都不易感知且没有实用价值”。4941207显然，他的态度是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并有那么一点实用主义的。他对无意识的探讨也总是朝着生理学、病理学和儿童发展心理学的方向发展的。荣格与此不同，他努力界定无意识的存在及其表现。由于意识到无意识本身的不可知觉性，荣格必然一方面思辨地区分无意识的实在状态和表现形式，一方面严格规定自己的语言。他以为，准确地说，“无意识”不是心理的东西，而只是“类心理的”东西。它所指的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另一种现实，它本身是永远不可直接感知的物自体，但又可以作为表象和观念的组织者（或组织能力）显现自身。这当然是典型的康德式的现象论，这种现象论比起休谟的经验主义更有着一种对缺席者（absentee）的关怀。从这种立场出发，荣格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原型与原型表象（原型观念）的区别（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强调依然未能引起我国某些研究者的足够注意），他声明：“原型并不是依据它们的内容而仅仅是依据它们的形式来确定的”。尽管荣格在谈论集体无意识在个体心理上的表现时常常使用“遗传的”之类生物学、生理学概念，但从骨子里，他更倾向于把集体无意识做为一种超验的、先验的、前存在的（pre-existent）材料来处理。这样他的心理学难免会与神话学、比较宗教学等原始文化理论相互纠缠，他的精神病学理论也难免要与诸种文化范畴相互参照。

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这两位分析学家在哲学传统上的差异，就可能发现他们在整体论和动力学思想上也有差异。由于以科学主义为指导，弗洛伊德当然会注重对原始性欲——力比多及其运动方式作出说明，同时让人格系统的整体质问题保持一种开放的、或叫实践的、临床的状态；而荣格则会更多地注重人格系统动力平衡的维系方式和修补方式，而把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泛化为人格系统中的原动力，或一般的心理能。由于同样的原因，弗洛伊德更注重对精神病原因的探讨，并且这种科学的探讨难免把人格向其动物本能和原始欲望方向追溯；而荣格更注重整合目标的实现，并且这种对理想状态的追求难免带上浓烈的思辨色彩甚至宗教气息。从理论及其实践效果上看，弗洛伊德的成功更多具有社会学意义和病理学意义；而荣格的成功更多地具有人本学和文化学的意义。对各自所受到的误解，弗洛伊德抱怨囿于传统道德偏见的人们不敢正视性的现实，因而不相信科学的解说；荣格却慨叹自己的孤独，抱怨人们对他所热切希望表达的东西根本不想知道。如果还要谈谈二者的命运，那么弗洛伊德无疑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只要欧洲人消除了传统的道德偏见和种族偏见，而科学的潮流又势不可当，弗洛伊德就会成功；而荣格的成功之路还要遥远，不仅需要欧洲，而且需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反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人们对于自己的语言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他才会出现在更多人的视野里。

说到底，弗洛伊德与荣格都是精神病学家，各自都有一定的精神病治疗临床经验，他们的著作中有相当的部分是根据这些临床经验写出的。但习惯上总说荣格（还有阿德勒）是从精神分析学派中分化出去并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的。这样说给人的印象是最初他们观点一致，以后有了分歧。事实上，在这两位精神病学家展开热诚合作之前，各自都已独立地做了不少工作，荣格在与弗洛伊德相见之前，起码有了六年的精神病学研究实践。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在精神病学这一特殊领域中，科学家本人的气质对于他的理论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并且我们又确信这两位科学家的秉性的确不同，那么，说他们的理论从最初便是两种，而后有了一些相互影响，最终又失去了联系才是比较符合事实的。让我们试着以下面的图表来说明弗洛伊德与荣格在精神病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差异和联系。

图1

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用图1来表示。随着年令增长，机体与心理同步成长，成功地进入了成人社会的人是正常的。凡是成年后（或青春期）心理发展未达到性成熟标准的人便是精神病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正常心理发展过程受到阻碍或者压抑而陷于停滞，在那一点上形成了一个情结（complex）或叫固结（fixation）。当然，病人受到压抑的力比多依然积蓄着，最后可能以“异常”的方式渲泄，这便有了精神病人的外部行为表现，它的语言和行为往往是不可理解的或反社会的。于是，精神分析医生就要通过种种分析手段（催眠、释梦、“谈出”……），解开病人心理上的情结，使积蓄的心理能安全释放，从而让病人的心理继续发展，终于达到性成熟，4941208成功进入成人社会。4941209

图2

荣格的理论可以用图2来表示。每个人正常的心理与人格都有两个源，即意识与（集体）无意识。正常人虽然有内倾性格和外倾性格之分，但毕竟比较平衡。精神病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过多地受制于意识到的外部现实、过多地疏远了无意识（即内心情绪中心）、最终失去了生活意义的人，这便是癔病患者；另一类人则过多地疏远了外部世界，割断了所有的人际关系，为内心的情感体验所强迫，这便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人的一生中，心理平衡始终是一个动力过程，心理能始终要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人格类型是可以改变的，两种类型的精神疾病也是可以治愈的。发展地看，人在前半生，总要努力适应外部世界，力争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因而他的意识方面发展较快，外倾的方面应该占优势；而到了后半生，他已经获得了成就、地位、权利、财富和爱人，就应注意与无意识多保持联系，不要让内倾的方面偏废了。这样，他才能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又能坦然地面对死亡。

有了这两张简图，我们通过直观便可感觉到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不同，也可以推断出这二者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找到他们的理论对立只是为了准确地区分和理解二者，一种更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是在二者之间找到沟通的可能性，这或许也是一种寻求更高层次上新整合的内在冲动，因为我们确信理论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发展的。

让我们再通过下面几图，看看弗洛伊德的模式如何可能变成荣格的模式。

图3是图1的变形。它表示一个一般的识别模式（同时是一个弗洛伊德模式）。

荣格发现弗洛伊德的释梦方法适用于一类病人，却不适用于另一类病人，前者是癔病患者，后者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于是我们有图4。

荣格把自己的观点推广到正常人中间，认为每个人或者属于内倾性格，或者属于外倾性格，而极端的内倾者是精神分裂症，极端的外倾者是癔病患者，于是我们有图5。

弗洛伊德以性成熟来区划正常人与精神病人，这在常人听来总有些不舒服，仿佛精神病人都是性心理变态。再则把精神病人置于常人的下位多少表现出一种歧视的意味，因而有违人道主义精神。荣格以为内倾外倾是正常的两种人格倾向，而（集体）无意识也并非总是与性相关的，它与意识一起，构成人类心理的两个基本向度，所以它们应该平等地相处，只不过荣格觉得应该将无意识放在图的左边。这样我们得到了图6。至此，弗洛伊德的模式已经完全转化成荣格模式。

人们渐渐了解到荣格思想中有不少精到之处，正如它也有不少混乱和矛盾。对于我们来说，有意义的工作是真正弄清荣格的问题与思路，吸取他的有益启发，克服他的混乱与矛盾，而不是以他的矛盾与混乱来为我们理解、翻译中的矛盾与混乱辩解。我们以为，荣格的矛盾与混乱并不在他最初的理论假设，而在于他理论的展开及其遇到解释困难之后所做的修补，在于它所处理的问题本身就是难以以一种协调的理论方式存在的。在我们看来，起码在下述三个方面应该为荣格的缺陷辩护——

1.荣格理论的价值在于他为人格和精神病学理论提供了一套新的范型、一种新的观察角度、一种新的理解框架和一种新的解释原则。当然，在这套理论充分展开的过程中必然暴露出许多漏洞和缺陷。平心而论，荣格的精神病学理论及其无意识心理学理论与我们的中医理论、气功理论相比只会是更为清晰，但我们往往对中医或气功理论采取一种信则灵的态度，就像我们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并不感到它的神话有什么奇特一样。于是一方面这种中医或气功理论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它长期的不发展，或发展缓慢。而西方人则固执地要以一种科学或特定哲学的眼光去透视弗洛伊德或荣格的理论，所以才搞得他们捉襟见肘，好不狼狈，然而相伴随的是精神分析运动日新月异的发展，是荣格学说在各个人文学科中的逐渐渗透。

图3

图4

图5

图6

2.在荣格的著作中，有不少内容来自精神病学临床，它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描述的和科学的。其次，荣格又有不少著作涉及宗教、神话、巫术（如炼金术）的内容，尤其有大量著作论述所谓原型和集体无意识，讨论梦、神话、幻觉的意义，这一部分理论语言大多是隐喻的、暗示性的。既然对象本身是不可感知因而不可言说的，那么勉强为之也只有如此；再次之，由于荣格在哲学上受到康德的巨大影响，所以尽管他对神秘的不在场者有着极浓厚的兴趣，总想伸手去触摸它们，却也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理的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用语言去描述它们的困难性，于是他力争以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去对待它，这样在他的著作中必然还有第三种语言，它君临于前两种语言之上，不断尽力协调和沟通它们，尤其是不断地对第二种语言做出说明和限定。这种语言是哲学的或元语言学的。这三种语言与他所描述的由自我（the Self）控制着的意识、无意识共同组成的完整人格模式有某种相似，我们不妨将这三种语言戏称为“意识的语言”、“无意识的语言”和“自我的语言”。假设这三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我们不知道该有怎样一种高超的技巧和足够的谨慎才能自如地同时运用着三种语言来构建一座精美的思想殿堂。退一步说，由于同时使用三种语言说话不当而造成的失误与纰漏也应比一般的纰漏与失误更容易得到原谅。

3.荣格选择精神病学为自己的职业，他所选择的病人是许多医生所不愿去照看的。精神病的“治疗”曾一直是出于社会学的考虑，治疗手段往往是“警察式的”或说强制性的。荣格时代的精神病人离被关在木笼里、用镣铐锁在医院里的时代相去未远。弗洛伊德尽可能给精神病以科学的解释，充分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这无疑是人道主义的巨大进步。但无论如何，弗洛伊德的理论还不容易消除社会、亲属对病人的鄙夷与隔膜，他的治疗方法也容易使病人脱离现实生活环境，产生对分析的长期依赖。相比之下，荣格的理论人情味更足，在他那里，病人并不比正常人更卑下，他们同样有适应环境的积极性，虽然结局常常事与愿违。荣格在治疗中，根据疗程的进展，总是让病人尽可能多地投身现实的人际关系之中，而诊疗所的分析更像是给病人提供日常生活的指导。了解了荣格的工作及其理想，常使我们想到《悲惨世界》中那位主教：冉阿让在他那里饱餐一顿然后盗了银烛台不辞而别，而当警察连人带赃送回他跟前时，他却又开脱了冉阿让。荣格的理想的确带有宗教意味，他给不幸发生病变的人格设计的整合方案在现代精神病院中也仍然不过是许许多多治疗方案中的一种，但荣格以他博大的爱与信任所给予病人的温暖与帮助、他那不竭的人道主义热情、他给精神病学理论与实践带来的巨大影响4941210难道不值得敬重吗？！

译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