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肇明

散文和报告文学是整个文学大军中的轻骑兵。在社会变革激烈的年代，它们总是一齐上阵，发挥着别的文艺形式不可替代的突击作用。然而，正是在对迫切的社会问题作出迅速敏捷的反映上，在文学和新闻缔结的姻缘中，在愤激的暴露和火热的颂扬声里，报告文学从广义的散文领域中发展成为一种独立和成熟的文学样式了。这样，作为狭义的散文即侧重于抒情叙事，而把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任务让位给报告文学，它自己似乎在拾掇为别的文学样式所遗漏掉的，为它们的触角所伸延不到的那些生活角落和生活内容，经营只属于散文自己的“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的艺术天地。散文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小题大做”。它不求再现生活的洪波巨澜，以反映现实敏捷取胜。它以“漫不经心”随便拾取一木一石的形式，让作家的主观感受去记录生活洪波巨澜的气势和音韵，折射多于反映，描绘为了抒发。这当然只是一个极其粗略的说法，却是散文和报告文学分家以后给读者的大致印象。

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散文创作的第一个篇章，是十年动乱血泪淤积成的一次火山似的爆发。被评论家称之为“挽悼散文”的浪潮持续约达五年之久，是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奇观，它对历史的反思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虽然回忆、怀念与颂唱新时期的生活不能截然分割，两者之间的交替也不存在分明的临界线，但随着生活脚步的行进，在一九八一年，直接为悼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十年动乱中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散文中，虽仍时有佳作，但比较地不那么集中了，相对地说已成为余波回声了。不过，同属回忆和怀念，却是有了新的开拓，即对更大幅度的历史和社会的回忆与思考。这一年出现或结集出版的杨绛的《干校六记》、由傅雷后人编选的《傅雷家书》、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三个突出的标志。杨绛的《干校六记》以貌似平淡的白描，记录了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的遭遇，它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都达到了一个普通手笔难以企及的水准。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者从审美范畴上讲，它也是一支革命者的“悲壮的颂歌”。只是所挽悼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其“不作愤懑言”的写法，写出了作者对党和新中国的眷眷深情、耿耿忠心，审美情趣和人格光辉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傅雷家书》象所有家书那样去掉了一切遮掩，使我们看到了这位学识渊博、成绩卓著的翻译家的赤裸着的真诚的灵魂。借用一位诗人说法，傅雷是“在美的碧波中沉醉，在恶的劫波中醒着”的人。新凤霞的《回忆录》撷取她童年以来的粉墨生涯，其中一些色彩斑斓的篇页，有旧社会艺人悲苦的眼泪，有解放后明朗的阳光与欢笑，而她本人对艺术的忠实和对爱情的忠实，都一一由天真质朴的笔触毫不矫饰地流露出来，亲切而隽永，使其成为同类作品（如盖叫天的《粉墨春秋》、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因独具风格而引人瞩目的又一部佳作。年过八旬的老作家叶圣陶的《北上日记》也是已经消逝了的年代的记录。叶老记叙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许多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象“涓泉归海”似的由国统区到解放区的一次不平凡的旅程。但这部日记的不同凡响之处，不在舟车旅次、自然风光的小品寄意，也不在对旅伴们音容笑貌、言行举止的个性刻画，这一些自然是这位著名的作家所擅长的，它的可贵主要是作家抒写了“世运方如春渐近”，“立国规模俟共谋”的时代气氛，在不经意随手记下的片言只语里，时而闪烁着总结历史开新篇的真知灼见。如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记：“解放军以刻苦为一大特点，而招待我人如此隆重，款以彼所从不享用之物品与设备，有心人反感其不安。”此类散见于旅次宴谈记叙中的吉光片羽，耐人咀嚼，回味无穷。

在挽悼散文蔚为壮观的高潮之后，歌唱新生活的抒情散文却未能同时复苏，经过一阵短暂的沉寂和冷落，一九八一年是有明显的起色的。与其它文学样式相比较而言，以散文为主要武器的青年作家队伍要单薄多了。著名散文作家大体上也还不曾突破他们自己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堪称我国散文创作黄金季节时写下的那些名篇所达到的水平。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其它文学样式如小说、诗歌、电影文学吸引去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创作力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散文自身有待发展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散文美学概念的突破也许是更为要紧的课题。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以为抒情散文无疑是应该珍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形成的散文创作高潮的经验的，但如果固守那个时代的散文创作的某些程式，则显然会迟滞散文创作新高潮的到来。这是我们从一些没有自己声音的青年散文作家的集子中可以强烈感受得到的毛病。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常常被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肢解、或筛选掉了，却代之以缺乏真情实感的套语陈词，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探索散文艺术新的美学原则的重要性。令人可喜的是，本年度出现的《丑石》的作者贾平凹，《种一片太阳花》的作者李天芳，《故乡风景树》的作者曹玉模等，他（她）们比粉碎“四人帮”以后写出令人瞩目的散文作品的作家，如张洁（散文作品有《拾麦穗》等）、张抗抗（散文作品有《地下森林断想》等）、丁宁（散文作品有《幽燕诗魂》、《冰雪之歌》等）等人年纪要轻，虽然他（她）们也并不是散文领域的专业耕耘者，但他（她）们的散文作品，却可以代表他（她）们探索达到的新水平，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丑石》记叙了一块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给人类以“光明、向往、憧憬”的从别的星球上落下的陨石，在荒草和泥土里一躺就是几百年。这是一块不能作如垒墙、砌台阶，雕刻、捶布等平常用途的顽石，但“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作者从一个小孩子的眼里淡淡写来，却寄寓和赞美了“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作者娴熟地运用了美丑对比的反衬手法，把现代诗歌为了再现复杂内心感受而经营复合意象的技能带进散文领域，这就使“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写法，有了深邃而非单色的内涵。它不是影射和图解的寓言故事，而是对历史和生活的一次颇有启示性的感应。李天芳的《种一片太阳花》的主题是极其现实的，作者从对太阳花的欣赏，果然发现了“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公平的世界。”“作为单独的一朵太阳花，其生命极为短促。朝开夕谢，只有一日。因为开花的时光这么短，这机会就显得格外宝贵。”然而，尽管单独的太阳花，生命那么短促，但从整体上，它们总是那么灿烂多姿，生机勃勃”。而这全是取决于太阳花新陈交替的活跃，与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代花蕾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开放得不遗余力。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自然体也有着相同的情形。李天芳的这一发现不仅在人的心理机能上合乎现代心理学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于我们今天干部制度的改革作了寓有诗意的思考。熟悉当代散文的读者，是可以感受到作者超出那种简单比附、力戒散文意趣的单调的努力的。曹玉模的《故乡风景树》，在动乱的时代背景上写出了感人至深的乡情，并对海峡彼岸“叶落归根”发出了深情呼喊。作品写得象小说，行文跌宕多姿，也应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散文艺术的美学探索之所以特别应该重视，还在于小说、戏剧、电影的散文化倾向已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潮流。这些以戏剧性的情节结构冲突为其作品框架的叙事文学，为了从内外两个层次达到生活真实，向素以抒发生活的真情实感见长的散文学习，走一条淡化情节冲突，淡化社会背景，企图和散文一样侧重生活细节的连缀，侧重人物的心灵，以怀旧或抒情独白对生活作审美把握。这就是说，各种艺术门类的差别和界限尽管永远不可能填平和消失，但它们向散文靠近，无疑是对散文艺术的一个严重挑战。因此，随着生活脚步的行进，散文艺术如何发展自己生活化和诗意化相结合为其特长的优点，就更值得当代散文作家的深思了。老诗人郭风的《北戴河日记》，中年小说家冯骥才的《爱在文章外》就是两篇对散文的诗意化作出带有各自不同的美学追求的特点的佳作。

郭风是一位“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他依靠自己的童心和想象力，孜孜不倦地将美赋予大自然。他笔下的一草一木，山峦、河流、大海，多是作家自己人格的化身和体现。《北戴河日记》比较典型地塑造了作为一个美的不疲倦的追求者——作家自我的形象。作者笔下的海，阴而未雨时，神态严峻，好象专注于某种思考。海潮落尽时，“好象走到很远的前方探索什么去了”。作家畅想道“不一定要看看人人称道的风景”，“能看见为他人所忽略的风景”“不是也很好么”，于是他看见了“隐秘于荷花心灵间的某种渴望和思慕”，看见了一队形似老虎的礁石列队海上游泳，因为它们具有一时还未认识的“某种内在的德性”。作者援引罗丹的名言：“啊，我们的社会将要多么快地把存在的错误和丑恶除掉，而且我们的世界将要何等迅速地变成乐园！”这些语言传达了作者的心声。与郭风依靠想象力在大自然中观照自身不同，冯骥才的《爱在文章外》完全是直陈其事，从生活中撷取并提炼了崇高的诗意。作者仅仅记叙了孙犁和方纪同居一地，却难得相见的一次见面。孙犁年近古稀，体力衰弱，方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致残，瘫了半边身子，以致走路“每一步是右脚向前先划半个圈儿，落到半尺前的地方停稳，再把身子挪动一下。说话难得有一个整句子，只能发一两个单字和词。”冯骥才在这篇散文中当得了白描高手，他不事夸饰和激昂，却从平凡琐细中以质朴无华的笔触，写出了存在于两位老战友之间的深情厚意和他们各自不同的精神面貌。一篇记实散文的成功，无疑是要传神。冯骥才正是从人品和人格下手，从孙犁体贴朋友，用手杖的尖头把路上的石子一颗颗拨开，从方纪步履艰难鞋底费力擦地的声音中，悟出了为人之道和为文之道。诚如作者所说：“爱在文章外”，这或许是一把打开散文创作殿堂的金钥匙吧。

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旅游事业的兴旺发达，包括旅外游记、散记、随笔小品在内的游记文学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与历史行进的步伐相一致，旅外游记的主题是有其连续性和变化的。其连续性表现为记叙各国人民间的友谊，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和黑暗，但一般讲，以往对外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进行考察时，并不联系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讴歌、赞美、揭露、抨击，基本上处于一种单色调的抒写之中。八一年出现的徐迟的《巴黎散记》，王蒙的《旅美花絮》等，却沿袭这几年来的旅外游记中常常结合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对逝去不久的动乱岁月的思考结合起来的路子。徐迟将凡尔赛宫与故宫在园林建筑艺术上的歧异，引申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性和法国已经孕育着“一些人文主义的个性萌芽”的不同特征。这一开掘使读者在领略巴黎风光之后掩卷深思。王蒙把幽默而辛辣，寓抒情于诙谐的风格带到游记文学中来，可谓树起了一面卓而不群的旗帜。然而，王蒙的可贵也许正在于意识的流动所引起的深邃思考，他从美国舞台上乌七八糟的扭摆舞联想到十年动乱中风行于中国街头的舞蹈《造反派的脾气》，他说，“造反，大概也是人生难免的某种需要，有的表现为打、砸、抢，有的表现为撅屁股。”王蒙不是在写海外题材、相声，然而却让你在忍俊不禁之中不能不随着他一起深思。

游记主要是抒情散文，在抒发情感这一点上是与抒情诗中的山水诗，血缘最为亲近。倘若游记仅仅为了记叙山川风物、地理沿革，则只有游览指南一类实用文字的价值了。游记文学的价值在美学方面，而不在实用方面。其中，取得美学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还在通过审美主体对山川风物的审美感知及评价，塑造类似抒情诗中抒情主人公或崇高或秀美的“自我形象”。所不同的只是游记中抒情主人公形象不依靠直抒胸臆，而主要由主体的移情来完成的。专注于散文创作的老作家何为一贯以清丽俊逸的风格胜，他的《东京夜话》不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热衷于中日友谊的知识妇女形象，我们还可以看到作家的那个“自我形象”，行文在情感深沉的基础上有一种风光旖旎的缠绵之情。这在作家的全部创作中也是别开生面的。袁鹰的《岚山花雪》，记叙了樱花时节访建筑在岚山的周总理诗碑的行程，却不是“凭视觉而是凭心灵的感觉”，以周恩来六十年前的诗篇《雨中游岚山》为经，以陆游、苏曼殊、龚自珍等写落花的名篇为纬，情感丰盈、文彩飞扬地抒发了由花雪开掘出来的哲理意蕴，对少年周恩来的革命豪情和暮年周总理面对狂风恶雨，象护花神一样保护国家栋梁、民族精英的丰功伟绩，倾注了深情的怀念和仰慕。在以樱花为题材的散文作品中，这是继六十年代冰心、杨朔、刘白羽三家的名篇之后可以与之媲美的佳作。从以上粗略的分析也可看出，游记在探索自己时代美学课题上的作用，也是不应低估的，当然，这首先是造成游记文学自身的繁荣。

本文开头说过，报告文学是一种晚近发展起来的较年轻的文学样式，它那以激烈的抗争和火热的讴歌去干预生活进程的职能，是对时代社会生活在激荡中前进及其召唤所作出的文学回答，是由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战斗性所必然带来的。这样，在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感应人民的情绪和反映社会生活新的发展趋向上，报告文学表现为生活的前驱。而同时，报告文学不仅就文学和生活的关系而言是众多文学艺术样式的前驱之一，而就文学自身在其题材、主题、形象以及其烛照这一切的社会理想和美学信念的繁衍演变上，报告文学也常常先声夺人，早走一步，是开一代文学风气的前驱。它在各种文学样式竞相争荣，如同百舸争流般前进的文学历程中，常常最早突破旧的樊篱，最先占领新的阵地。这是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的一个优秀传统，例如夏衍写于三十年代的《包身工》之于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崛起；五十年代初，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之于新中国文学中工农兵英雄形象中的塑造等。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前驱的品格，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以来，其表现就更为广泛也更为鲜明了。例如，粉碎“四人帮”之初，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之于社会主义文学悲剧类型作品的诞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之于改变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一直处于被批判被貶损的状况；刘宾雁震惊全国的著名作品《人妖之间》之于全面扫荡和解剖“四人帮”的社会历史土壤，使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及其批判威力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柯岩的《船长》之于塑造新时期工交战线上实干家的形象，并为其后续队伍开了先河；陈祖芬的《祖国高于－切》之于爱国主义为基调的作品题材和主题的开拓；刘宾雁的《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之于人的价值和关于价值标准的思考和探索……。这几年来，报告文学处于整个文学战线时而这儿时而那儿的凸出部，上列几篇代表作品如果不是全部，也起码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报告文学已经取得重要成绩的几个侧面了。

那么，进入一九八一年，报告文学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年景。以数量言，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突破四百大关。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内容上，为了行文方便，我想从总体上作如下概括，它是由四个方面，或者说由四支乐曲的交叠、交互渗透而又各有所侧重而构成的一部宏阔的交响乐曲：（一）时代民族精神的最强音——“振兴中华”的主旋律和爱国主义高亢入云的极广阔的和声；（二）从“伤痕”中走出来，着重发掘生活的转机和美；（三）刻划各条战线上走在四化前列的开拓者形象，特别是可以称之为当代英雄的工业战线上实干家形象；（四）有关人的问题的深入探讨。

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和可以分割的四个乐章。“振兴中华”的主题，是作为时代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它不受题材的限制，几乎是笼罩所有作品的。而如一石投水，在全国激起巨大的反响的，应首推鲁光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它在《当代》发表之际，正值中国女排参加世界杯比赛荣获冠军之时。但这部作品的成功，时机的巧合只是一个催其广泛传播的因素，而不是决定的原因。鲁光以激情昂扬的诗的笔墨，恢宏的结构，真实而完整地记叙了中国女排为了祖国的荣誉顽强拼搏，前赴后继的成长历程，并刻划了这个战斗集体的几代运动员、教练员的英雄群像。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体育事业的疆界，高出为数众多同类题材的作品，这是因为女排拼搏精神的胜利，振了国威，发扬了民气，是“振兴中华”这一时代民族精神的一个极为典型事例，一个极为强烈的标志和象征。爱国主义的高亢入云的和声，是围绕着“振兴中华”这个主旋律展开的。拥有几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里是素以伟大的凝聚力而著称的，而在历尽磨难之后的新的历史时期里更是爆发出不可抗拒的向心力。描绘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八一年报告文学之所以显得热气腾腾的一个重要方面。刘亚洲的长篇报告文学《黄植诚少校》记叙了台湾国民党空军少校黄植诚架机回归之前的思想发展过程。作品展开的画面广阔，真实感人。中华儿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其富强和繁荣，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不惜甘冒任何风险，忍受任何艰难困苦，这不仅表现在海峡两岸，也表现在“大洋的此岸和彼岸”。戴晴的《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是同类题材和主题的作品中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一篇佳作。作品不是一般地陈述主人公受难和爱国的事迹，也不是单向度刻划主人公的苦恋。作家写中央乐团第一小提琴手杨秉孙十年动乱中坐牢，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凌辱和折磨，但“虽九死犹未悔”，他出狱、平反、出国，却始终不改“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的初衷。作家紧紧抓住“厄运”和“新生”的交叉点，细腻地展开人物的心理活动，并凸现其崇高形象。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即便许多事与逝去的十年动乱有关，是动乱岁月的未愈的 疡或后遗症，但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们也往往能寻找新的角度去透视生活，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去发掘生活中新的转机和美，去发现已往未曾发现和表现过的东西。这决不是说报告文学可以放弃或削弱作为批判武器的功能。事实上，无论是四化建设事业前进中的障碍还是日常社会生活里存在的问题，作家在寻找新的角度时，并不曾放弃尖锐地提出问题，借以警世的职责。凤章的《路的呼喊——一束采访札记》，和杨旭的《检查官汤铁头》，是两篇义正词严，正气夺人，直射现实生活中阴暗角落，剖析时弊颇见深度的好作品。不同的是前者以事件为中心，写南京至六合的公路修筑中“雁过拔毛”的腐败情况；后者以刻划正面人物为中心，通过检查官汤建洲，为四化护法，不顾个人安危荣辱的遭遇，揭露了“由大大小小的货利和权力组成的无形的墙。”不过，就多数作品而论，作家们似乎对如何清除或医治历史遗留下来的 疡更感兴趣，对 疡的解剖让位于对新的肌体的赞美。因改编成电视剧并获奖而闻名全国的《走向新岸》，和牟崇光等的《爱的暖流》，这两篇作品都以失足者为主人公，写的都是新的生活的暖流和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感情，加速了失足者弃旧图新的过程，但也恰恰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示了时代历史和作为人性的人必然走向光明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业余作者李巨川等的《芸芸和她的三男》，与青年作家姜滇的中篇小说《清水湾，淡水湾》，都取材于普通女工杜芸芸不为十万元巨额遗产动心的动人事迹，展示了普通女工真实而富有的精神世界。小说使杜芸芸的事迹遐迩驰名，但报告文学写得也别具一格，是篇难得的好作品。

不过，报告文学审美意向的改变，最集中地体现在塑造四化事业开拓者的形象之中，作家们从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身上感受时代的脉搏，从中吸取诗情和力量，让开拓者豪迈的脚步在自己的笔下发出晨钟般宏亮的乐曲。这是一九八一年报告文学创作中最为令人瞩目的可喜特征之一。而其中，不仅不约而同地吸引了我国当代几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而且报告文学作家们又不约而同地把写经济改革和工业战线上的实干家形象，作为自己把握时代前进主导方向的关键的一个环节。刘宾雁的《艰难的起飞》，理由的《希望在人间》和黄宗英的《八面来风》，可以说是一大批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身上，都具有一种历史主人翁的精神，他们锐意进取，知难而进，立志改革，是今天我们民族精神向上特质的体现，他们不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者，而同时往往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率。这是与同为实干家的形象，同为当代英雄形象，例如苏联文学中的某些冷残无情，不择手段，乃至投机钻营的铁腕人物大相径庭的。相反，无论是刘宾雁笔下的李日升（丹东市二轻局局长），理由笔下的黄宗汉（北京市东风电视机厂厂长），以及黄宗英笔下年仅二十五岁的姚泽生（广州市东山区缝纫机配件三厂厂长），他们虽然同属把微观经济搞活的企业家和事业家，但由于生产目的的根本不同和忠于人民事业的铁胆红心，他们锋芒毕露的开拓精神，造就的是“打而不倒，困而不乏”，呕心沥血，殚思竭虑，雄才大略，苦干实干的人民公仆的形象。刘宾雁的作品深刻犀利，理由写得热情洋溢，黄宗英另辟蹊径，她发展了《大雁情》以来诗和政论结合的抒情风格。但《八面来风》还有一个特点是作品把握人物形象的入手处不同一般。黄宗英说，姚泽生小小年纪，却领导全厂职工在生产上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经济起飞了，秘诀在于厂长是一滴“强力的凝合剂”和“芳香的滑润剂”，厂长能“了解人，同情人，尊重人——承认人有着人们的正常感觉和需要”。

对人和人的价值的研究探讨，是远不止于报告文学的事。但这几年来报告文学对人的价值的探讨，成绩斐然，前面提到刘宾雁的《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可谓开风气之先。刘宾雁说过：“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后边，总会有一种或几种特定的人及人的命运。”（见《文艺研究》1980年4期《路子还可以宽些》）问题，人（性格），人的命运是刘宾雁三位一体地考察人的价值及价值标准演变的文学材料，刘宾雁的深刻之处在于能历史地而不是抽象地区分人的真正价值与虚假价值，在展示特定历史环境下，表现正价值和负价值之间的对抗、斗争，从而给人以是非分明、爱憎昭然的深刻启迪。其余以人的价值作为审美把握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在其深刻性上比刘宾雁稍逊一筹。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这个拥有巨大潜能的主题。李玲修在《价值》一文中讲述了上海和平饭店服务员毛锦虎树立革命人生观的过程。在这位女作家笔下，人的价值不在职务、地位、钱袋，也不在自我估价之中，自然更不能依靠自我吹嘘和装腔作势来取得，人的价值在于对人类和社会尽了多大的力量，与人格的高低成正比。而在这个问题上作了广泛探索并有自己独特审美视角的，当推多产而勤奋的女作家陈祖芬。她在八一年一共发表了十三篇作品，而且几乎每一篇都是以“奉献”为主题的，无论是“提前把一生的精力用完”的陈祖德（《棋道与人道》），个人的需要只是“需要奉献”的地质学家程渊如（《中国牌知识分子》），也无论是慷慨地奉献了精神宝藏，自己象“静静的山石一样隐匿”起来的诗人和编辑晏明（《当我们赞美玫瑰的时候……》），以及“生命在于奉献，不尽地奉献便是不尽地扩充生命”的翻译家祝庆英（《心灵》）都是如此。作者善于抓住人物身上那种克己奉公，克己为人，牺牲时间、健康、个人幸福，以至男女之爱和亲子之爱，把奉献作为生命全部真谛的高贵品格。她总是围绕主人公的奉献精神组织情节和文字，把主人公推置到“饿其肌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情境之中，而后显示“奉献”的精神闪光。读陈祖芬的作品，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得到作家自己顽强的形象在，这是陈祖芬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然而，也不妨说，当作家的主观思考不能对特定的环境作总体把握，奉献的主观战斗精神淹没了对特定环境、特定条件的两点论，作品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厚度。也许在这里，是否还透露了我们当代文学中两种美学信念的分歧，即人的需要和人的奉献与人的价值之间的联系的不同理解呢？我无意对女作家求全责备，在这里蜻蜓点水地挑明一下，无非是想引起作家和评论家一起来作深入的探讨。我相信，关于人的需要和人的奉献与人的价值之间的联系问题得到较为透彻的解决以后，不仅有助于报告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也同时有助于避免若干报告文学虽然轰动一时，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只留下社会思想史料的价值，而或多或少地丧失永葆色泽鲜艳的艺术魅力。这是一个较之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讨论要深刻得多，同时也更为迫切的问题。正因为它复杂，它又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