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以后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即使今天十分年轻的学生们，对于托尔斯泰和他几部重要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都不陌生，至于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和为数众多的文学爱好者，这种了解会更多，体会也更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本小书的可读性何在呢？

我以为有三个方面可以考虑。首先，作为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中之一种，这本《托尔斯泰》不仅仅把托尔斯泰当做一位文学家来记叙，而是涉及他在哲学、宗教、艺术、社会政治、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作者之所以能这样做的原因起码有一部分在于托尔斯泰本人就不是个职业作家。或许我们可以说，他是他的社会理想的苦苦追求者和不倦的实践者，而离开了他一生的整个经历，尤其是他精神上的历程，离开了这位伟大文学家所生活于其间的特定历史背景，我们便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和鉴赏他的文学巨著。我以为，这样一种思想传记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家是十分适宜的。其二，我们除了注意到作者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讨论托尔斯泰的问题外，还可以注意到他也是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思想史的角度、站在西方或说英国的角度来理解、评价托尔斯泰的。这样，本书所做的讨论就会与我们以前常见的苏联学者或是我国学者进行过的讨论有所不同。我以为了解这样一种观察和批评的角度、了解这样一种观点和意见是很有意思的。其三，世界文学是一条浩荡奔流着的长河，在有卡夫卡、福克纳、叶芝与埃利蒂斯、马尔克斯或略萨加入进去之后的今天，在有了一位尼日利亚人索因卡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今天，日益年轻的读者群中是否人人都会挑选《战争与和平》或是《安娜·卡列尼娜》（首先我指的是它们的中译本）来读，我不敢说。因为人的一生能用于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太有限了。但我以为已经读过托尔斯泰作品和现在仍然打算去读他的书的人并不吃亏，如果他能够注意到，托尔斯泰生活的时代、那时俄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它后来的变化，注意到俄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特征，那么他就会感到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并未完全逝去，起码在我们周围，一种大致相同的时代氛围和发展趋势、一种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文化都是活生生的，都是可以被真切地感受到的。于是人们也许想到了列宁的那句话：“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其实，作为一面镜子，它照出的又岂只是俄国呢（倒是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并不如它表面意义好把握，本书作者的解释值得注意）？我以为，了解托尔斯泰的全部思想，对于反省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五四”以来、“文革”以来的历史性冲突，对于我们选择未来的道路，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

本书当然是一个对文学家和文艺作品做历史学、社会学研究与批评的实例。毫无疑问，文学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研究，既可以做单纯的形式分析，又可以做一般的创作心理、艺术心理分析，还可以对作家的个性乃至潜意识做出精神分析（包括精神病学的分析），或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的分析。但这种多元化的主张同时也肯定了对文艺作品的内容进行分析，以及进行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的合理性。正是这多种多样的分析显示了理论的丰富性并揭示了人类精神的复杂性。而当我们面对托尔斯泰、他的作品和他的时代，这种分析更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的俄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社会问题的讨论都曾以文学作品或文艺批评的形式表现出来过，那时俄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从事过文学创作或文艺批评活动。这似乎是说，在特定文化的特定历史发展时期，再由于特定的一些原因，文学这种形象化（相对通俗）的思想方式完全可能先于哲学那种更加理论化（更加系统，使用概念更为清晰、严格）的思想方式雄据这一民族精神生活的顶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有理由不把此时此地产生的文学作品仅仅视为作家个人的意识活动，而是将它们当做这整个民族进行历史性思考的记载和佐证。这便是文艺社会学的基本方式和理论假设。问题是你给它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或社会背景做为参照。

三

如果我们希望发现本书作者评价托尔斯泰思想的立足点，那么可以注意书中这样一段话：“拿破仑战争在欧洲引起的巨大动荡占据了他（指托尔斯泰）的全部视野，乃至使他忽视了同时发生的、而且意义也许更重大的工业革命。”（见本书第47页）工业革命便是托尔斯泰思想所发生的世界性时代背景。而如果除了各种类型的落后农业社会或迟或早地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大趋势外，我们尚未找到其它形式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就只有承认工业革命以及由它引起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方面的变革是可以用做衡量社会进步的宏观历史尺度的。把托尔斯泰放到这个背景上，它的悲剧性立即便可呈现出来（甚至我们也可以从这方面探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出现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托尔斯泰悲剧的普遍意义何在？如果这种普遍意义与我们相关，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简单地说，托尔斯泰思想的悲剧就在于他完全没有理解，甚至是错误估计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他想为俄国乃至人类提倡一幅道德完善、社会改良的蓝图，但这种蓝图仅仅是建立在他的天资和才能、旧贵族家庭留给他的教养、财富和生活方式、宗法社会里人际间情感与伦理的联系方式、古老的自然观与俄罗斯民间艺术中的审美意识、宗教的信念与原罪感以及良好的愿望和巨大的决心之上。历史并没按照他的意见发展。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变革是不可抗拒的；而经他倡导示范，由他的信徒所组成的若干乌托那式的托尔斯泰垦殖队却先后在与四周商品社会的冲突中失败了。他希望为人类受苦，在自己的头脑中却依然有与他信念相违却又驱除不尽的欲望和罪恶感苦苦纠缠。信徒与良心的谴责最终逼得他放弃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出走，在一段时间的漂泊之后长眠在俄罗斯大草原上。

假如仅就个人品行而言，我们这位悲剧主人公自有他人格上的力量，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出走的托尔斯泰的确让人联想到在旷野上呼号、追寻着逝去的人类良心的李尔王。

但托尔斯泰有他根本的缺陷。正如作者在将他与尼采相比时所说的：“他对事物的总的感觉是反动的，传统观念的根基是任何逻辑所无法动摇的。”（见本书第11页）而如果历史成全了托尔斯泰，我们今天也就失去了这位悲剧主人公。

托尔斯泰向往中国的古代文明，他对孔、孟、老子的思想积极认同，他那样一个竭力主张“非暴力”和无政府主义的人竟对古代中国音乐受国家管理一点大为赞许。他甚至做出预言说：“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中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在这转变中，中国将领导着东方民族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个预言落空了。在他死后不久，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先是在西欧，然后在俄国发生的过程，现在轮到中国了；在俄国几代知识分子中激烈辩论过的课题又在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展开了论争，而且可以说这场论争至今并未平息。我们的确应该好好借助托尔斯泰这面镜子反思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四

中俄两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尽管有着民族形式方面的差异，但二者间许多相似之处不容忽视。在比较宽阔的历史背景中看，这两个民族都是在外来压力下才不得不接受历史发展的进程的。这样，外域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模式必然会与本民族的、并未全部失去存在基础的、又带着不可比因素的文化传统发生较为强烈的碰撞。这种民族的心态与西欧各民族进入工业化时的国民心态又有一层不同，未来的趋势因为带有异域色彩而受到相对后进民族心理中“自卫机制”的排斥。如果我们把这一民族文学中的怀旧、感伤、或许还有对其原始状态的讴歌当做这种“自卫机制”的无意识表现，那么在意识的层面上，就会出现一些理论家，专门从事以不同民族间不可比的差异来掩盖其可比性差异的工作（例如以刀叉与筷子之类的差异否认生产力、生产工具上的进步尺度及标志、人的觉醒和社会民主化程度的尺度及标志，等等）。在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在先的理论讨论中，总有自觉不自觉地否定科学精神、否定更高程度的抽象及理性思维的倾向；总有以自身的伦理尺度去衡量、挑剔其它更新了的文化的倾向；以及拒斥现代艺术的倾向。而恰恰是这样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倾向最终规定了它对知识的选择及其思维的深度，从而妨碍了对其它文化的真知。

上述讨论未必全面、准确，但我希望人们留意这个问题，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自卫机制”在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还可能发挥着潜在的消极作用，以便从托尔斯泰那里取得教益，从历史取得教益。

五

至于文学家托尔斯泰和他的文学巨著，我对他们并不反感。在我下乡的年代，托尔斯泰的书，即便是《战争与和平》中大段大段的议论，依然可以带来不少自由的气息和精神的启迪。他朴实的语言有着巨大的感染力。我总记得他描写负伤的安德烈公爵，他让他倒在战场上，静静地仰望着高不可测的天空上灰色的云团滑过。这一幕实在令人胸怀开阔。……

章建刚

1988年3-4月于京西青年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