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里士多德与这一评价无疑是相称的。诚如他的学派——漫步学派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他徘徊在古希腊的文化史中，游荡在天、地、人三界的广漠的知识领域中，撰写了百余部大著，开绽出一朵朵绚丽的精神之花。他的成就令他人难忘其项背，他对后世的影响之大无与伦比。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体系。他第一个以科学的方法阐明了各学科的对象、简史和基本概念；并把混沌一团的科学分门别类。他奠定了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提出了公理化体系的理想。他的生物学直到19世纪才被改变形式。他的逻辑学在二千年之中一直是构成欧洲哲学统一性的基础。他的形而上学使他荣膺“哲学家之王”的称号。

大略地说，一部欧洲思想史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诠释史。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性与基督教教会的权威性一样不容置疑。近代和现代的科学和哲学也大都是从肯定或否定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结构和内容在后代身上留下的烙印是如此之深，以至不仅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用他的概念和术语思考问题，而且连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用亚里士多德式的语言去反对他。不同观点的人会对他作出不同的评价，但是，回顾人类思维的历程，谁都不会否认，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化的一大奠基人。

二

我们赞扬亚里士多德的才能，但无意推崇他的全部学说。在自然科学方面，除了生物学为林奈的动植物分类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发展外，亚里士多德的其它观点一一遭到了否定。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推翻了“地球中心说”；伽利略的落体定律摒弃了亚里士多德所持的物体运动规律；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在废除“燃素说”的同时也使亚里士多德的化学体系成为陈迹。……因此，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家谴责亚里士多德，把他看成是科学进步的障碍。

但是，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揭露谬误、发现真理的过程，那么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则很难用进化论加以解释。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的大部分结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现在只具有科学史的有限价值，可他的哲学思想的生命却是长久的，它们决不能以一种纯粹的历史精神来加以处理。限于篇幅，这里只想指出他对哲学的两大贡献。

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明确规定了哲学（他自己称做“第一哲学”）的对象。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他指出，有一门科学专门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4948668“作为存在的存在”即是指一般的普遍的存在，是存在自身。而一切存在的中心点就是“本体”。在同书第六卷他还指出，哲学的对象是“不动的、可以分离的本体”。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神学”。这两种规定是相通的。神学“因为是首要的所以是普遍的”。4948669总起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说哲学所研究的乃是为其它科学当作出发点的终极本体，是集一切经验科学知识的全体。从巴门尼德的“存在”到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存在的存在”，哲学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专门领域。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还在于他在《形而上学》第三卷中提出了哲学所必须研究和解决的13个问题：（1）四种原因是否统一由一门科学研究？（2）研究本体的学问是否同时也研究各门科学的普遍性？（3）哲学是否要研究一切本体？（4）有无不可感觉的本体？（5）哲学是否还要研究事物的主要属性？（6）事物的第一原理是属还是种？（7）有没有脱离个体而独立的抽象？理念是否可以和物体分离？（8）第一原理在数目上有限，还是在种上有限？（9）可毁灭的事物和不可毁灭的东西其原理是否相同？（10）存在和单一是本体呢还是属性？（11）第一原理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12）第一原理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13）数理对象是不是本体？这些问题中，有许多后。

来一直是西方哲学所争论的中心。

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是本体论。虽然本体论后来经过康德的贬斥一直声誉不佳，分析哲学家们对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问题也大加轻薄，可是他们的批判是否正确同样是值得怀疑的。只要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区别还存在，人类理性还存在着追求知识总体的愿望，道德领域还需要最终的评判标准，那么亚里士多德为本体论所提出的成立根据永远是有效的，他所提出的问题也将超越时空，永远萦人脑际。事实上，在哲学领域中与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情况相反，人们仍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作经典加以研读。黑格尔甚至不无夸张地下了这样的断语：

三

亚里士多德是重要的，但要搞懂他又是很困难的。不仅他的思想本身晦涩难解，而且我们所由以获得他思想的著作本身也存在着相当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自己发表的著作已全部佚失，留传至今的是他在吕克昂的讲稿。这些讲稿曾遭到极其坎坷的命运。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它们几经易手，而且被放入地窖达150年之久。许多学识平庸的书商和抄写者对虫蛀和霉烂之处擅加修改、填补，加进了大量讹误。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才把它们编辑整理，出版了第一套《亚里士多德全集》。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其形式、题目、顺序都是在哲学家本人去世3百多年后由安德罗尼柯确定的。安德罗尼柯把以学科门类为标准，将内容相近的作品，不管所作时期是否相同，都编在一起。因此，《亚里士多德全集》没有明晰的线索、没有确定的日期，存在着大量重复乃至互相矛盾之处，这当然影响了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和解释。

到上世纪末，人们一直以为这些著作系统地表达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本世纪初，德国大哲学史家魏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提出“历史发生法”（a historico genetic methodology），重新考察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在1912年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产生史研究》，在1923年出版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史基础》，拉开了亚里士多德研究新时期的序幕。他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347年以前，他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前347—前335年，他开始不断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前335年以后，他完全成了一个经验主义者。“历史发生法”在亚里士多德研究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纷纷用批判的目光重新探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力图搞清他的真面目。有些人倾心赞同耶格尔，有些人在接受“历史发生法”的同时又对耶格尔所划分的阶段是否正确表示怀疑。还有些人则根本不同意耶格尔。另一名德国哲学史家约赛夫·苏里希（Joset. Zürcher）在1952年发表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精神》一书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完全是柏拉图式的。带有漫步学派特征的哲学大部分属于塞奥弗拉斯特。没有一个青年亚里士多德与老年亚里士多德的区分，只有作为柏拉图主义者的亚里士多德和反柏拉图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塞奥弗拉斯特的对立。瑞典古希腊研究专家图林（Ingemer Düring）则在1966年指出，与其说亚里士多德是从柏拉图主义者走向经验主义者，还不如说他开始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然后努力成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在图林看来，亚里士多德从未真正信奉柏拉图。强调亚里士多德思想阶段的理论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思想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连环，是一个生气勃勃、永不僵化的体系。

在当代亚里士多德研究中，耶格尔的“历史发生法”略占上风。人们一般都承认亚里士多德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要确定变化的年表及程度却碰到了一系列的难题。争论仍在进行，并将无限期地争论下去。而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则可以剪裁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亚里士多德形象。因此，任何一个打算对亚里士多德发表评论的人都有必要首先审视一下自己对他的著作所持的立场。

四

本书作者乔纳逊·巴恩斯显然是个耶格尔的反对者，在这本《亚里士多德》中几乎找不到一丝“历史发生法”的痕迹。他一方面接受了图林的一些观点，承认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设疑”式的，承认亚里士多德思想未能以系统的形式呈现，公理化系统只是他头脑中的理想模型，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图林的“问题连环说”，坚持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系统思想家，并且极力想把这两方面协调起来：“即使是对个别问题的零散的讨论也由于它们在其中被考察和解答的共同的概念构架而具有理智的统一性。”因此，应该说巴恩斯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是有独到之处的。他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全书的结构中。他从动物学开始，继之逻辑学、哲学、心理学、神学、伦理学、诗学等等，逐门讨论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得失，看上去似乎松松垮垮，连贯不紧，但到末尾他又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学科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求知的欲望，所以亚里士多德思想是一个谨严的系统。这样一来，本书也就有了一个完整的结构。

然而，在耶格尔之后，想完全撇开“历史发生法”来系统论述亚里士多德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巴恩斯也不例外。例如，在第十章对亚里士多德本体问题的讨论中，他根据《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八章中所提出的本体是“这一个”和“可分离”这两个标准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本体是个别事物。“作为一个本体论者，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本体是日常的可感物体。”并由此得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全对立的结论。可按照上述两个标准，本体也是形式而不是具体事物。4948671舍此不论，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观也远远不是可以这样简单地断定的。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确实认为具体事物是第一本体。但在《物理学》中他发现具体事物是由形式和质料所组成的，于是便在《形而上学》第五卷中把“这一个”和“可分离”的特征都给予了形式。具体事物虽然还是本体但已不是第一本体。在同书第十二卷中，他认为理性——神是本体。在第七卷中，形式（本质）成了第一本体刚好与《范畴篇》中的观点相反对。亚里士多德这种矛盾只有从他思想的发展变化中才能说明。只对亚里士多德作横向的、静态的剖析，缺乏纵向的、动态的考察，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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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是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一生都为求知的愿望所激励。他还真诚地认为，爱好知识、寻求真理乃是人所共有的本性。众所周知，“爱智慧”是哲学最原始的意义。爱因斯坦说：“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4948672亚里士多德正是这样理解哲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他叫做“第一哲学”）。他的科学分类表的总名称就是“智慧”。他坚信人类光辉灿烂的未来只有通过持久不懈的学术研究、逐渐积累知识才能达到，并因而告诫我们说，按求知的欲望行事、实现自我乃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从事理智活动、进行思辨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真诚地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忠告，走他所努力追求的生活道路。

余继元

1986年12月19日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