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的伟大革命斗争，有待历史学家去论述。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关于这个专题的俄文著作（米夫等同志的著作），仅仅涉及到这一英勇斗争的若干阶段。巴库林同志的《武汉时期见闻录》，也只是涉及中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被称作“武汉时期”（因中央政府设在武昌和汉口而得名）的阶段，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风暴中的危急时期。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恰恰在武汉时期表现得最为尖锐和激烈，它们基本上决定了大革命的结局。

《见闻录》作者是在汉口，即在事件的漩涡中，度过中国大革命史上的这个决定性阶段的。作者逐日记录在日记中的见闻，对于想研究中国当时展开的斗争的实际情况的读者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作者避免进行主观的评论，他竭力对自己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作全面详细的描述，而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见闻录》后面所附的初次发表的文献，补充了作者在日记中所描述的情况。了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决议的读者，根据这些日记和文献就能很容易地搞清楚武汉时期的一连串事件的来龙去脉。

但是，武汉时期具有什么社会政治内容，它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以后的中国革命运动，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是由各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

辛亥革命以后重新高涨起来的中国革命运动，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在新生的中国资本同掠夺性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最初阶段的特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政治积极性。

力求夺得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领导权而竭力利用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广大工农群众运动。

这个革命时期的最光辉的事件，就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起因是签署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新的压迫（在著名的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

五四运动是从北京两万学生示威游行开始的。在大批学生被捕以后，上海资产阶级工商界也卷入了运动，后来运动又迅速波及中国所有大城市——南京、武昌、汉口、杭州、天津、九江、广州、厦门、济南、安庆等等。对中国资产阶级来说，五四运动最初只是一般的政治抗议——罢市，后来很快转为抵制日货。这种抵制对于发展中国本国的工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革命运动的下一阶段的特征是，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人阶级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因素走上了中国的革命舞台，产生了新的更革命的斗争形式。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系列罢工，显示了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强大威力。中国无产阶级无所畏惧地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残酷的初步较量。一九二二年英勇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一九二三年遭到血腥镇压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九二四年沙面（广州）中国工人的反帝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五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五十万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以及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持续了一年半之久的如此英勇、如此具有革命首创精神的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省港大罢工，——这些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初采取的革命步骤，这些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写下的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光辉篇章。

在工人阶级及其坚强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华南和华中各省的农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在革命普遍高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农民一方面同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同一部分资产阶级越来越明显地结成一个联盟。国民党内的有关集团和广州政府就是从政治上反映了阶级力量的这种联合。

早在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期间明显暴露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加剧起来的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决定了这一阶段和后来各个阶段的革命运动的进程。

广州的三二〇事件是这一阶段的革命斗争的高潮，是民族资产阶级想扼杀革命的第一次认真的尝试。以“广州时期”著称的中国大革命中的这个阶段，包括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时期及其活动时期，还包括北伐的开始时期。广州时期的特点是，除了革命联盟内部的斗争激化之外，全国联合战线暂时还相对稳定。

在结成全国联合战线的这个阶段，中国革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胜利进军的国民革命军很快占领了武汉。广州的中央政府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迁往武汉。革命运动的中心从华南移向长江流域。在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内，出现了强大的土地革命浪潮，湖南省农民争夺土地的运动特别高涨。在汉口工人占领英租界期间，工农革命浪潮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英国政府被迫对革命群众的压力作出让步，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的特别协定承认了群众对英租界的占领（在武汉政府垮台和反革命得势以后，英国人又重新占领租界）。

同时，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向上海地区挺进，上海无产阶级也在准备推翻当地的反动当局。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起义，为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上海作好了准备。但是，工农群众日益高涨的积极性和革命主动性，却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公开反动。蒋介石将军进驻上海以后，应背叛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突然背信弃义地首先疯狂镇压上海工人，解除工人的武装，解散他们的革命组织。接着，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4949669在南京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这个新的革命中心分庭抗礼。在这同时，国民党的另一个反动头子、广州的独裁者李济深，在国民政府离粤北上之后攫取了广东的政权。他于四月十一日4949670在广州发动政变，捣毁了战斗的工会组织，枪杀了优秀的工会领袖，这反映了资产阶级阵营的总的转变。

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和广州发生的四月政变，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公开投入了反革命阵营（帝国主义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势力的联盟），从而结束了中国大革命中的“广州”时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就中国大革命中的这一时期写道：“中国革命的前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是有两个阵营存在：一方面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的买办阶层的阵营，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的阵营。这个阶段曾经有过由两个阵营变为三个阵营的趋向，即民族资产阶级分化出来，与无产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左派联盟’分庭抗礼。

“目前的形势，就是以这三个阵营的鼎立为特点：蒋介石已开始屠杀工农，但还在同北方军阀作战。

“但是，整个斗争的逻辑还是三个阵营化为两个阵营，不过，这是两个新的阵营，因为大资产阶级（以蒋介石、白崇禧之流为首）必然会更加靠拢封建反动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同时，这个过程必将加速实现。”4949671

从“广州”时期脱胎出来的中国大革命的新阶段，是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国内反动派日益加紧活动的情况下经历了激烈的国内战争的。在这个阶段，各种力量进行了重新组合，革命发展到了更新更高的程度。从阶级划分的观点来看，前一革命阶段的决定性因素是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的联盟（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部分大资产阶级），而新阶段的这个联盟由于清除了背叛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变得更加革命了，无产阶级作为运动的领导者，在这个联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大革命的这个新阶段，也就是“武汉”时期，其特点是广大工人特别是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开展了土地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狂，越来越强烈地促使它自己去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封建军阀结成联盟。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犯了种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还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反革命狂进行了革命的抵制。

在革命过程中加剧的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者的加紧压迫，促使阶级力量进行了重新组合。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大多数，同小资产阶级一起离开了革命队伍，倒向中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阵营。

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沉重地打击了革命，使中国大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工人阶级没有能够把武汉政府变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它还没有组成一支强大的力量足以战胜敌人的联合力量。工人阶级在这以前没有来得及建立起组织严密的群众性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机会主义错误，也在这次失败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然而，中国大革命的暂时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却使革命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直接为建立工农专政而斗争的阶段。

小资产阶级的脱离革命和走向反动，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彻底瓦解，把建立苏维埃这个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的口号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上述主要阶段的社会经济性质是什么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一九二六年三月），把当时的中国大革命阶段称作民主革命阶段，认为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整个封建军阀制度、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政权”494967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发展了第六次全会决议的基本论点，它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消灭封建主义的运动，势必要转变为土地革命”4949673；同时，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基础进行的“打击”，必然导致革命政府“把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让公司、工厂、矿山、银行和企业逐步收归国有”4949674。有此一举，革命政府才能立即扩大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范围，而进到向革命专政过渡的阶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把当时的中国大革命阶段基本上看作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时期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着重指出，中国革命必然要成为争取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总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未来的工农专政的中国革命政府，一定会成为“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49496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一九二七年五月）确认了第七次全会对中国革命动力所作的评价，它继续认为中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结束’，而另外一个工农的阶级革命已经‘开始，”4949676。

中国革命的危机和各种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证明，而且完全证明：“只有进行反对已经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进而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4949677

第八次全会的决议说：“只有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参加斗争，才能形成一种足以打破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干涉者的力量，制止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消灭封建关系的残余，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为中国步入社会主义轨道创造过渡条件。”4949678

“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基本的、内在的社会经济内容。”49496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指出，执政的武汉政府要解决中国革命的这些基本的历史性任务，就必须把这个政府变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政府，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又首先要求抛弃激进的资产阶级同路人，克服一系列的背叛行为，全面进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阶级斗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二七年春就是这样确定中国大革命的性质及其所处的阶段的。

但是、武汉时期的事态发展，没有保证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也就是没有保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遭到了暂时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九、十月间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发生的农民起义（苏维埃起义），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各城市工人掀起的革命浪潮，到十二月初就把广州公社推上了革命浪潮的高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起义，是革命工人保卫革命果实的一次英勇尝试，是在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的条件下，在为苏维埃而斗争的口号下，把革命引向深入的一次英勇尝试。在全国革命普遍退潮的情况下发动的十二月广州起义，客观上成了革命退潮的一次掩护战。广州公社遭到了失败，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此走上了新的苏维埃阶段，即走上了更高的阶段，这是一个不容抹煞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之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极其丰富的经验，确定了中国革命今后的发展方向。它们认为，中国目前处在准备群众力量去迎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高潮的阶段，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不久前结束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完全确认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它指出了已经出现的工农革命新高潮的征兆，这次革命应当由工人阶级领导，并通过苏维埃这种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压迫。

英勇的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在已经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在同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起准备对封建主义残余、反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最后的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