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韧

中篇小说以其异军突起的步伐已经走过了三年的历程。一九七九年是它崛起的头一年；一九八〇年已见繁盛之貌，第三年呢？古人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去年年初，人们不能不用焦灼、疑虑和期望的目光，注视着中篇发展的趋势。正当此时，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古华的《芙蓉镇》和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联袂而临，它们犹如惊蛰的春雷，猝然震动了文坛。接着，春去夏至，秋往冬来，四季百花烂熳开放，令人目不暇接。一年间，中篇小说竟达四百多篇，约为一九七九年的三倍，一九八〇年的二倍，真是一崛而起，一发而不可收。

评价一年的文学成就，要看其数量，但更为主要的要看它与往年相比又提供了多少新的东西。当我们欢呼一九八〇年中篇小说丰收的时候，也美中不足地感到，反映十年内乱的作品多了些，写现实生活的少了些。我们的时代是个除旧布新的时代，不但要总结历史的经验，而且还要为四化开辟道路。人民不会忘记昨天的创伤，但更寄希望于明天。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能不能得到及时而深刻的反映，它关系着文学兴衰的大问题。中篇小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令人高兴的是，去年的中篇小说跟上时代的脚步，它没有在“伤痕文学”里逗留，而是大踏步地突入到四化建设的广阔天地；在人物画廊上，一大批为四化献身的新人形象居于显著的地位；活动于不同环境的多种多样的人物，其性格呈现出更多的生动性、复杂性和典型性。如果说，文学的前进在于有所发现和突破，那么，这一年来，中篇小说在题材、人物和艺术手法方面确实都有所前进。它的兴盛景象，是前两年中篇小说崛起的延续、深化和发展。

一

过去一年内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改变了工业题材作品比较贫乏的局面，涌现出一批反映工业现代化建设面貌的好作品。这里首先要提到豁人耳目的《祸起萧墙》。尽管它的主人公傅连山的结局有违于他的坚韧不拔的性格，但是他陷入佳津地区独立王国的重重包围之中，其悲剧又带有必然的因素。我们不应忽视这篇小说的缺陷，但更应注意到它的突破性的意义。人们还没有在哪一篇作品里看到，象《祸起萧墙》那样赤裸裸地捅开了工业领域改革与反改革的尖锐矛盾，那样深刻地表现了集中领导与地方主义、条条与块块之间的惊心动魄的冲突，那样生动地塑造了傅连山这个矢志改革、勇于行动的新人形象。如果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首先撩开了监狱的帷幕，让人们看到历史颠倒的真象，标志着中篇小说在拨开历史迷雾的战斗中而异军崛起；那么，《祸起萧墙》则使中篇小说在反映四化建设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努力。紧接着，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周嘉俊的《下马部长》、柯云路、雪柯的《耿耿难眠》、单学鹏的《这里通向世界》、中杰英的《在地震的废墟上》、胡万春的《国宝》等，相继问世。它们弥补了工业题材小说的薄弱环节，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工业建设战线上进行调整、改革和由乱而治的新面貌。

这一组中篇小说多是写老干部走马上任、实行改革的故事。它们的题材同前年问世的《开拓者》等作品是相似的，但相比之下它们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特点。《开拓者》主要是写省委书记车篷宽的雄韬大略、写上层领导者改革的决心和意志。一九八一年的中篇小说不但写了上层人物的运筹擘划，而且把笔锋探入到底层，努力开掘新的生活冲突，真实地展现了整顿与反整顿、改革与反改革的激烈搏斗的画面。这是其一。其二，对于站在生活激流的双方人物，作品不是简单化地、而是越来越着意地在特定冲突中写出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和典型性格，写出两种力量在斗争中彼此消长和生活发展的趋向。这两点，说明我们的作家对四化建设生活的观察和探索深入了，艺术表现力加强了；证明革命现实主义在中篇创作领域里不断深化。譬如说，同样是矛盾双方的人物，他们的个性迥异，斗争的焦点和手法也千差万别。《祸起萧墙》里的抵制电力工业改革的人物，灵魂浸透了地方主义、封建主义的毒液，他们的手段首先是一个“顶”字，企图把率先改革的傅连山“顶”出佳津；顶不出去，他们又起而“围”之，处处掣肘，把傅连山这头雄狮围困得一筹莫展。《这里通向世界》里的陈凡所施展的手段，主要是一个“奉”字。他觊觎港务局的第一把交椅，害怕新上任的老局长冯占雄。但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所以他用花园洋房，用美女把老局长供奉起来。这等于把冯局长“从劳改队接出来，又投入豪华的高级监狱”，使其与群众隔离开来，以便由他称霸于港湾。《上海的早晨》写了五十年代初的资本家，用糖衣炮弹向党的干部进攻，到了八十年代，某些号称为共产党党员的人却学会资产阶级的一套把戏，用糖弹进攻那些立志改革的领导干部。我们的中篇敏锐地抓住了斗争形式的变化特点，从改革与反改革、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中，创造出冯占雄和陈凡这两个性格独特的人物形象来。

《耿耿难眠》中的董乃鑫则另有一番手腕。他讲究“信义”，善于结交，但又利用蛛丝勾联的“关系网”在曙光厂形成了与调整改革政策相对抗的派系势力；他懂业务，善于抓生产，但又利用生产率的上下浮动来要挟上级党的领导。他就是凭借着这种纵横捭阖的手腕，“挤”走了前任的几个党委书记。但新上任的书记杨林没有被他挤走，反而打碎了他的关系网。小说刻划杨林这个人物时突出他那种既有改革理想又有脚踏实地精神的性格特征，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把转变人的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因势利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作品通过对他的深沉，持重和含威不露、慈严兼备的性格描写，一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政治家”的形象脱颖而出。

工业改革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它提出了新的问题，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作家，包括那些比较熟悉以往工厂生活的作家，面对着新生活、新人物、新政策和新的问题，自然要有一个认识和熟悉的过程。前几年写工矿企业现实生活的作品比较少，反映了我们的作家还处于认识和思考的阶段。党的六中全会的决议和经济政策的深入人心，照亮了人们认识工业变革生活的眼睛。从乔光朴、车篷宽，到傅连山和杨林，从工业变革先行者的系列形象中，我们似乎可以寻觅到一条隐约可见的艺术轨迹。乔光朴和车篷宽以其大刀阔斧的开拓者形象而轰动了文坛，尽管他们的改革方案和举措行动尚有可议之处，但是他们以情感人，以气夺人，其思想和行为反映了四化建设开始阶段人们渴望变革的急切心情。但是，多年来的极左思潮使不少经济部门病入膏肓，沉疴难起，仅仅是英雄们的振臂一呼是难以奏效的，它需要一步一步的扎扎实实的调整和改革。傅连山和杨林，恰恰是经济调整和改革阶段中出现的新人。乔光朴和车篷宽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豪”气，傅连山和杨林则给人们以强烈的“实”劲。杨林和傅连山之间也有差异。傅不愧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实干家，但他似乎是勇气有余，策略不足，颇有一点“困兽犹斗”的味儿。杨林有勇气，但更注意领导艺术和讲究实效。他身上没有披上理想化的色彩，没有先声夺人的惊人之举，但他的“铁碗是通过组织体现”的，运用组织的力量和政策的威力，使曙光厂这潭死水终于掀起了向四化方向推进的波澜。从反映矛盾的复杂程度和生活的深度，从描写改革家与守旧人物的性格复杂性和斗争策略的变化看，我们的中篇对工业生活领域的探索不是日见深入了吗？

二

这一年的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突出的特点是注意反映农民的现实生活，敏锐地展示出农村变革过程中新的矛盾和新的人物。如《赵镢头的遗嘱》《龙种》《鱼菱风景》《小溪九道弯》《春回大清河》《柳岸飞莺》等，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欣欣向荣的农村生活的图景。

前年的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虽然出现了一些好的或较好的作品，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甜甜的刺莓》《啊！古老的航道》及《老猎人的梦》等，但它们都是写农村动乱的历史。当时的短篇小说已经开始写农村的新面貌，通过“冯么爸”“陈奂生”这一类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的觉醒，反映了新经济政策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地位带来的变化。但是，如何正面描写农村生活的新矛盾和新人物，这是当时文学创作上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一九八一年的中篇小说，对这一点首先进行探索的是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在它之前发表的《春回大清河》，虽然写了“老牛倌”在新政策面前的疑虑、徘徊和奋起，但它主要是写历年政策的变化在“老牛倌’’精神世界上的投影，它的创作路子仍然是《乡场上》《陈奂生上城》的继续。《赵镢头的遗嘱》突破了这条人们熟悉的路子，它从正面突入到农村生活的矛盾漩涡，清晰地展示出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过程中革新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画面。赵镢头不是冯么爸由政策落实而改变精神状态的那种人，他是执行新政策的带头人。他那种坚信党的政策的信念，那种大公无私、敢于拼搏的精神，反映了急于改变贫穷面貌的亿万农民的意志。

《赵镢头的遗嘱》和《祸起萧墙》，两者题材不同，一个写农村，一个写工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新时期的文学第一次写了四化建设生活中的悲剧，而且是带头实行改革的新人的悲剧。“伤痕文学”突破了不准写社会主义悲剧的禁区，但它毕竟是写众目所睹的极左肆虐的历史悲剧。悲剧的历史终于过去了，三中全会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新的方针政策正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威力。那么，文学是不是还可以写悲剧？《赵镢头的遗嘱》和《祸起萧墙》作出了第一步的尝试。我们应当看到，四化建设正以势不可当的潮流，奔腾向前，但是生活中的逆流和漩涡依然存在。共产党员、宁波姑娘范熊熊，用死的斗争形式来抗议那些风气不正的官僚，就是一例。赵镢头以死来“表明心志”，以求实现他所追求的“神圣的使命”；傅连山要用“我的毁灭来震惊你们l”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用悲剧来震醒人们，不再重演悲剧。当然，我们的文学在写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时，要注意分清历史的总潮流与产生悲剧的特定环境的因素，要写出新人崇高的思想道德和他所代表的正义力量在悲剧冲突中的胜利。“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我们并不鼓吹悲剧文学，但合乎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的悲剧，于暴露中显出伟力，于挫折中昭示出胜利，它会产生出一种鼓舞人们追求真理、涤荡邪恶的艺术力量。张一弓所写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赵镢头的遗嘱》是两出震颤灵魂的悲剧，笔调严峻，铿锵有力。但是他去年写的《山村新人》，却是另一付笔墨，寓庄于谐，以一个土生土长的快板诗人的坎坷命运，折射出二十几年的农村历史的变迁。

叶文玲原是写短篇小说的女作家，她去年发表的《小溪九道弯》别具特色。作者说她喜欢写那些“不为人所器重或被冷落、侮慢的小人物”，写出他们“发光的心灵”。《小溪九道弯》的男女主人公也是这种“小人物”，即农村的普通劳动者。你看，农村年轻一代的谷雨，已经摆脱了悲苦的命运，他要“争我们整班种田人的大气”，终于把一座癞头山整治为花果山。葛金秋的生活道路比谷雨要曲折得多。这个纯洁、善良的农村姑娘，本想在城里找到一个谋生的职业，改变一下贫苦的生活地位，但是几年的小媬姆的生活，使她苦上加苦。“小媬姆”的形象，在当代小说里是罕见的，但是农村知识青年的出路和前途在哪里？是流入城市还是扎根农村？却是文学作品的老主题。不过，以往的作品大多是强调青年树立爱农村、爱集体经济的思想，避开了思想教育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男女青年们是爱自己家乡的，但过去的农村极左政策造成了经济的贫困，不少人背井离乡进城谋生。文学作品回避经济生活的矛盾，孤立地去宣传青年安心于农村，这是难子揭示问题的本质的。《小溪九道弯》突入到了生活的底蕴。葛老司所以把自己女儿金秋送进城去，实际是生活所逼；金秋回来了，他所以笑脸相迎，因为“种田人的好政策”改变了这个老篾匠的经济地位，金秋在农村也有了安身立命和用武的天地。这篇小说探求年轻一代农民谷雨和金秋的不同命运时，之所以比过去同类作品更有深度，固然是作者的努力，但更为主要的是农村现实提供了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生活依据。

向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开掘，加大历史生活的容量，这是去年农村历史题材的中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动乱的历史常常是文学奇葩的土壤，崛起的中篇小说不乏反思历史的佳作。但是，人们很少看到象《芙蓉镇》那样长幅的色彩缤纷的农村历史的画卷，那样众多而新鲜的人物。豆腐店的“芙蓉姐”,“北方大兵”谷燕山、冤案压身的“秦癫子”、“运动根子”王秋赦、惯于兴风作浪的李国香，他们当中有历史的受难者，抗争者，也有极左历史的“弄潮儿”和“幸运儿”。这些性格独特的人物，结成一个关系复杂的“小社会”。由豆腐店和芙蓉镇这个“小社会”，透视出风云变幻的大社会、大时代。作者古华善于把封建性的、极左的历史与乡土人情风俗画奇妙地揉合起来，他的《芙蓉镇》和短篇小说《爬满古藤的木屋》，无疑是应该列入去年优秀作品的行列中去。还有刘绍棠的《瓜棚柳巷》《花街》，南丁的《尾巴》等，都是描写农村历史画面的闪烁光彩的中篇小说。

三

反映当代青年生活、探索新时代青年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在去年的中篇小说里占有显著的地位。其量之多，其质之优，都是近几年所未见的。不少作品一经问世即引起热烈的反响。一九八一年报刊上展开争论的，大都是反映青年生活的作品。这不仅表明广大读者关注这类题材的作品，而且说明文学作品在如何描写当代青年生活和他们的性格特征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青年问题关系着四化建设的前景和祖国的命运。我们的作家在探索青年生活方面一直给予热情的注意。新时期文学的开路之作《班主任》，以及随后兴起的“伤痕文学”，描写了十年动乱时期青少年的遭遇和命运，揭示了林彪、“四人帮”给年轻一代造成的创伤。然而，时代在变化，生活在前进，我们祖国的青年一代，毕竟从十年风雨中走过来了。他们不能只顾抚摸身上的疤痕而悲思过去，生活在召唤他们面向未来。作家敏感到时代的脉搏和青年心灵的变化，文学不能只让人频仍回首，还要激励青年追求理想的明天。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的文学创作越来越注意现实生活中的当代青年的形象。如获奖的中篇小说《蝴蝶》中的冬冬，“不愿当高干子弟”，不去北京而留在乡村走自己的路；《开拓者》中的“奇女”凤兆丽。在经济改革中是个敢想敢说、勇往直前的姑娘。但他们在作品中还是次要的角色。去年的中篇已经把青年一代的形象从次要的位置上升到主人公的地位，把他们从个人际遇和爱情离合的场面，移到工厂、农村和学校的大时代的场景上来，在社会变革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出当代青年的风貌，歌颂他们为四化献身的崇高品质。

本书所选的海翔的《啊，生活的浪花》，应该说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并非是名列前茅的作品，但它是较早出世的一篇。它所提出的问题，如当代青年如何对待人生与理想、友谊与爱情、道德与情操，如何对待昨天、今天和明天，如何对待新老两辈的“代沟”问题，这都是当代青年关切的、也是在它以后出现的同类作品中深入探索的问题。作者笔下的爱憎倾向和警策之语，透出了他对当代青年问题的严峻的思考。作品女主人公小莉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她从小憧憬神圣的事业，但十年浩劫使她万念俱灰。然而，历史新时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终于使这个大学生的理想复活了。她结束了苦闷与彷徨，从“生活扭转我”到她要“扭转生活”，这标志着一个曾是看破红尘的青年的觉醒。

写出人物性格的时代特征，这是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关键。我们这一代青年从十年内乱中长大的，他们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单纯而明朗的青年，灵与肉都带有程度不同的伤痕，这是当代青年的共同的特点。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可以写他们的伤痕，重要的是写出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伤痕。不少的优秀中篇不去追求伤痕的尖锐性，不去展览血污，而是着重揭示当代青年如何对待伤痕，表现他们热爱祖国、献身四化的时代精神。如果说，小莉是个从伤痕中挣脱出来、振翅欲飞的觉醒者的形象，那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解净则是翱翔在新长征道路上的新人。作者蒋子龙很善于点染人物性格的时代色彩，他这篇小说所以比其它同类作品更见深度，是因为它把青年个人的志趣、爱好和追求，同四化建设的宏伟事业紧紧地联系起来，用社会主义思想这面时代的镜子去检验人物的性格特征。女主人公解净的生活道路比周围的青年似乎是一帆风顺的，但她有她的内心伤痕。正象她自己说的那样，“经过痛苦的思想裂变之后，多少领悟了一点人生的真谛，想走一条新路，重建人生的信念。”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解净的“领悟”二字，说明她从伤痕中经过思考而懂得了“人生的真谛”，这就是，不因个人的痛苦而颓唐，也不想浮在上面过着“文革牌”新干部那种毫无专长、悠闲自得的生活。她决心沉到生活下面去，拜群众为师，苦练驾驶汽车的本领，由外行变内行，改革经营管理制度，使汽车队由乱而治。与解净大相径庭的刘思佳，他虽然聪颖过人、技术高超，但他从历史的“恶梦醒来却感到走投无路”，所以他不满意现状，又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嘲弄现状；他蔑视庸人哲学，又用“吃吃喝喝、打打闹闹”来掩饰内心的孤傲和空虚。通过解净和刘思佳及其他几个青年形象的鲜明对比，作品深刻地揭示出生活的一个真理，当代青年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正确对待历史的伤痕，把个人的志趣、理想与祖国的命运、四化建设的前景联系起来。

同样的问题，有的作品却作出了另一种回答。《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李淮平和南珊，也是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青年。作品立意于探索当代青年用什么样的信仰和理想来医治心灵的伤痕，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它让青年靠宗教的信仰来抚慰精神上的创伤，到宗教虚幻的“另一个世界”里寻求道德的完善和自我的解脱，去寻找人生的出路和归宿，这怎能让青年理智地看待历史和清醒地认识未来呢？《晚霞消失的时候》反映的是消极的遁世的情绪，而《在同一地平线上》则流露出一种畸形的处世思想。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个历经忧患而自学成才的青年画家，在他的眼睛里，艺术和人生就是“一场紧张的竞争。是一个没有定局限制的拳击赛”。所以，他的人生哲学就是“拼”，他简直象个红了眼睛的商人，把艺术当作猎取名利的工具，冷酷，自私，不择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在挣扎！”作品的女主人公所以要和他离异，要从家庭中“走出来”，考入电影学院，因为她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同样面临生活的各种竞争：加工资、提级、分房子，想干一个合适点儿的工作，也要靠文凭。”她与他在感情上有差异和纠葛，但他们的人生哲学，本质是一致的。作品偶而也写点群众舆论对他的非议，但从总的描写倾向看，同情多于批评，赞赏胜过指责。

我们处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破除传统迷信和面向世界的时代。因此，新旧交杂的色调常常在思想最为活跃的青年身上折射出来，传统的与舶来的，陈旧与新鲜的，各种思潮泛起，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的作品的成败得失，说到底，取决于作家的思想深度和透视生活的能力，是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鉴别是非，分清那些似新而旧或似旧而新的东西。在探讨当代青年的人生道路时，宣扬宗教观念，鼓吹“生存竞争”，以及用个性解放思想去赞赏个人的尊严、价值、地位和爱情至上主义，这是社会上某种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它们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文学历史上早已有之，其实质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相去甚远。《赤橙黄绿青蓝紫》《啊，生活的浪花》等作品所以得到读者的肯定和称赞，关键是它们把握住历史的走向和时代的脉搏，写出了历经磨难而又勇于进取、励精图治的一代青年的时代精神。

四

这一年的中篇小说在军事题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新时期文学的发韧阶段，反映军事生活的作品是稀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伟大胜利，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新鲜而强烈的战斗气息。前年，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和《天山深处的大兵》轰动文坛的时候，中篇显得格外的沉寂。去年，徐怀中以中篇的形式写出了《西线轶事》的续篇《阮氏丁香》。接着，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和谷岩的《茶花艳》、孟伟哉的《一座雕象的诞生》、马宗启的《将军泪》、张笑天的《老将离休之后》等相继问世，使军事题材的中篇小说大为改观，不妨说是出现了“崛起”的苗头。

我们说反映军队生活的中篇小说有所突破，首先表现在作家正视我军的内部矛盾，探索了林彪思想给我军建设上所造成的严重后患，努力塑造当代军人的英雄形象。从大的关系说，文学反映军队生活至少可以表现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敌我，两军对垒，双方冲杀；一是内部矛盾，包括党与军、上下级、军与政之间的关系；一是军人内心世界的矛盾。然而，由于极左思想影响，过去对敌我冲杀写得多，对二、三种矛盾接触得少。《茶花艳》的主要意义在于，没有表面上写写对越反击战的胜利，它以犀利的笔锋揭开了“二九一”高地战斗受挫的这层厚厚的帷幕，探索了我军内部存在的复杂问题。象团长王力军、连长黄光这类指挥员，仍然“用四十年代打国民党、五十年代初打美国鬼子的办法对付越南侵略者’'，他们光记住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但忘记了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林彪思想的余毒，不但影响了军事指挥，更为严重的危害了政治工作。师政治部副主任彭城，医院教导员孙孟修，一个“风派”人物，一个“紧跟”典型，两者是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到的形象。他们所以把战斗中涌现的新人耿晓东当作“问题”来抓，充分暴露了新旧两种思想的尖锐对立，说明林彪思想阻碍着军队现代化的建设。《西线轶事》主要成就是，写出了刘毛妹这样一个带着十年伤痕的年轻战士为国捐躯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思想品格，作品反映了人们欢呼胜利时那种对英雄战士崇敬的心情。战争硝烟毕竟消散几年了，人们需要高昂的爱国思想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但也需要对战争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总结。《茶花艳》在探索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时，把敌我的冲杀、我军的内部矛盾和各种人物的内心活动交织起来加以描写，表明我们的军事题材小说力求向新的领域突进。尽管作品还不是完璧无瑕的，但它的探索是有益的。

军事题材中篇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它描写的生活面有所突破，不仅仅写了炮火弥漫的对越反击战，不仅仅绘制了我军斗争的历史画面，而且它还伸展到以往作品几乎没有表现过的尖端科研部门，反映了为研制导弹的中青年科学家的生活风貌。《沙海的绿荫》在这一点上作出了努力。尽管历史与现实的战争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是，我们的文学面对的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军队，是一支要把作战技术和军事科学搞上去的军队，因此，我们的创作无法回避一些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特别是如何表现那些埋头于数据与仪表的军事科研人员的生活，就成了艺术描写方面的一大难点。《沙海的绿荫》在探索这一艺术难点时，不落俗套，不去纠缠复杂的技术过程和两种试验方案的论争，它在十年内乱和长夜破晓的历史背景下，有声有色地展示了沈巧、唐天虚等科学家的命运，围绕着他们的工作、友谊和爱情，揭开了形形色色人物的道德情操和灵魂的奥秘。作者朱春雨很注意写人的道德，他写的另一个中篇《在人海里》，其副标题即注明“道德见闻录”。《沙海的绿荫》正是写出不同人物的道德追求和曲折的命运，写出人物的爱与恨，使穿着同样军装的各种人物闪放出各自独特的色调，为描写当代军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灵美探求了一条新的艺术途径。

五

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的中篇创作时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些作品，尽管它们在整个中篇里所占的比重不算大，在读者中间也没有引起轰动性的效果。但它们在扩展题材和塑造人物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新意。正如英国诗人杨格所云，它们以其独创性“扩大了文艺之国，给它的版图增加了新的省分”，而不是增加了“书籍的残渣”。

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斌的《柳叶桃》，前者写农村，后者写城市，但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没有显赫经历、身分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身分的普通吧，她们坎坷的命运就更容易牵动读者的心肠。

《山道弯弯》的独特性在于，它没有从人们熟知的政治事件和历史风云中去写金竹的命运，而是从道德的角度，从她身边的生活小事和家庭内部的关系，去探讨她心灵深处的道德观念和高尚的情操。“人不能只为自己”，这是金竹做人的准则，也是作者剖析人物灵魂所依据的道德准绳。小说精心选择了几个平凡的而意义不凡的情节，通过金竹对婆母、对丈夫、对兄弟到矿上“顶职”、对二猛的亲情和爱情的描写.一个牺牲自我，以利他人的金子一样纯洁和坚贞的女性形象，巍然屹立于读者眼前。表面看来，小说离政治太远了，太没有戏剧性的情节，然而，作品把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道德情操充分地发掘出来，从中也就把孕育这种高尚的道德和无私的人物的时代精神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柳叶桃同金竹有着相似的质朴、善良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妇女，她比身居农村的金竹的性格和命运要复杂、曲折得多。中篇小说写城市街道妇女始于刘心武的《如意》，石义海所同情和爱慕的金绮纹，就是以糊纸盒谋生的普通妇女。但金绮纹毕竟是天潢贵胄之家的千金小姐，她同石义海的又如意又不如意的爱情，她的思想、生活方式，同柳叶桃这一类妇女仍有轩轾之分，何况她在小说中不过是不常出场的次要角色。《柳叶桃》则将街道的普通妇女作为主人公，在北京大杂院的典型环境里，把她复杂心灵维妙维肖而又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让我们看到在以前作品中很少看到的一个家庭妇女的微妙心理和坎坷的命运。柳叶桃的性格核心是，表面软善内心刚强，而且“刚强一辈子”。她急于把老母送到乡下，急着交出自住的三间北房，又急着把两个孩子送到边疆插队，都是出于她的刚强性格。但在刚强的背后还有她隐秘而神圣的动机，即，她想争取当上一名“革命群众”。柳叶桃投胎于剥削阶级家庭，离了婚的丈夫又是个右派，所以她出于自强而又自卑的心理，不得不为她本应享有的“群众”权利而苦心挣扎着。她的愿望是崇高的，但崇高的感情被嘲弄了；她的性格刚强而又有奋斗精神，但她为争得“群众’’名义的奋斗目标，又显得多么可爱而又可悲。柳叶桃是新社会的劳动妇女，但她的灵魂反照出旧社会祥林嫂的影子。在封建礼教的践踏下，祥林嫂即使拜了神，捐了门槛，鲁四老爷仍然不让她沾手于祭祀，最终她也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当极左思想肆虐的时候，不论柳叶桃怎样虔诚地做了多少好事，一出出悲剧仍然纠缠着她，不过她的悲剧性常常以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别了，濑户内海》是作家邓友梅在《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之后的又一部不同凡响的中篇。它虽然写的是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中日关系的题材，但由于作者在艺术角度和选取素材上注意独创，却使作品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另辟蹊径。作品在反映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时，艺术的焦点从战场的厮杀转移到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关系上来。它写了侵略军对我国土地的蹂躏，又写了山东根据地人民与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之间的友谊；写了华工们在日本工厂里遭到的敌视和欺凌，又表现了虎子和日本侍女千代子之间真挚动人的友谊与爱情。作者童年时代有一段华工生活的经历，这篇小说无疑是熔铸了他切身的感受和爱憎的倾问。它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又从民族仇恨的间隙中揭示出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民族、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爱与恨交溶在一个画面上，分寸得当，主旨深远。我们不能轻视文学在反映中日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但也不能忽视某些作品不健康的情绪。单纯写民族的仇恨，片面渲染敌对者之间的人性和友谊，都是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别了，濑户内海》净化了那些被污染了的艺术画面，给这类题材作品开拓了新天地。

六

这一年中篇小说的文学手法和艺术形式的探索，虽然不象前两年出现了那么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花异葩，但是不少作家对自己已经掌握的表现手法和认定的艺术途径，都在进一步地探索、巩固和出新，显示出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

近几年来，在艺术探索上尽管是千姿百态，但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潮流，一是面向西方，一是继承传统。两者并行不悖，各有千秋。在借鉴西方艺术方面，集聚了不少勇于尝试的作家，其中，王蒙算得上纵横驰骋的一员猛将。去年他又以意识流手法写了《杂色》和《湖光》两部中篇。作者在探索意识流手法过程中曾经觉察到，“这种写法的坏处是头绪纷乱，乍一看令人不知所云。”《杂色》和《湖光》从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和作品的思想深度，不一定及得上作者所写的《布礼》和《蝴蝶》，但他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上，比以前更加轻松自如了。头绪纷繁而不紊乱，时间与空间交融得天衣无缝。从读者方面说，对它也不再感到怪，而是习惯了。看来，对西方艺术手法如果运用得巧妙，也会在民族的文学土壤上吐蕾结实。另外，有些作者把西方的推理小说的形式，“引进”到中篇创作中来。张笑天、韦连城还以推理小说形式写出了中篇历史小说《睡美人之泪》，它摒弃了那种离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探案”或“公案”小说的写法，从典型性的情节和科学的推理中，给人以启迪，同时也使读者得到波澜迭起、委婉有致的艺术享受。

在继承与革新文学传统的道路上，刘绍棠是走在前列的作家之一。他自称为“土著”。前几年，当文坛上出现了某种否定民族传统、片面追求洋化的风气时，他不但大声疾呼，而且以《蒲柳人家》那样的人情美和风俗画，为乡土文学举起了一面光彩夺目的红旗。去年，他的耕耘倍加勤奋，一年间写出了九部中篇，《瓜棚柳巷》《花街》及《草莽》等作品，为巩固乡土文学这块阵地作出了新的努力。

乡土文学大都是作家回忆童年和怀念故土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言，它是作家的“胸臆”之作，是“回忆故乡已不存在的事物”而又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刘绍棠所写的《蒲柳人家》和《瓜棚柳巷》等中篇，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灵中童年的故乡风俗画的再现。问题是，乡土文学是不是只能在家乡的历史生活中徘徊，无法挺进到现实的农村？特别是，今日之农村即将结束田园牧歌式的图景，现代化的马达声在古老的土地上开始轰鸣，这样的环境能不能孕育乡土之作？面对艺术上的新课题，刘绍棠没有望而却步，他去年写的《鱼菱风景》和《草长莺飞时节》，向乡土文学的艺术禁区突进了一步。单就画面而言，队办工业和疾驰的摩托车，代替了古老的运河上漂摇往来的舳舻。但是，作者的笔法和艺术形象的基本特点，同《蒲柳人家》又是一脉相承的。它的艺术重点，不是写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仍然是全力以赴地描写故乡的风土和人情，从风物画中透露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农村生活的巨大变革。况且，作者笔下的现实农村的地方色彩，与其它乡镇的画面泾渭分明，不是江南，不是塞北，蒲柳人家依旧是“蒲柳人家”。《鱼菱风景》等不是完美无疵的，如同作者所言，它不过是“描写农村现实生活的试作”。然而，“试作”的意义不能等闲视之，它使乡土文学在现实生活土壤上吐出了幼芽，扩大了乡土文学的生活领域，给传统的乡土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值直得注意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作家注意文学的地方色彩，创作出越来越多的乡土色彩与时代色彩揉合得较好的作品。叶蔚林，孙健忠，古华，谭谈和叶文玲，《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甜甜的刺莓》《芙蓉镇》《山道弯弯》《小溪九道弯》和《瓜棚柳巷》等，南国与北土的文学各以独特的光泽，交织而成色彩缤纷、千姿百态的时代画卷。地方色彩在文学作品中的加强，乡土文学的兴盛，打破了多少年来某些农村题材作品面目相似的局面，汰除了那种单单写政策写路线的公式化、雷同化的陋习。

不仅反映农村的，而且以描写城市生活为主的文学也出现不少地方色彩浓郁的好作品。邓友梅就是其中的成绩卓著的一位作家。他说他正在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作者这一试验始于《话说陶然亭》，去年发表的《寻访“画儿韩”》，也是交口称誉的民俗学风味浓重的短篇小说。他的中篇《别了，濑户内海》，可以说，也属于同一范畴。表面看来，它不同于短篇，没有写北京，但它写了作者的家乡山东的风土人情，即使写的日本广岛和椿岗，同样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列岛之国的地方民俗画。作者所追求的“民俗学风味”，所向往的《清明上河图》式的那种格调，在这部中篇里并不见得淡弱。那娓娓道来的故事，那徐徐似拂过水面的清风一样的笔墨，那中国和日本的人情世态和民间色彩，不是也洋溢着清新的民俗风味吗？就此而论，邓友梅的民俗学风味的小说与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之间，倒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或者从广义而言，邓的小说是城镇的乡土文学，刘的作品是写农村生活的民俗学风味的小说吧。乡土文学突进到农村的现实生活，又与城市的“民俗学风味”小说联结起来，这，应该说是我们作家在艺术上很有意义的新探索，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繁荣兴旺的一个标志。

自然，我们充分肯定过去一年中篇创作成绩的同时，不能忽视它存在的问题。某些作品脱离生活而粗制滥造，有的作品热衷于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甚至出现格调不高的庸俗描写。还有，不少中篇恣意拉长，铺张扬厉，失去了中篇形式应有的特点和艺术美。为克服创作上存在的问题，时代与文学都要求我们的作家深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进一步提高思想和艺术的修养，珍惜和保持中篇小说连续三年丰收的崛起势头，使它成熟起来，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一九八二、三、十三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