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这个名字，我国读者并不陌生。不少人知道他是美国现代大作家，国际上负有盛名。在我国，他的作品解放前就有过介绍，解放后又有新译。他的《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丧钟为谁而鸣》（旧译《战地钟声》）和《老人与海》，许多人是熟悉的，或者听说过。但是，海明威是一位怎样的作家，他的基本倾向是什么，他的独创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何以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和研究是不够的。现在编选这本集子，目的是介绍美国和国际评论界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便我国读者深入了解海明威的思想和艺术。

我个人认为海明威的创作有三个特色，也可以说是三个方面的创造。首先，海明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描写了两次世界大战。欧美现代文学中，描写世界大战的作家并不缺乏，问题是有没有自己的创造。海明威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过重伤，他对那次战争的印象很坏，象当时欧美许多反战作家一样，用怀疑、否定的态度去描写它。他的《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都带有强烈的反战情绪。他的特点在于他把这场掠夺战争看成残酷的、冷漠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表现，这样，他的憎恶和否定就不限于战争，而扩大到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精神价值。这样的主题显然比一般的反战小说高出一筹。不仅如此，海明威从厌恶战争、怀疑社会出发，锻铸成一种苦痛到了麻木程度，除了个人感觉、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文明崩溃时代的社会精神面貌。如果我们不要求一个资产阶级作家提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的话，那么，应该承认海明威这种态度和倾向有相当的真实性。海明威正是由于这一点成了二十年代“迷惘的一代”的歌手。

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海明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是明确的。他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作品中妥善地处理了个人与全局、爱情与责任之间的矛盾，与他二十年代的反战小说迥然不同。不过，他仍然有他自己的方式。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描绘的不是一幅黑白分明的画面，在他的笔下，反法西斯阵营并不因为它反法西斯就一切都美好，应当用瑰丽的彩色加以理想化。不，在他的世界中，我们看到，既有朴质的西班牙农民，即反法西斯的基本群众，也有自私、卑劣的游击队长，即无异于内奸的领导；主人公既有强烈的正义感与责任感，又有无法挽回危局的失败感；支持共和政府方面的国际军事领导机构内部不协调，又面临巨大的客观困难。这一切都镶嵌在一场混乱的战争背景上，表现出作者对战争的根本看法。虽然西班牙批评家阿·巴雷亚指出海明威描写的西班牙有许多失实之处（《不是西班牙，而是海明威》），但海明威还是以其独有的方式表现了这次战争的复杂性。

描写战争是海明威创作的一大题材，由于他独创性的处理，他两部分别描写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成了现代世界文学名著。

海明威的思想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发展变化的。他笔下的二十年代那些生活目标被战争摧毁的主人公，到了三十年代以后发展成为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即所谓“硬汉子”。这是海明威创作的第二个特色。他喜爱的斗牛士、猎人、拳击家和渔夫都是这种人物形象。他们或者为了保持个人的荣誉、职业的尊严，或者为了生计，表现出临危不惧、与厄运斗争到底的“硬汉子”精神。把这种精神升华到寓意高度的是《老人与海》，小说主人公桑提亚哥在同象征着厄运的大鱼的斗争中，完美地表现了海明威所谓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老人是失败了，但是他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取得了胜利。他那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已经成了海明威式硬汉子的一种精神标志。

海明威创造的“硬汉性格”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认为这类人物表现了人的本质及其永恒不变的悲剧性，有的脱离海明威的思想实际，把这类形象同美帝国主义海外侵略的形象联系起来，而英国一派批评家把海明威三十年代短篇小说中塑造的人物称为“冥顽不灵的、只会说单音词儿的呆子”，是“没有头脑、没有过去、没有传统、没有记忆”的“哑牛”（《海明威评论中的分歧》）。在创作方面自有不少人继承和模仿海明威某些写法，但他们笔下的硬汉子形象常常徒有其表，缺少海明威笔下人物那种感情的内涵，看起来倒象是亡命之徒。这自然不能由海明威来负责。

这些分歧的起因，除了批评者和追随者那方面的原因之外，也有海明威的主观因素。他在塑造这类形象的过程中，对于人物的特定环境和背景十分吝惜笔墨，以致有时造成人物的某种思想品质的抽象化和孤立化。这就给多种解释留下了较大的余地。

海明威第三个特色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极有个性的散文风格。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诺贝尔奖金时称赞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英国作家赫·欧·贝茨说他的小说作法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这都说明他的作品影响很大。那么，他的“叙事艺术”包含什么内容呢？我认为贝茨的分析是中肯的，他说：“随着亨利·詹姆斯复杂曲折的作品而登峰造极的一派文风”，象是附在文学身上的“乱毛”，被海明威“剪了个干净”，所以，“海明威是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他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了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海明威的文体风格》）。

这种把作者、对象与读者三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的写法，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处处可见。他常常训练自己去寻找“产生感情的东西”,“使你激动的行动”，然后“写清楚”,“叫读者也看得见，产生与你同样的感觉”。这指的是表现形式，重要的还在形象的内涵。他使用简约含蓄的笔墨，为的是追求深远的效果。用他自己的话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他所强调的是“水面以下的”八分之七：

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谈创作》）

他谈到《老人与海》时说过：这部小说“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小说里有村庄中的每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的一切过程。”（《海明威访问记》）。他还告诫初学者：“一切蹩脚的作家都喜欢史诗式的写法”（《谈创作》）。这里海明威反对的不是一切史诗类的作品，他所推崇的斯汤达、托尔斯泰都是史诗性作品的作家，他提到的一本作家必读书——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也是叙事体小说。他所反对的是那种没有创作个性，尽人皆知的内容，那种铺陈冗繁、旁见侧出却又一览无余的描写。

海明威不赞成逐节铺陈而讲究意境，宁可留下很多空间也要突出人物的动作和神态，让读者用自己想象去填补空白的天地，因此在表现形式上重简不重繁，以少胜多，意在言外。这种艺术主张类似我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和戏剧艺术。

我这样概括海明威的特色完全是个人所见，未必全面，而且特色的每一个方面也未必说得准确、透彻。因此，编辑本书时不仅尽可能选用有代表性的论文，而且注意收入观点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文章，以供读者全面了解和研究海明威；在主要收集美国批评界意见的同时，也照顾其它国家批评家的看法，以资比较和鉴别。

这本集子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有关海明威的生平、性格、创作经验和艺术见解，重点放在创作经验上。美国作家丽莲·洛斯的《海明威肖像》一文对海明威的性格、脾气、风度和生活方式，写得生动、传神，其中有一部分涉及他的艺术见解。《海明威访问记》和《谈创作》集中了他的创作经验谈。

第二部分是总论性的文章。首先介绍海明威评价中的分歧及其发展。《海明威作品中的噩梦和宗教仪式》与《海明威的文体风格》是两篇有代表性的评论：前者首次提出海明威属于美国文学中浪漫主义传统的观点，后者对于海明威艺术风格的分析，我认为颇为精当。《逃避的艺术》与《为海明威一辩》是一组针锋相对的评论，就海明威究竟是一流作家还是二流作家各抒己见。《我的楷模海明威：模特还是挑战》和《海明威在俄国》反映了他在国外的影响。

第三部分是对海明威重点作品的分析。《涅克·阿丹姆斯的历险》和《邪恶的发现——〈杀人者〉分析》两文研究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前者是总论性的，以贯穿他许多短篇的中心人物——涅克·阿丹姆斯为主要研究对象；后者细致地剖析一篇代表作。《太阳照样升起》是海明威头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迷惘的一代”代表作，我国没有介绍过，这里刊登一篇评论。《高山与平原》和《海明威的双重性：象征主义和讽刺》又是一组针锋相对的评论，双方以《永别了，武器》为例，展开了不同的分析。《高山与平原》的作者卡洛斯·倍克尔是海明威正式认定的传记作者，他掌握海明威的生平材料翔实可靠，而且分析细致，但对于海明威作品中象征手法的分析走得过远，似乎海明威时时、处处都是象征，成了一个象征派作家，所以E.M.哈里代逐点批驳，结论是海明威使用象征手法是有节制的，他的作品还有其它因素，例如讽刺，这种分析较为全面。《一个在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和《不是西班牙，而是海明威》都评论分析《丧钟为谁而鸣》，前者全面肯定了这部小说；《不是西班牙，而是海明威》的作者是西班牙人，指出小说描写多有不合西班牙民族习惯之处，都值得我们参考。《后期海明威》、《虽死犹生》和《马林鱼与鲨鱼》三篇短文，分析《老人与海》的思想倾向。作者们立足点不同，批评标准不同，因而评价也不尽一致。《海流中的岛屿》是一九七〇年发表的海明威的遗作，评论和研究尚不多，这里刊出一篇介绍，以供读者了解海明威后期的创作情况。

编者限于水平，本书的错误与缺点一定不少，望读者指正。

董衡巽

197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