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超白原名狄幽青，1910年生于江苏省溧阳县。1930年毕业于苏州中学，同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任中共溧阳县特别支部书记，创办《溧阳日报》。同年3月被溧阳县政府捕送南京警备司令部，判10年徒刑。1934年7月在党的营救下，通过国民党上层人物于右任等出面保释出狱。1925—1936年在无锡、南京等地从事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任沈钧儒创办的《抗敌周刊》主编，宣传中共抗日纲领。1938年任安徽省抗敌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深入安徽西部山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春创办《文化月报》。1940年1月转移到重庆，从事文化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派往华南局驻桂林办事处，任中共桂林文委书记。1944年根据党的指示，到国民党粤系首领李济深处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被派往广州。1946年转移到香港，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学术小组组长。1947年兼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48年底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查封。1949年3月根据党的决定，率领达德学院部分师生回抵北平，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同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处处长，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1953年任国家统计局综合处处长。1954年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同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负责创办了《经济研究》杂志。1956年主持制定《经济科学研究十二年（1956—1967）远景规划》（草案），并担任经济学副博士研究生导师。1958年遭受错误处分，被开除党籍。1977年重新工作后，担任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编辑部的负责人。1977年11月7日因心肌梗塞逝世。1978年8月16日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总支决定撤销对狄超白的处分，并恢复党籍。1986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为狄超白彻底平反的结论。

狄超白是我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在30年代于狱中写成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于1935年4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至40年代，再版达9次。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和1952年又两次增订再版，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做出了贡献。由于该书已作为专著出版，所以这里就不再收录。他在三四十年代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包括译著），有些现在已难于查找，此次未能收录。自40年代末至50年代前期，他发表的有关经济建设和经济理论研究的文章，本集基本都收录了。1958年以后，由于受到错误处分，不能再公开发表文章。但他依然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曾多次到东北、浙江、江西、广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写了大量研究报告。但这些报告在他生前未能发表，在他去世后，因无人整理，颇多遗失，现仅找到两篇关于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此外，狄超白针对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准备在系统批判的基础上，写一部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惜只写出了全书书目及完成了第一章的初稿，就因迫于政治运动而辍笔。现将此手稿中有关部分编为《对苏联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收入此文集。

根据以上所汇集的狄超白的论著，按其内容和写作时序，编为六组。

第一组三篇文章均写于40年代后期，其中关于旧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各一篇，关于城乡交换问题一篇。

旧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长期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党对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性。1948年是中国革命处于战略性胜利的重要时刻，狄超白相继发表的《中国土地问题》和《战后中国农民问题》两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对旧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剖析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所采取的各种正确的政策方针及其依据。在《中国土地问题》一文中，作者首先描述了旧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封建性及其自然经济特点，以全国各地典型调查资料，说明土地占有的集中状况，详细分析了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等各种封建剥削形态及其剥削量和比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指出正是这种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导致农业的衰退，因而革命和战争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作者以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二三十年代的10年土地革命斗争，说明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农民生活更苦，土地问题更严重，已不是改良的问题，而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问题了，从而指出必须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进而解释了土地改革法的性质及耕者有其田的实施等，最后指出通过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前景与方向。

《战后中国农民问题》一文，首先回顾了抗战时期的农民问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对农村的阶级政策，总结了解放区农村取得的伟大成就，分析了抗战胜利以后，颁布土地法、开展清算斗争对争取解放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和实际效果。最后着重阐发了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伟大意义，包括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思想，农民革命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引导农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狄超白以上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两篇文章，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生动地正确地阐述了党对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在建国前的理论宣传中是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论城乡交换》一文发表于建国前夕。当时被解放的国土已相当于整个欧洲，一大批大中城市被解放，全国工作面临着从农村转向城市，这就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和实际工作上都有个重大的变化。狄超白这篇文章，正是适应这一新的形势需要而写的。他首先指出，过去我们在农村实行自给自足是被迫的，现在我们已拥有全国相当大部分的大工业基础，所以必须打破过去自给自足思想，建立整体的国民经济观点，发展城乡交换已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系列中的重要环节，必须要像重视工农业增产一样重视城乡商品交换。特别是由于战争，使城乡商业机构受到严重破坏，现在当大城市的生产已有了初步恢复，恢复和发展城乡商品交换，已成为当务之急。尤其对于那些衰弱了的或真空了的城市镇集，必须立即输入大量私人商业资本，建立和恢复各种公私商业机构，已成为重建城乡商品交换关系的首要条件。文章指出，现在我们已拥有三种新类型的商业资本和商业机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供销合作社。但是它们在全部商品流通中还不起决定作用，大部分要通过私人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流通轨道。因此公私商业并存是必然的。国营商业要发挥其领导作用，如果不去积极领导而是消极限制私人商业资本的活动，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给农民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小商业资本的发展，当然会发展城乡资本主义的因素，但这在目前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在于沟通城乡的商品交换，使工农业能实现扩大再生产。只有在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成分才能提高。文章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贸易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有利，尤其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对国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有利，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如果没有一个广阔的完整的统一市场，通过这个市场把各部分的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它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自由贸易与政府的领导和计划配合起来，就能有效、迅速地调整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让进步的生产方式去打击落后的生产方式，促进落后生产方式的改造。狄超白以经济学家的深远目光指出，要通过自由贸易创造统一市场，由统一市场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部分，然后组织生产，组织市场，达到自由贸易的逐步否定。狄超白的这篇文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有意义的。

第二组是写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时期的6篇文章。其中前3篇是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初期阶段，即1949—1950年经济情况的论述。当时面对的是由革命军事阶段转到和平建设时期的经济形势。为了完成迅速发展的全国军事胜利，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而迅速发展的军事胜利，又使得我们的军政人员急剧增加，一年之内，由300万人增至900万人。同时为了维持大量接管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扶持众多的私人企业，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和贷款。为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打击私商投机，就需要向市场投放大量物资，尤其是粮棉等重要物资，而当时我们所有的财政收入和掌握的物资，都还不足。这就是在胜利形势下所遇到的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文章指出，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一方面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国家控制了一些重要物资，发挥了调节市场、平抑物价的作用。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旱涝灾害频频发生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达到战前最高产量的85%。同时采取措施，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农产品商品率。在农工商各业全面恢复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了一般工人的工资，并采取“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办法，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获得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在解放初期大变动的复杂情况下，经济形势很快就奇迹般好转。狄超白以真实生动的分析，有力地批驳了那种认为共产党没有能力管好经济，尤其是没有能力管好大城市经济的谰言。

后三篇文章着重于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做总结性的分析，指出中共七届三次会议提出的用三年左右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目标已经实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文章不同于一般概述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而是在此基础上，对当时保存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必要性，作了理论性的阐发。它说，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1949年以后，对富农一般地采取保护的政策。这是因为过去军事时期，富农在政治上与地主结成同盟，而贫雇农分得土地后，缺乏生产资料，所以要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分给农民。而在全国解放后，国家可用贷款帮助贫农解决困难。土改后，地主阶级已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是合法的，然而也是微弱的。富农在生产技术上、生产组织上是较进步的，对发展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在1950年新土改运动中，采取保存富农的政策。在我们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不能靠堵塞和窒息小生产者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这样会使小生产者萎缩以致破产。我们只能积极引导他们走合作的道路，这就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对待农村资本主义的方针。对于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由于我们大工业薄弱，资本主义很少，所以允许大小资本主义都存在，分别采取公私合营、统购统销等形式，在经济关系上，逐步改变其资本主义性质，使之逐步符合于社会主义的要求。文章认为对资本主义要有辩证的认识。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与破坏性是同时存在的。看不到它的破坏性，不加以有效的防止，就会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受到腐蚀，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反之，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忽视资本主义对我国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就会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甚至会产生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文章认为在国家工业化完成之前，社会经济结构不会有基本的变化，五种经济成分要继续“分工合作”，共同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因此，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特点，就是肯定资本主义的存在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应依靠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少依靠政权的力量。狄超白的这些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恢复时期的经济成就与问题，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分析，这在当时经济理论界是颇具代表性的。

第三组7篇文章都是论述过渡时期经济的。1952年恢复时期结束后，中央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狄超白的7篇文章基本上都是从理论上对“一化三改”的阐发。对于列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狄超白不是一般地论述其指导意义，而是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中国现实经济中加以运用。如关于列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狄超白认为，从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理论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孤立地发展重工业，而是必须在轻重工业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保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国家必须正确掌握这个比例关系，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狄超白在毛泽东还没有作《论十大关系》，还没有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等思想以前，就比较明确地论述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商业等之间保持相应比例关系的观点，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具有的理论水平。

在关于过渡时期的个体经济、合作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中，对这些不同经济成分在过渡时期的地位、性质、作用及其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法等，都作出了理论性的探讨。如对于个体经济，他指出土改后的个体经济已不同于旧社会的个体经济，它已没有了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的剥削，而受到国家多方面的扶持，成为独立繁荣的个体经济。它的发展道路，存在着自发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和在国家经济领导下，通过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他特别强调对个体经济要耐心引导和帮助，不能单纯靠行政命令。他说农民往往是经验主义者，他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资本主义企业接触，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国家经济接触，只有经过较长时期和丰富的经验证明，才能使个体农民相信资本主义是要剥削他们的，而国家是帮助他们的。国家经济所以必然要帮助他们，是因为国家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狄超白看来，实现个体经济的集体化，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是必须与生产的变革，即变手工操作为机械化生产相适应的。所以在他的思想里，还不存在单纯靠变革生产关系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

对于国家资本主义，他指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利用城乡资本主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周转，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但同时也必然扩大了自发势力和无政府状态。因此需要尽可能地组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使之从盲目状态走向国家计划控制。狄超白认为把私人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能靠政治强制的办法，强制组织起来是经不住风霜考验的。而是要通过各种具体条件的安排，如成本价格、原材料供应、市场分配、资金调济、利润、运输条件、劳动条件等等，这一切都要依据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来进行，让资本家自动积极地选择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可以看出，狄超白无论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都着重强调用经济的办法，按经济规律办事，少用行政的办法和不用政治强制的办法。但是在他论述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时，指出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是因为它还有积极的作用，发挥这种积极性，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但资产阶级接受改造则是被迫的，使强迫变成自动，说明和平改造本质也是一种革命。在这里他对改造资本主义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迫接受改造是明确加以区分的。

第四组是对经济规律和价格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4篇论文。在关于经济规律的两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如下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1）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基本经济规律，基本经济规律与生产方式是不可分离的。驾乎一种经济形态或各种经济形态之上的超然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存在的。过渡时期不是特定的社会形态，而是两种主要生产方式、多种经济成分相互斗争的时期。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存在，就必然存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并起作用。他批驳了那种认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完整、不完善，还不居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还不能发生重大作用，甚至还不发生作用的观点；也批驳了那种只看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主导作用，就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已成为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的惟一规律，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已不存在了，利润也不是剥削了等等否认存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观点。指出前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范围缩小了，而后一种观点则是把它夸大了。（2）不能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因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各种经济成分共有的规律，也是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共有的规律。它既没有体现过渡时期的特质和发展前途，也不能从中看出各种经济成分最后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性。能体现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前途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3）价值规律是调节小商品生产的规律，也是各种商品生产共有的规律。但价值规律不能支配自给性部分的生产，不能用作调节支配个体经济的全部生产的规律，因此价值规律不能作为小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4）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和范围，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经济来说，不仅受着集体经济所有制范围的限制，而且还受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物质基础落后的限制。因此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决定的意义。忽视这一点，错误地认为依靠农业合作社内部的力量，也可以达到社会主义，就会掉入农业社会主义的泥坑。（5）那种认为有计划的生产，可以完全克服生产对消费的盲目性是不正确的。有计划生产只能保证主要产品符合人民的需要，而不能做到一切产品产量完全符合人民的需要。有计划发展规律只能在生产领域内发生支配作用，而在消费领域内只发生影响。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要，在一定限度内是会随时改变的。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愈能发挥，就愈能指导生产进步，也就愈能使生产符合人民的需要。狄超白这种强调消费对生产具有强大反作用的观点，在当时计划经济理论占统治的经济理论界，还是少见的。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一文中，对理论界流行的，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条件下，生产与需要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人们在经济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矛盾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他批评那种认为只要依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就能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认为这容易把革命和改造当作斗争的目的，而把改善人民生活置之不顾或置于不重要的地位，从而使社会主义生产的手段与目的相脱节，甚至对立起来。这说明他对片面强调生产，忽视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已有敏锐的警觉性。

狄超白对价格问题的发言，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批驳了要求价格与价值一致和价格绝对稳定的观点，指出国家的价格政策，正是利用了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消除这种背离，就是取消价格政策。

第五组关于殖民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两篇文章，主要是揭露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特别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特点，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对于反对和消灭殖民主义的意义。文章指出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即是对殖民地财富的掠夺。因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而取得独立的美国，其资产阶级统治者，也照样推行殖民主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需要殖民主义，垄断资本需要向殖民地附属国倾销商品，并垄断原料和输出资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壮大发展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采取渗入和控制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达到奴役殖民地附属国的目的，并在援外拨款和经济合作等掩盖下，在外贸和海外投资中，获得巨额利润，这是美国殖民主义的新特点。但是二次大战后，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出现了新的觉醒，反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势不可阻。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运动给予了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由垄断资本产生的殖民主义和由社会主义产生的国际主义，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两种对立的趋势。文章旗帜鲜明，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第六组的3篇文章都写成于60年代前期，其中两篇是有关我国农业生产力和技术改造方面的。另一篇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

关于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技改的两篇文章，是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为探讨恢复农业，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恢复和发展农业，提出了一些有战略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和思考：

（一）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既有农业生产力的技术改造问题，也有经济关系的调整问题，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迄今为止，我国的农业劳动仍是以个体劳动、手工工具和简单协作为主，农业生产力的性质还比较落后，因此集体经济的规模不能过大。因为劳动资料的性质，决定着改造劳动对象的深度和广度，是生产规模决定劳动组织，而不是劳动组织决定生产规模。生产力的革命，固然要由劳动力的革命开始，不打破劳动者的单干形式，就不能为生产资料的革命开辟道路。但是，如果没有继之而起的生产资料的革命，则劳动力的革命，既不能彻底，也不能巩固。只要生产过程的个体性质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单干倾向就不可能消除。

（二）农业生产资料的革命是农业技改的基本任务。在农业生产力中，人的作用比在工业中还重要。培养掌握先进知识技能的农业劳动者，是农业技改的首要任务。发展农业生产力，不但需要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知识。对于一定的劳动对象，使用什么劳动手段和劳动力，或者一定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用于什么劳动对象，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经济发展速度既决定于主观能动作用，又决定于是否掌握客观经济规律。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事半功倍，反之，则会事倍功半。

（三）现代化农业是工业装备的农业，是自然科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农业。农业生产力的每一个因子——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能否或如何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不但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指导是否正确，而且首先决定于生产关系、经济管理体制和指导思想能否保证按照经济规律进行全面的经济核算。例如，对于有限的水源，灌在什么地区、灌什么作物，才能达到最大经济效果，存在着客观经济规律。由于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不统一、不完善，在农业生产建设中，往往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它违背了社会主义全面核算的原则，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如山西河津三峪灌区是老灌区，为了扩大灌溉面积，近年又辟一新灌区，但水源有限，不能同时满足两灌区的需要，采取了平均使用水量的办法。老灌区因水量减少，小麦较前减产49万斤；新区增产23.7万斤，两区增减相抵，共减产小麦25.3万斤。说明不作社会主义的全面核算，平均使用水量的结果，灌区是扩大了，粮食却减产了。这种平均主义观点，也同样存在于化肥、农机等生产资料的分配方面。它既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符合经济规律，恰恰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尤其这些年来，许多干部把对自然斗争与阶级斗争混同起来，将用于对敌斗争的经验用于对自然的斗争，结果既在自然斗争面前碰了壁，也在社会经济规律面前碰了壁。同时不适当地削弱商品关系，机械地执行“以粮为纲”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农业的自然经济倾向。此外，农业生产的地区性特点，要求因地制宜实行地区分工分业。但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区域隶属于行政区域，地区的自给平衡，扼杀了地区分工的发展。凡此种种矛盾和问题，只有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主要指导思想，才能逐步加以克服。

（四）我国农业技改的目的，一是要把农业置于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之上；二是要使农产品总量有巨大的增长，即要增加按全国人口平均对农畜产品的占有量。为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我国耕地少人口多，不能单纯依靠种植业。综合发展林牧渔业，可以为种植业的精耕细作和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同样，种植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能以更多的劳力和饲料等去发展牧业、林业和兴建水利工程。因此社会主义农业，应以广义农业为基础。例如要在黄河流域发展农牧业，关键措施是根治黄河。因此兴修三门峡水利工程枢纽及有关各项工程的主要目的，应是防洪蓄水（附带发电），以发展流域范围内的农牧业。为此就需要在中上游植树造林，种牧草，防止水土冲刷，调节径流。这不仅为延长三门峡水库的寿命，更主要的是彻底改变黄河流域的自然面貌和农牧业的自然条件，为流域内林牧业的发展和农业的精耕细作创造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即使有更多的电力、化肥和拖拉机，也很难改变黄河中下游的自然面貌，很难实现全流域农业的精耕细作，从而也不能给工业发展创造条件。过去我们的流域规划，一般以发电为主，以供工业用电为主。如果根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则有些工程就需要重新研究。北方除黄河上游外，也许应以发展广义农业为主。北方多煤，可以火电为主。南方缺煤，而建设水电站的条件较好，可分别情况，采取发电灌溉并重的方针。

根据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山区丘陵草原占全国土地面积2/3以上，因此发展广义农业，大力利用广阔宜林地，普遍植树造林，尤有重要意义。绿化山林，会极大地恢复和促进农业与工业的生产力。因为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充分认识并掌握这个规律，去建立广义农业的生产结构，就能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作用，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五）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农林牧副渔以一业为主，综合经营，应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基本方针。它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单一化有别，也与苏联农业的生产专业化有所不同。当前大部分公社生产队都有依靠自己力量开展多种经营的能力。生产队经济的巩固与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多种经营的开展。以不同形式、不同规模，发展多种经营，有利于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精耕细作。它将代表崭新的农业生产力，其辉煌远景，将远非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所能比拟的。

《对苏联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一文，是根据狄超白遗存的手稿删编成六个部分。

狄超白认为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了多次修改，愈改愈坏。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理论，大量输入教科书，使之失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地位。

在《关于各种政权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节中，批判了教科书关于中国对资本主义改造是“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提法，指出在中国并不是对任何资本主义都采取和平赎买的形式，对官僚资本主义就采取了没收的办法，既不是赎买，也不是“和平过渡”。文章对教科书中所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国有化，可以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用作反对垄断资本的无限权力，成为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的条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资产阶级专政下垄断资本的一种形式，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如英国工党政府，用工人阶级纳的税，把资本家设备破旧的企业买下来，再用工人阶级的税款去更新设备，真正为垄断资产阶级作了一件大好事。在完成这个任务后，工党就被撵下台，保守党上台后，再把这些已更新设备的企业，以廉价归还给垄断资本集团。在西欧和美国，虽然形式和方法有所不同，但企业国有化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实质是一样的。文章还分析了二战后一批新独立国家的企业国有化政策，认为有的可能成为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一个步骤，但目前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的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反动派手里，企业国有化实质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即是这样。

在《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这一节中，作者指出，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所谓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从社会再生产总周期而言的，并不是每年都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当农业遭灾或消费资料生产与生产资料生产脱节时，就要加速前者而放慢后者。苏联把优先发展生产资料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等同起来，对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认识模糊。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造成农业落后，国民经济发生困难。文章根据中国的经验，对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特别是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作了深入的阐发。文章还批判了新版教科书在论述工业化过程中，删除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的言论。指出斯大林对阶级斗争不是讲得太多，而是太少，认为斯大林对阶级斗争贯彻始终的认识是不彻底的。在这里可以看出，狄超白受到我国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影响是很深的。

在《国际分工》这一节中，作者指出，苏联的国际分工论离开了马列主义轨道，搬用资产阶级的分工原则，利用所谓经济效益原则来反对兄弟国家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以便苏联继续保持经济优势，使兄弟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作者根据中国的经验，论述了自力更生原则的重要性。

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节中，作者指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和平共处”的旗号下，不区分资产阶级左翼与右翼，不区分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对一切形式的土地改革，任何种类的合作社，都叫做“社会主义”，都加以支持。他们抛开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根本的前提，认为只要实行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民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文化革命等这些措施，任何阶级专政都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而且把这种骗子的谬论，妄称是列宁的理论。作者分析了世界上各种合作社类型和合作化道路，特别是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式、内容和方法，论述了人民公社、国营农场各自的特点和意义、作用，强调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必要性，认为修正主义者所说的没有机械化就不能合作化是机械唯物论，是富农代言人。文章对苏联教科书中强调物质刺激的批判和对集体经济中社员自留地、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以及对农民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等的论述，则是反映了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左”的思想理论的影响。

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矛盾》这一节中，作者着重批判了苏联教科书中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一致，没有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分析。特别是教科书把物质刺激当作社会主义主要的分配原则和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狄超白认为，这就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什么“物质刺激”，而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基础上产生的阶级矛盾和经济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集体经济与社员家庭经济的矛盾、计划生产与计划外生产的矛盾、产品分配与商品交换之间的矛盾、国营贸易与集市贸易的矛盾、各尽所能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小商品经济的自发势力，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辟，产生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进行不断革命直至实现高级的共产主义阶段。

在《关于按劳分配》这一节中，作者批评了苏联教科书中只提出一个按劳分配的规律来解答一切，而实际上除了按劳分配外，也还存在按需分配的因素，如社会公共福利设施、救灾等等。狄超白认为，按劳分配存在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必须辩证地对待它，限制其消极影响，否则会产生一批高薪、高奖金、高版税收入者，成为天之骄子，迷恋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巩固与扩大。但他也反对平均主义，主张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思想觉悟的提高，逐步缩小差别。他严厉指责苏联社会中，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损公肥私的利己主义现象，指出这是在分配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赫鲁晓夫集团放任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反映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激烈。

狄超白是新中国老一代著名经济学家。他没有能生活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他的全部经济思想是反映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不同时代的经济思想，产生于不同时代的客观条件，并为那个时代的需要服务的。他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大家所熟知的市场经济的理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受着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也是不难理解的。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努力探求解答现实的经济问题，为实现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则是他留给后人的重要的精神财富。

朱家桢

2000年5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