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座堡垒，仍然极大地保留着计划指令、集权控制的管理模式和等级色彩，基本上沿袭和对接政府的行政体制、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高校的行政化与高等教育管理的泛政治化密切相关，又与党政化纠结在一起，而且发生在具有一定人格色彩的官僚制和单位制之中，有着宏观的、深层的制度约束和复杂的组织根基，形成了稳固的权力和利益配置格局，并受此影响高校行政化愈演愈烈。在高校内外，行政化呈现出多层次、多类型、多维度等特征，因此行政化的现象随处可见。其诸多弊端和严重后果，广遭社会诟病，批评声此起彼伏。高校行政化使大学围着政府转、学术围着行政转，结果异化了高校的组织结构，扭曲了高校的责任实现机制，歪曲了高校的核心功能，背离了高校的学术使命，破坏了大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伦理，损害了高校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实现和高校的和谐发展，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学术绩效和科学发展。以致有学者（冉亚辉，2010）尖锐地指出，大学行政化使大学演变为官场，学者蜕变为官僚，是对学术精神的一种玷污，不仅是高校自身的堕落，更是一个民族的慢性毒药；不仅残废了大学，往往是一个民族堕落的开端。尽管当前对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研究出现“百家争鸣”，但毕竟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涉及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涉及多个部门和多重关系：政府职能和政校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高校学术权力与党政权力的关系；牵涉诸多利益、价值观与权力的冲突。然而在当前，多个学者从某一理论、某一视角出发研究高校行政体制改革的某个层面、某个维度或某个局部，尽管有助于探索争鸣，但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缺乏系统的战略规划、整体设计和多元路径的整合，由此提出的改革进路的可行性和系统性较差，因此有必要对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方案进行系统深入、切实可行的探索。首先，本研究从逻辑假设、时代背景、理论基础与实践借鉴出发，对高校行政化的内涵、特征、起因、过程及多维后果进行解析。然后设计了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内容体系，深刻揭示了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制度变迁本质，包括治理机制的变革和组织文化的变革；并敏锐地意识到改革的政治属性，分析了改革的重大意义。然后，规划提出了改革的终极性战略目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现高校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基于核心竞争力的高校崛起；秉承大学理念，崇尚大学精神”和近期的阶段性目标——“重塑高校治理体制，扭转高校行政责任实现机制”。笔者将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分为外部去行政化、内部去行政化两大领域和四个层次的内容，坚持内外有别，由外及内，层次递进。外部去行政化需要以法治的基本手段摆正政府与高校、社会与高校的关系，规范政府的高等教育调控职能、管理体制和预算体制，谋求高校的自治和法治地位，同时有助于法治化、社会化、市场化的基本运作模式。高校内部的去行政化以去官僚化、民主化为主，以外部去行政化为前提和基础，同时需要政府出台去行政化改革的元政策，以指导高校内部的去行政化改革和大学章程建设，尤其是高校内部的决策体制、监督体制、权责体系和学术组织的重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无论进行到哪个领域或哪个层次，必须紧紧围绕大学的使命和改革的战略目标，牢牢抓住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网络治理机制的特质。因为大学的使命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战略决定着结构，而制度决定着战略、结构和行为，也就从根本上决定着大学的绩效和使命的实现。为此，笔者按照新制度主义和机制设计的思想，认为制度建构、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对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目标的实现是最重要的，不仅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中贯穿了这一思想，而且最后还设计了后改革时代高校的公共治理结构和责任实现机制，将其作为去行政化改革的制度归宿，从而确保外部以法治、内部以组织文化的形式巩固改革的成果。2010年中国“两会”期间，政界、学界、新闻界对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仅在教育界引发广泛共鸣，在社会上亦引起深刻反响。此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为《纲要》）指出，大学“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纲要》尽管将高校去行政化列入议事日程，但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改革的具体政策、法律法规和实施方案仍没有出台。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公立大学去行政化，但仍没有时间表和具体政策。改革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进路都没有明确，社会期待已久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仍然悬之高阁。原因何在？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不仅面临着一般的制度变迁困境，而且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及其改革范式等深层的、宏观的外部环境约束。长期以来，在政治秩序稳定优先、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实现发展和稳定，把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政府的职能重心和优先改革方向，忽视了社会和教育领域的重大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基本遵循危机驱动的改革导向和渐进决策、政治领导挂帅的改革范式。在现实中，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必然遭到既得权力和利益群体的干扰、阻挠，在显著、强大的改革阻力面前，在改革支持力量不明朗、难以形成合力的情况下，改革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巨大的改革成本和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政治风险难以承受。而且，当前缺乏改革的共识和紧张感，把去行政化改革上升到国家政策的程序不健全以及缺乏法制保障等不利因素。总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表现出宏观性、系统性、政治性、复杂性、革命性等特征，改革成本巨大、困难重重、动力不足、空间狭窄，结果使去行政化改革存在很大的挑战性和风险。为了克服上述挑战和风险，首先，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需要系统规划、整体设计、顶层发动。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和明确改革的政治属性、政治空间和制度变迁的本质，将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地位提升到事关政治体制改革与公共治理变革、民主法治建设等社会进步与和谐以及国家综合国力、高校竞争力的高度，即上升为“政治任务”的高度；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实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由政治领导挂帅、顶层设计和推动的政治进路，将其作为改革的基本路径之一和其他路径的前提，科学合理地选择改革的多元主体，完善改革的政治程序和政策方案，不失时机地供给改革的法治保障。其次，必须进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力场分析，重构改革的动力系统，寻求改革的多元有力的驱动因素和动力模式。再次，在改革的战略模式选择上，遵循思想解放先行与达成改革共识优先、强制渐进的基本制度变迁方式和改革的政治领导模式。最后，在以上战略模式的指导下，完善改革的实施方法和途径，有效融合各种制度变迁方式。对于难以治愈的高校行政化“重症”，必须从多个突破口和切入点“动手术”。为此，本书的重点是从多元视角、多个领域、多个操作层面寻求改革的多元路径、方法和操作变量，试图探索政治、预算、人事、组织、伦理与问责等多元路径的整合。研究方法主要遵循批判性复合主义范式和多元综合方法论，以理论思辨、文献调查、实证考察、比较借鉴等研究方法为主，注重理论模型的科学建构。以公共治理、公共选择、制度经济学、行政伦理学、变革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从战略、制度、利益、文化、系统论、伦理等多种视角透视；从个体、部门、组织等微观层次和高教系统、行政系统与政治系统等宏观层次入手；采用多元操作方法和变量，包括动力因子、预算、人事、组织结构与组织文化、问责机制，等等。本研究从2008年开始，至今六年有余。正是在有关部门和个人的奖励、资助和支持下，才促使笔者多年来持续深入地阅读、思考与写作。本书是在笔者执笔完成的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的结题报告、前期发表的系列论文（曾被《新华文摘》等杂志转载，累计被引用40余次）和教育部2011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咨询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2010年前后完成上述成果后，笔者意犹未尽，同时深感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期望从不同的视角、层面，系统、深入地分析规划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方案及实施方法。于是在随后的三年中，不断完善、更新改革思路，甚至自发否定。终究由于个人学识和能力有限，本书一定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欢迎同行和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