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国际问题的学术研究差不多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在此以前的工作是国际活动的实践。改革开放之成为我事业转折的契机，一是因为开始有了选择职业的可能，要求调工作不再是大逆不道；二是在开始开放的形势下，对客观深入地了解外部世界的必要性朝野都有共识；三是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之后，思想解冻开始，国际问题也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探讨了。本人就是乘这股东风，在自己要求幸蒙批准之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第一个研究单位是外交部所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由于研究所的性质，也由于自己原来工作的延续，顺理成章地从中美关系开始。当时是中美建交之初，台湾问题是核心问题（现在仍然是），我的注意力也首先集中在美国对台政策。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极好的图书馆，文献资料收集之全，进口图书之及时，管理之善，在当时国内少见。特别是历年的美国解密外交档案（简称FRUS），现在在我国国际学术界已不足为奇，当时却很少有人利用。我孤陋寡闻，像是发现了金矿，惊喜不已。根据美国30年解密的制度，1981年出版1951年的档案，而研究所的图书馆已经收到1950年的，可谓及时。我从1981年冬到1982年春就抱着1946—1950年每年的中国（或远东）分册啃，好在那部资料似乎还未被发现，我可以“独霸”。当然不仅是这批档案，还有其他许多丰富的外文书籍报刊，这可以算我做研究工作的入门，收获相当大，初步弄清了美国战后对华政策根源，特别是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第一篇公开的成果就是发表在《国际问题》1982年第2期上的文章，题为“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不久以后，在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一书时，又补充了许多内容，成为一章，收进本集的是后来的补充本，题为“台湾问题之由来”。

“历史的考验”一文发表的时机刚好是中美关于售台武器谈判进入紧张阶段之时，全世界都在注意建交不久的中美两国关系是否又要倒退，这篇文章竟引起了完全出乎意料的“轰动效应”：《人民日报》以整版全文转载，《北京周报》英文版分两期刊载，美国方面当然十分关注，我不久后访美，拜访一位国会议员，竟发现他桌上放着此文的英文本（！）。连中美以外的一些国家的通讯社都发了消息。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误解，以为这篇文章是奉命配合谈判而写，代表了中国政府的一种姿态。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在谈判中，美方代表力辩美国从来无意支持台湾从大陆分离，而我那篇文章恰好证明美国的确有过此意图。提到这些，决无沾沾自喜之意，相反，却有不少感慨，我后来自以为更有价值的作品却从未引起那样的注意。此文之所以产生无心插柳的效果，固然是由于发表时机的巧合，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这个领域几乎荒芜一片。在那以后，研究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迅速发展成为热门，新一代的学者成长起来。到80年代末，从各个角度研究美台关系的比较优秀的论文已有不少，于是与当时美国所的同事何迪共同编了《美台关系四十年》论文集，我为此写的序言总结了到那时为止的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情况以及研究界的成果。现在看来有些方面是过于乐观了。这些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事。当时颇“热闹”了一阵，很快又被淡忘。而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化不开的症结。近年来有时看到一些文章提到那段20年前早已详细阐述过的历史的一鳞半爪资料，作为“鲜为人知”的“新发现”，令我啼笑皆非。

事实上，我一向强调不能把国际问题和美国研究限于狭隘的中美关系；而且在学术研究上命题作文是本末倒置的，我那篇文章如果真的是奉命之作，就不可能这样从容、详尽，论证也未必能那样客观。特别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更忌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假如对当前政策有参考价值，应是其结果而不是出发点。这些想法在“中国的美国研究”和“外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困惑”二文中有所阐述。我认为研究“国际政治”特别需要有历史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研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则应该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研究，才能使“美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立足于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这是本人20年来在研究工作中努力的方向，文章的题材显示出这一轨迹：从美国对华政策，至美国全面外交，然后及于美国本身的发展，自己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这条道路走得十分吃力，自己的思想也随着认识的深化而逐渐开阔。当然，在从事研究工作之前的几十年的实践还是有帮助的，其帮助在于去伪存真的判断力，比起完全从纸上到纸上的少一点隔靴搔痒。但是许多亲身经历之事，其意义是后来才明白的。而真正有视野豁然开朗之感，对某些问题有所感悟，却是在退休之后，不再“以心为形役”，居陋室而观天下这段时期。由此可见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是无止境的，否是就要僵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看法已为历史所否定，例如曾经认为雅尔塔格局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不久就被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所推翻。当时我的依据是由一场世界大战奠定的世界格局只有相当规模的战争才能打破，却没有想到内部的因素。由此引起我近10年的思考，至世纪末与几位学者合著《冷眼向洋：百年沉浮启示录》一书。这本集子中收的“百年沉浮启示录”一文就是那本书的“绪论”，略作压缩。它代表了我至今对大国兴衰的思考。另外一些见解虽然不敢以预见性自诩，却为以后事态的发展所证实，其中主要的一点是80年代中期“美国衰落论”甚为流行，包括美国学者在内都有人预言日本将超过美国。本人一直力言其非，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人”的因素。至今，在观察国际力量对比中，“人”的因素和“软件”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不止一处强调这一点。国际问题的研究应拓宽视野，离开了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很难深入，这是本人一贯的主张，尽管自己功力不逮，成果难如人意。“美国强盛之道”一文是这方面的尝试，总结了我迄今为止对美国的看法。

总的说来，我的关注兴趣日益转向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试图在古、今、中、西之间进行探索，这本集子只收与国际问题和美国研究有关的、研究性的论文。完全与本专业无关的论文，或是随笔类的文章，收入了其他文集。因形势需要的应景文章也未收入。第二组（第17—21篇）文章本身够不上研究性的论文，但也不是一般的序跋类，而是对我国本学科研究的状况的评述和思考，与学科建设有关，故也收在内。基本上按发表年代顺序排列。

资中筠

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