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叙事学研究的发展史上，2004年12月9日是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由漳州师范学院、《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主办的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在福建东南花都胜利召开，这是从事叙事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期盼已久的一件盛事。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学术报刊的近百名学者相聚一堂，就叙事学的理论、方法、发展趋势和作品叙事分析展开了深入研讨。在漳州师院的精心安排下，通过全体与会代表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首届叙事学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论文集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

国内将法文的“narratologie”或英文的“narratology”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但在我看来，两者并非完全同义。“叙事”一词为动宾结构，同时指涉讲述行为（叙）和所述对象（事）；而“叙述”一词为并列结构，重复指涉讲述行为（叙+述）。“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联，宜指话语表达层，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表达这两个层面。在《叙事学辞典》（Univ.of Nebraska Press，1987）中，普林斯（Gerald Prince）将“narratology”定义为：（1）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有关叙事作品的理论。Narratology研究不同媒介的叙事作品的性质、形式和运作规律，以及叙事作品的生产者和接受者的叙事能力。探讨的层次包括“故事”与“叙述”和两者之间的关系。（2）将叙事作品作为对故事事件的文字表达来研究（以热奈特为代表）。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narratology无视故事本身，而聚焦于叙述话语。不难看出，第一个定义中的“narratology”应译为“叙事学”（涉及整个叙事作品），而第二个定义中的“narratology”则应译为“叙述学”（聚焦于叙述话语）。我们可以根据研究所涉及的范畴和强调的重点来决定究竟是译为“叙事学”还是“叙述学”。我曾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这主要是为了突出narratology与聚焦于文字表达层的文体学的关联。若研究既涉及了叙述表达，又涉及了故事结构，最好译为“叙事学”，这样也可以和“叙事作品”、“叙事文学”更好地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接受了“叙事作品”、“叙事文学”这种单一的译法，并不认可“叙述作品”、“叙述文学”这样的译法，既然如此，在涉及整个作品时，自然是采用“叙事学”这一译法更为妥当。

国内外对于叙事结构和技巧的研究均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采用结构主义方法的经典叙事学诞生之前，对叙事结构技巧的研究一直从属于文学批评、美学或修辞学，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当代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为一股独领风骚的国际性叙事研究潮流。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投向文本的内部，着力探讨叙事作品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这一大家族的成员。形式主义批评相对于传统批评来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在小说评论中尤为明显。尽管不少小说家十分注重小说创作艺术，但20世纪以前，小说批评理论集中关注作品的社会道德意义，采用的往往是印象式、传记式、历史式的批评方法，把小说简单地看成观察生活的镜子或窗户，忽略作品的形式技巧。20世纪之初和之中的形式主义文论改变了这一局面。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迅速发展，对叙事作品结构规律和叙述技巧的研究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使叙事结构技巧的分析趋于科学化和系统化，并开拓了广度和深度，从而深化了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叙事艺术的水平。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学界对于各派理论的互补性和多元共存的必要性往往认识不清。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盛行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聚焦于意义的非确定性，对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80年代初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分析，转向了作品之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反对叙事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下，经典叙事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研究势头回落，人们开始纷纷宣告经典叙事学的死亡。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于叙事学发展史的各种回顾。尽管这些回顾的版本纷呈不一，但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叙事学已经死亡，“叙事学”一词已经过时，为“叙事理论”所替代。第二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演化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第三类则认为经典叙事学进化成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标志的后经典叙事学。尽管后两类观点均认为叙事学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式得以生存，但两者均宣告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已被“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所替代。其实，经典叙事学的著作在西方依然在出版发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了米克·巴尔《叙事学》一书的英译本。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也于2002年秋再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在此之前，该出版社已多次重印这本经典叙事学的著作。2003年11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叙事学研讨会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叙事学概念运用于非文学性文本。其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后经典叙事学家往往一方面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另一方面却在分析中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劳特利奇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其中不少辞条为经典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和分类。这种舆论评价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源于没有把握经典叙事学的实质，没有廓清“经典叙事（诗）学”、“后经典叙事学”、“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经典叙事（诗）学既没有死亡，也没有演化成“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经典叙事（诗）学与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构成一种“叙事学”与“反叙事学”的对立，与后经典叙事学在叙事学内部形成一种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共存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诞生在美国的女性（女权）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的开创者，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政治融为一体，打破了西方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以经典叙事学的批判者和取代者的面目出现，旨在将叙事学研究语境化和性别化。然而，叙事学研究可分为叙事诗学（结构模式）、作品阐释（具体批评）、叙事认知规律探讨、不同媒介/领域/体裁叙事之（比较）研究和叙事结构的历史发展探讨等不同类别。叙事诗学构成经典叙事学的主体，它和作品阐释在与社会语境的关系上迥然相异，类似于语法与言语阐释之间的不同。就叙事诗学而言，倒叙与预叙的区分，外视角与内视角的区分，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之间的区分等等都是对叙事作品共有结构的区分，进行这些区分时无须考虑社会历史语境。后经典叙事学对叙事结构或技巧的区分和界定实际上都是脱离语境进行的（只是将具体文本作为说明结构特征的实例），实质上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发展和补充。经典叙事学的真正缺陷是：在阐释具体作品时，仍然将作品与包括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在内的社会历史语境隔离开来，而作品的意义与其语境是不可分离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真正贡献在于结合性别和语境来阐释作品中叙事形式的主题意义。由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多种派别构成的后经典叙事学在分析中大量采用了经典叙事诗学的模式和概念，并发展了相关理论，对经典叙事诗学起了“曲线相救”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经典叙事学在西方尤其是北美的蓬勃发展打破了80年代初西方流行的叙事学行将死亡的预言。经典叙事诗学构成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技术支撑。若经典叙事诗学能不断发展和完善，就能推动后经典叙事学的前进步伐；而后者的发展也能促使前者拓展研究范畴。这两者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的中国学界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重视形式审美研究，为经典叙事学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处于低谷的90年代，国内的经典叙事学翻译和研究却形成了高潮，9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以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为代表的本土叙事学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学者们将西方的经典叙事学与我国的叙事研究传统相结合，取得了不少成果。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叙事学方面的课程。对于我国长期以来忽略叙事形式的“内容批评”来说，叙事学研究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批评理论在这一方面的扩展、深化和更新也必然对我国的叙事作品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国内学界近来较为关注中国本土的叙事学与西方叙事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从研究对象入手，来看看这一问题。就文学而言，我国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研究对象：（1）中国古典叙事文学；(2)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3）外国叙事文学。中国古典叙事文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要研究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必须建立从中国文化出发的中国叙事学。在这方面，杨义先生和其他很多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借鉴了很多西方的叙事结构和技巧，西方叙事学的研究模式在这一范畴中也就有了较大的相关性和适用性。在研究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特色，建立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模式，另一方面也可充分借鉴西方有关叙事学研究模式。在我国叙事学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属于外语院系或外国文学研究单位。如果研究的是西方叙事文学，最适用的研究模式则是西方叙事学。但中国的叙事理论对于西方叙事文学的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具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我们知道，尽管古今中外的叙事文学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和表现形式，但不少结构技巧是相通的。譬如“视角”的应用在古今中外的叙事文学中就有较大的相通性，这为中外叙事学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沟通提供了一种平台。中国当代叙事学是在西方当代叙事学的影响下开始建设的，同时也希望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成果能够通过翻译介绍走向世界。总之，我们需要大力建设中国叙事学，以便更好地阐释中国叙事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同时也可通过学术交流，为外国的叙事学研究提供一种参照。此外，我们也需要不断引进和改进外国叙事学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我国的外国叙事文学研究的需要，而且也可为中国叙事学的建设提供参考，为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中的相关结构技巧提供分析模式。

由于政治文化氛围的不同和文学评论发展道路的相异，国内的叙事学研究相对于西方学界呈现出反走向，经典叙事学研究经久不衰，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却迟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关译著和论著往往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中以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叙事学。在这次全国首届叙事学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如何促进后经典叙事学在国内的发展交流了看法。一方面认识到从事结构模式研究的经典叙事诗学并没有过时，另一方面认为在阐释具体作品时应注意摆脱经典叙事学的局限性，注意借鉴后经典叙事学的开阔视野和丰硕成果，这对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在我国的携手并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这次会议议题很广，涉及叙事研究的方方面面，既有对中国叙事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西方叙事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审视，体现了当前我国叙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我国的叙事学研究正在逐步与国际叙事学研究接轨。就西方学界而言，2000年美国《文体》杂志夏季刊登载了布赖恩·理查森对于西方叙事研究的如下判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model）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就我国学界而言，当代叙事学研究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之后，也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预计将在文学研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福建召开的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为我国叙事学研究者今后的定期聚会交流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这种定期交流将大大推进我国叙事学教学与研究事业的发展。在这第一本会议论文集出版之后，相信陆续会有会议论文集问世，也会有更多的叙事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面世。在新世纪里，我国的叙事学教学与研究事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申丹

2005年2月6日

北京大学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