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妇女争取议会选举权运动如果以1866年的“女士请愿书”为起点、以1918年部分妇女获得选举权暂时告一段落的话，那么大约有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半个世纪里，英国妇女为获得议会选举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其间既有温文尔雅的游说请愿，也有与当局剑拔弩张的激烈冲突；有大张旗鼓的请愿活动，也有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

国外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为第一阶段，60—80年代为第二阶段，80年代末以来为第三阶段。

妇女选举权运动史文本几乎与运动同时诞生，主要是运动参加者的宣传文章及回忆录，给后世的妇女运动研究者留下了生动活泼的活动记录5095268，但这还不能说是严格的历史研究。这个阶段中最有价值的书是雷·斯特雷奇（Ray Strachey）的《事业》（The Cause 1928）、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的《战斗妇女参政运动》（The Suffragette Movement 1931），乔治· 丹杰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的《自由英国的离奇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 1935）。这个阶段初步奠定了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史研究中的宪政学派、战斗学派和“男性学派”的基本流派模式（详见后文）。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80年代。60年代末以来的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中，人们开始更全面深入地研究总结女权运动第一阶段的成果；同时，社会史的成长，以及左翼的“从下向上的历史”研究方法，也从另一方面引起人们对维多利亚妇女生活的兴趣。于是出现了大批研究19世纪英国妇女史的著作。

1974年，加州大学安德罗·罗森（Andrew Rosen）的“起来，女人！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战斗1903—1914”一文肯定了潘克赫斯特一家在运动中的中心地位5095269。1986年，澳大利亚的霍尔顿教授（Sandra Stanley Holton）出版了《女权主义与民主：1900—1918年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变革政治》一书，集中讨论妇女运动内部的政治，她运用大量的档案材料证明了宪政妇女对运动的贡献，改变了史学家对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NUWSS）的看法，并认为“民主的”参政主义者的努力对妇女选举权的实现有重大意义5095270。而奥利夫·班克斯（Olive Banks）的《成为女权主义者：第一波女权运动的社会根源》一书，则全面广泛地分析了运动背后的政治社会因素5095271。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一阶段对运动的研究，向深广的方向发展。既扩展研究的覆盖面，如对男性的参政态度、反妇女参政者的情况、与国外妇女运动的关系等的研究；又加深对运动的深度研究，如除了传统的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SPU）外，还展开了对妇女自由同盟（WFL）、抗税同盟和参政地方组织的研究，或者对运动的模式、斗争的策略等进行分析，并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研究的工具性著作。

与任何专题史研究一样，妇女参政运动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宪政学派以古老的宪政传统作为妇女参政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并认为妇女选举权的要求是人类历史进步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解读英国历史完全忽略了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直到20世纪初期的历史著作中，女权主义者更可能与英国早期的中产阶级和大众激进主义者相认同，如反谷物法同盟，反奴隶制运动和宪章运动等。雷·斯特雷奇的经典之作《事业》就带有宪政学派观点。

战斗学派是20世纪初起用更加激进的观点写成的。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的《战斗妇女参政运动》（1911）建立起了二分法的妇女参政运动：激进的或保守的；战斗的或非战斗的5095272；大众主义的或精英主义的。在这种划分下，19、20世纪妇女运动间的连续性几乎无从看见，战斗成为与过去的决裂。战斗学派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强调个人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作用，忽略了早期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历史，忽视宪政妇女持续斗争对运动的贡献。战斗活动也被看成是代表新的性别形式的政治抗议，抛弃早期男性领导的社会运动的真正暴力，代之以女性化的、象征性的和非个性化的暴力5095273。

“男性学派”即从男性视角书写的、带有男性偏见的妇女史流派。1935年，乔治·丹杰菲尔德的《自由英国的离奇死亡》出版，成为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男性学派的代表作。他采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某些时髦语言和概念，对妇女运动冷嘲热讽：战斗的妇女运动是“非理性的、表演性的、歇斯底里的”“精神病”5095274。它提供了某些男性学派的基本观点，如把妇女的政治运动视为离经叛道的、边缘的。不难看出，在这种“科学的”心理分析语言表象背后，实质上隐藏着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即把妇女与人类本性中失控的、散漫的无意识、非理性联系在一起，妇女是另类。强调妇女在追求她们的政治和个人目标方面的另类、怪异、荒谬5095275。我们把它界定为“讽刺的男性学派”。

当然，并非所有男性书写的妇女史著作都用冷嘲热讽的方式。布赖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摒弃了那种把妇女战斗解释成“反映了女性精神的不稳定”的“集体心理”，认为战斗源于“暂时的策略需要”。他把战斗妇女参政运动当作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布赖恩对用宪政手段来追求妇女选举权的人持肯定的态度，肯定战前“谨慎革命”的作用5095276。如果说乔治·丹杰菲尔德只着眼于战斗妇女的话，那么布赖恩·哈里森则开始了对宪政妇女参政运动的研究，他肯定某些早期的战斗行动，并把1912—1914年间战斗行动的责任，归到自由党政府未能给予妇女选举权身上。这种观点也许可以称为“自由的男性学派”，它一方面拒绝讽刺的男性学派模式，对战斗学派的最终目标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地与男性观念分开。

大约从80年代末期起，在妇女参政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根本的转变，强调妇女参政运动内部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重视地方运动的重要性和外省妇女参政组织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当代妇女参政史流派划分为：

激进女权主义：它与战斗学派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他们称赞妇女独立的、自治的政治组织，称赞妇女的勇气，在面对男性权力时的大胆、勇敢和机智5095277。但是，激进女权主义学派不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作用，而是追溯妇女间的亲友网络对妇女组织起来及思想启蒙的作用5095278。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把妇女运动当作长期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把社会运动而非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当作变革的动力5095279。如马里恩·拉梅尔森（Marion Ramelson）的《小女人的反叛》和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的《历史背后》5095280，两者都从战斗学派中借用了某些遗产，同时对妇女运动中的阶级分野和复杂矛盾作了分析，并探讨回顾了19世纪的渊源。汉纳·米切尔（Hannah Mitchell）的自传《歧路攀登》5095281进一步确认了社会主义者在西北地区的早期战斗行动中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者和中产阶级妇女参政者之间的团结合作关系，也触及了内部的矛盾，及由此而来的妇女自由同盟的形成。吉尔·里丁顿（Jill Liddington）和吉尔·诺里斯（Jill Norris）的《绑在背后的手》，则展示了工人阶级妇女对20世纪早期曼彻斯特地区妇女运动的独特贡献5095282。

文化女权主义：美国学者菲利帕·莱文（Philippa Levine）把女性文化置于中心地位，妇女的亲戚、朋友关系网，通过日益增多的妇女俱乐部联结起来，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男性政治组织形式5095283。还有人把后结构主义应用到性别史研究中，认为妇女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它的含义在变化5095284，必须把妇女史摆到特定的历史发展中去。

国外妇女选举权运动史的研究因内部争论而日益丰富。对形成妇女生活的影响因素，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两者互不相让。大体说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对妇女的影响上，激进女权主义者则注意父权制（Patriarchy又称家长制）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总之，目前对女权运动的研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课题越来越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女性学家等都参与其间；档案馆、大学图书馆、专门档案馆、妇女运动参与者的后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收集和整理妇女运动的各种资料，为妇女运动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伦敦的“妇女图书馆”成为妇女运动研究的重要基地；英国参与了欧洲的妇女研究数据库的建立工作；约克大学、肯特大学等首先设立妇女研究中心，赫尔大学设立性别研究中心；一些大学开设妇女课程，约克大学和东伦敦技术学院率先招收妇女研究的博士生，肯特大学则第一个招收妇女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在研究机构方面，从1989年起，建立了妇女研究网络协会（WSNA），把在高等院校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联合起来，并与国际女权主义者相联系。该组织每年举行学术讨论会，出版《妇女研究网络通迅》（Women Studies Network Association Newsletter），促进妇女研究工作的发展5095285。在学术期刊方面，有《妇女史概览》（Women’s History Review）和《妇女研究国际论坛》（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等。前者在2002年第4期和2003年第1期发表了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特别专刊：《言辞如行动：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文学和历史考察》，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研究的最新动向。后者早在1990年发表了英国女权主义专刊。总之，妇女运动研究正向着更广泛、更细致、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学者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研究十分薄弱，大约从80年代起，一些研究生开始从事妇女选举权运动史的研究，如南京大学历史系马璎的“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初探”一文，对妇女选举权运动展开初步研究5095286。到世纪之交，有“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19世纪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与自由主义”等文章面世，着重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分析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缘起5095287。陆伟芳的“对19世纪英国妇女运动的理论考察”一文，主要分析了19世纪英国妇女的地位、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及运动的经验教训5095288。吴庆红的博士论文“弗吉尼亚· 伍尔夫和女权主义”则探讨了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思想，从独特的个案来分析英国的女权运动5095289。总的来说，中国学界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研究刚刚起步，仍然缺乏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试图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弄清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运动模式与时代及传统间的相互关系。从19世纪英国妇女面临的无权地位着手，研究身处男性文化和话语霸权下的妇女们，受“领域分离”等传统观念的羁绊，安于“家庭天使”的现状；此外，18—19世纪以来先驱者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提出了男女是同样有理性的人，因此两者必须有公正的机会的思想，启发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参与男性激进运动等社会活动则促使女权意识的成长。而且，社会现代化进程决定了妇女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私人领域”，于是，妇女们走上了争取自己独立代表权的征途。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是世界上最早的妇女运动之一。这种先驱者的地位，使运动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可学习遵循，妇女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也不大可能有完备的理论体系，来指导运动的发展。妇女们为争取选举权所作的辩护，绝大部分是基于现实的理由，妇女们运用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自由主义观念，又发展出“本质论”思想，强调性别差异决定了妇女选举权的需要。她们没有对运动的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却善于从实践中总结，从生活中提炼，把妇女选举权建立在公正、平等与现实需要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