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学是一门于本世纪初在西方社会首先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既探讨社会、文化和人的心理、行为对宗教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也探讨宗教如何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社会、文化和人的心理、行为。

目前宗教社会学在西方已分化为三大流派，即功能派、革新派和经验派。功能派是现代西方宗教社会学中影响最大、成果最丰的一派。失去功能就意味着灭亡——这是该学派的著名箴言。该学派认为，偶然性、脆弱和匮乏是人类生存状况的三大固有特征，克服这三者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社会需要，而宗教恰恰具有在心理和精神上满足人类这一基本需要的功能。在功能论者看来，宗教不但可以在变幻无常的生活环境中给人以心理的支撑和精神上的安慰，使之归附到现行社会的目标上，为之提供认同因素，而且还可以通过维护社会控制、强化现行社会价值观和目标、提供克服罪恶感和异化的手段等，来加强社会的团结与稳定。美国宗教社会学者托马斯·F·奥戴的这本《宗教社会学》，就是以功能理论为主线，全面而扼要地评述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引论性著作。

本书曾于1966年由美国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的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Prentice-Hall，Inc.，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初版，颇受社会学界重视。后入选由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所编的《现代社会学基础》丛书，于1983年复由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再版。因作者已于1974年谢世，故本书再版时又由作者妹妹珍妮特·奥戴·阿维德（Jouet O′Dea Aviad）根据作者生前亲为再版本书而作的说明进行了必要的变动。我们这次即据1983年的这个修订版译出。

本书共分六章，除第一章从总体上对功能派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和评论外，其余五章分别从宗教经验、宗教的制度化、宗教与冲突、宗教功能的二律背反诸方面具体评述功能论者及其有关著名著作家们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宗教社会功能的概括，对宗教与社会之间二律背反辩证关系的讨论，对经验“转效点”、宗教投射、神圣性和“克里斯玛”现象的分析，对宗教的社会适应和制度化过程及信仰形式理性化问题的论述，对宗教和文化及文化世俗化过程的关系的讨论，我们认为都是颇具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当然，书中有时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相提并论，一并诬为准宗教运动，这是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我们对之必须给予严肃的批判。

应当承认，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20到40年代，国内虽曾一度出版过几本宗教社会学方面的论著和译著，如胡山源和应元道著《宗教与家庭生活》（1926）、潘光旦著《宗教与优生》（1935）、陈海星著《建设佛化家庭》（1948）、许无愁译《基督教社会学概论》（1940）、薄玉珍译《家庭宗教》（1939）等，但此后一下就沉寂了几十年。随着近十年来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有关理论工作者针对我国宗教所具有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主要就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他一些有关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据我们初步了解，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未有一本探讨或介绍宗教社会学基础理论的论著或译著。鉴此，我们选取这本《宗教社会学》先行译出，以供有关研究者和对此感兴趣的同志们参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愿此书能对有关读者有所启发和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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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序言及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由刘润忠同志译出，第三章由刘润忠、杜俊杰同志译出，第四章由王晓霞同志译出，第六章由张维真同志译出。刘润忠同志负责全书统校工作。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责任编辑王春光同志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中央党校的王伟光同志和天津市委党校的陈昕同志也曾给予过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忱。由于我们翻译水平不高，译文中或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1989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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