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随着国家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出现,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就发生了。我国从汉代开始,通过丝绸之路,和中亚、西亚各国议及欧洲的大秦(即罗马帝国)进行主要是丝和丝织品的贸易,历时千余年,到唐末才告中断。唐代还开辟了和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宋代以海路对外贸易为主。元代建立起地跨亚欧的大帝国,中断多年的中西陆路交通重新恢复。但为时不久,又趋中断,转而开放海上贸易。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在陆路交通重新恢复时期,约于1271年随其父、叔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帕米尔,于1275年抵达元代上都。仕元十七年后,经海路回国。后明一代也是以海上贸易为主。但历代以来,由于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因此未能形成有关对外贸易的系统理论。
古代欧洲的国际贸易长期地集中在地中海地区进行,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相继成为这个地区主要从事转运贸易的民族。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兴起,积极从事地中海和东西方的贸易活动。公元11世纪以后,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市相继开展对外贸易、因而排挤了阿拉伯人在地中海的商业势力,并且随着十字军东征活跃了东西方的贸易。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整个世界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国际贸易规模狭小,发展缓慢。
15世纪未开始的世界市场革命,揭开了近代国际贸易的序幕,最终使得国际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是由于当时的地理大发现造成的。西欧的航海探险家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航行到了印度。随着西欧殖民帝国使美洲殖民地化和到东方印度等地航线的开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市场,促使西欧商业资本迅速壮大起来,推动着国际贸易、航运和陆上交通的发展。商业上的这种革命反过来又促进了西欧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
适应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欧各国先后产生了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重商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理论研究,又是最早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作为最早的国际贸易理论,重商主义者囿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认为世界的资源是一定的、有限的,本国商人、制造业和航运业扩大业务时或迟或早必然会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一个赢利就是他人亏损”,因此国际贸易只能是单方有利。一国增加财富的有效手段是实现贸易顺差。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重商主义者实行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衰微于18世纪。但是它的政策主张到现在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18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产业革命逐渐展开。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并从中获得生产所需的廉价原料,要求从重商主义对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重重束縳中解放出来。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时产生了代表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表现在经济思想上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建人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
斯密的国际分工和绝对利益也就是绝对优势理论,是他反对重商主义垄断对外贸易的思想武器,是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外贸领域的延伸。斯密认为,国际分工以及对外贸易的发生是建立在各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优势和(技术上的)获得性优势之上。它们之所以称为绝对优势,是因为具有这种优势的出口产品,其成本和价格绝对地低于贸易对方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贸易的发展使贸易双方国家的生产要素从生产能力低的行业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出口行业中来,实现了资源的再配置,促使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增加。也因此贸易双方国家较之各自在闭关自守时交换到更多的商品量,两国的消费者也因此得到更多的消费品。基于以上的分析,亚当·斯密坚决主张国际间的自由贸易。
19世纪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继亚当·斯密之后,提出更加一般性的国际贸易理论,即比较成本说。它把自由贸易置于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按照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两国必须各自拥有至少一种其生产成本比对方绝对低的产品,才有条件进行贸易。但李嘉图指出即使一个国家的各个行业的生产比起对方国家都缺乏效率、没有低成本产品,只要它集中生产其中相对说来,比较最有效率的产品,不但能和对方国家最有效率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进行的是双方有利的贸易。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都是在既定的经济情况下,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如何发生的,会在哪些产品之间进行。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肯定国际贸易对贸易双方国家都能获得贸易利益,从而把自由贸易政策置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李嘉图比较成本说创立一百年以后,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相继提出资源禀赋说。特别是俄林在1933年出版的《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将它系统化以后,这个学说就成为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又一个基础理论。这个学说的基本论点是,各国拥有的各种资源的相对数量不同,即社会上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不一样,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因为拥有量相对多的资源,其价格也相对地低廉;拥有量少的,价格一般是昂贵的。那些大量使用价格低廉生产要素的产品就具有出口优势。那些大量使用在本国是昂贵的,但在外国却是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则不适宜出口,一般只能进口。通过这样的进出口贸易,双方都可获得贸易利益。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来源于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俄林的资源禀赋优势产生于各国拥有同一生产要素的量的差异。后者更容易解释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对外贸易的格局。
俄林的理论是一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资源优势理论,用来解释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贸易格局,具有实际意义。他本人就认为,国际贸易的流向应该是,劳动力众多的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即生产中使用劳动比重大的产品,出口到劳动力相对缺乏的西欧、北美等国家里去。二三十年代,日本蚕丝业的发展和日本丝织品的大量出口就是典型的例子。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广人稀的国家的优势在于生产像谷物、牛羊类畜产品等土地密集型产品,出口到西欧、日本等国去。而西欧和美国的优势则在于生产像机器设备等需要大量资本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到资本相对缺乏的国家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为了更进一步地肯定俄林的理论,对它进行了统计验证。结果出乎他和一般经济学家的预料,根据他对美国历史资料的分析,美国出口的竟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的却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西方经济学家为挽救俄林的理论,解决里昂惕夫发现的谜团,先后提出人力技能和技术进展理论,把技术人员和技术进步作为土地、资本和劳动以外的新型生产要素看待,认为美国是拥有技术优势,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家。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里昂惕夫发现的谜团,增加了俄林理论的内涵,同时反映了战后技术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拥有出口优势方面的重要作用。
战后另一小引起国际经济学者注意的情况是,美国发明了许多新产品,并首先垄断了这些产品的出口,但是要不了多少年,美国就丧失了出口优势而反过来成为这些产品的凈进口国。分析这种转变过程的是弗龙的产品周期理论。它在人力技能和技术进展理论的基础上,把新产品在研制、生产和销售等不同阶段上,要素密集型式的变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相对优势和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但把俄林的理论动态化了,而且指出发展中国家参与制成品出口贸易的途径。
除此以外俄林理论已经不能充分地解释战后的国际贸易的一般格局。因为按照他的理论,国际贸易中应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贸易为大宗,但事实却不然。在战后的国际贸易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工业品贸易。对此,偏好相似理论从需求方面,产业内贸易理论从供给方面对此作出了解释。
当然,西方国际贸易中还有其他许多理论,例如有关贸易条件的理论,经济发展与贸易之间联系的理论等。它们各自说明有关的贸易问题。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和俄林的资源禀赋说目的都在于论证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肯定它对贸易双方国家都是有利的。因此他们的政策主张必然是在国际间开展自由贸易,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是,各个国家为了财政、国内经济或政治等自身利益的需要,历来总是不同程度地实行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具体表现为关稅和非关稅贸易壁垒的存在。国际贸易理论家们一般总是站在发展自由贸易的立场上,对其不良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战后,还提出关稅同盟理论来评价建立共同市场对开展国际间贸易的得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了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了解、评论并借鉴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应该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多年来国内在这方面的论著和译著出版的不多。夏申等同志的这本译著是按美国艾迪逊威士莱出版社《经济学展望》丛书中,梅基编著的《国际贸易》一书全文译出,以补这方面的不足。
梅基在美国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学者中是后起之秀,著作甚多,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本书中的原料周期理论就是他首创的。
本书的特点,首先是摆脫了西方编写国际贸易理论的常规体系,以简洁的文字,重点地说明了西方的重要国际贸易理论,篇幅不大,便于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广大读者的阅读。
其次,本书重视现实问题,着重动态研究。例如分别各以一章的篇幅分析新产品和原料的产品周期理论。它说明新产品和原料产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流向的变化,对开展国际贸易有参考价值。
第三,注重政策研究。整个第六章渉及到关稅、经济一体化、国际收支政策、经济帝国主义和贸易与经济发展诸问题。
第四,反映了梅基本人的有关论点。此外还有两处提到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及其影响,有关论述反映了西方学者的观点。
译文文笔通顺流畅。在行将出版之际,特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