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日本岩波新书的丛书之一，最早出版于1980年，到今年已经印刷了15次。岩波新书是日本传统的丛书，自1938年刊行以来，封皮用纸最初为红色，继之为蓝色、黄色，现在又为红色了。佛教上讲人生共有108个苦恼，本书恰好是黄色封皮版的第108本，两个数字偶合，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我在序章中已经谈到了。我本来是带着“英国在19世纪的东亚”这一研究课题到英国去搜集资料的，但中途将课题作了调整。本书试图研究并把握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的近代形象（本书第一编）。如果概括地讲，大致有以下几点：

（1）比确定抽象课题更重要的是要从具体史实中构成图表及理论。本书第二编的主题之一——19世纪亚洲的三角贸易，是以往史学界研究中很少涉及的问题。考虑世界近代史的“同时代性”时，在看到西方对东方影响的同时，必须注意把握东方对西方也曾有很大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

（2）本书对把握事实的方法、语言及资料的具体分析、逻辑的形成、客观分析法、观念形态与材料的判断等问题也作了思考和叙述。

（3）本书还注重考虑面对欧美主导的一体化的世界，日本、中国、印度等国是怎样对应的；东西方之间产生的差距对以后的历史进程有什么影响；还特别想明确东西方开始相遇时的不同点。这是本书第三编的主题。

日本的史学分类法中，没有近代国际政治史，而是称为近代国际关系史，或者直接称为世界近代史。赋予一个学科名字固然不难，但要建立其研究的方法论并非那样简单。现在，日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搜集个别具体资料的基础上，渐渐组合它的形象的阶段。恰当地说，还处于对它的重要性刚刚认识的阶段。我并不认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它不过是摸索这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之一。

10年前执笔时的心情与现在对问题的考虑自然不同了。这10年间，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在日本的研究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的思考方法自然不会静止不变。史学界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曾在1990年横滨市立大学“文理学系向导”中向学生做过简单扼要的介绍。现抄录如下：

这段文字会给学生带来什么影响，我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但一位学生却找上门来。他就是今年成为我的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蒋丰。大约是在6月份一学期课程将要结束的时候，他拿着作为教材的本书，问我是否同意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我当时没有立即答复。其理由是本书出版以来我在研究上又有了新的进展，书中一些缺陷的地方应该补充，一些新的见解我在其他书中已经写进，仅仅翻译此书有点令人担心。作为教材使用时，我让学生们先把本书阅读一遍，然后把本书中没有写到的问题、写作时还不甚明确的问题，编成讲义发给学生。

但是，这本书毕竟是我写的，毕竟是已经离开我的手而独立存在了。在和蒋丰交谈的过程中，我一方面被他的热情所感动，一方面也想让他的学习有所成果，于是便同意将本书译成中文。

蒋丰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现在停职留学日本，他的中文是可以信赖的。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作为研究生我们又可以每周进行交谈。如果翻译本书的话，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蒋丰把用中文打印机打出的一部分译文交给了我。处于百忙之中的我，在感到突然的同时，又一次被他的热情所感动。那以后，蒋丰曾经被感冒缠身，我担心他的身体会受不了，没有想到在他身体恢复了健康的时候，又交来了新译出的文稿，这又一次令我吃惊不已。

作为我个人的心情，希望对10年前的作品有所补充，但实际上这部作品已经离开我了。因此，我也就想按照原书的内容和形式，让译者把它译出后交给中国的读者。

这里我还想说的是，由于本书的写作，使我的研究自此向着两个方向展开。一个研究方向，我开始把19世纪中叶日本的开国史投放到世界史的位置，对作为开港地横滨的历史详加考察，延伸拓展至此前后的历史，将世界近代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在本书的末尾，对日本开国之际也就是19世纪亚洲的三角贸易与日本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有所涉及。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在本书中没有能够完全展开讨论。例如，近代中国打开国门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战败的标志；近代日本打开国门虽然是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但并不伴随着战争，1854年签订的日美《和亲条约》是双方交涉的结果。日中两国开国结果不同的起因是什么？对以后的历史有什么影响？日本在开国以前具有的“锁国”与中国清政府的“锁港”有什么不同？两国的对外认识以及为掌握世界形势在语言学习制度上有什么不同？日本从中华思想（儒教的改造）脱离的经过以及对兰学和命题逻辑学的现实处理法等等。对于这其中的一部分问题的见解，我已经陆续发表在其他的著作中。

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将视点投向全球，对时代作历史性的考察。产业革命、民主革命以来200多年的历史，通称为“近代”和“现代”的历史。问题在于这段人类文明史中“近代”和“现代”究竟占有什么样的位置。这200多年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产业机械化导致多种消费品的出现，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人工“装置”过于庞大，在现代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然”和人类成长的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为“个体”的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目前，对应这种变化的“制度”还没有出现。我把“装置”、“自然”、“个体”、“制度”，作为一种文明的体系来考虑，这四者之间失去平衡后，就会出现许多问题。现在，地球环境在不断恶化，冷战虽然结束，但局部战争仍旧存在，还有饥饿、城市贫民街、移民、外出劳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尚没有良好的对策。此刻，加强对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应该是必要的。

总之，当今世界上问题很多。我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作为历史学家究竟应该解决些什么问题，我还是处于摸索之中。这并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世界已经进入相互协作的时代，历史学家也不应该再个人独立作战了。共同研究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如何鼓励年轻人投入这种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本译著如果能够对此有所推进的话，我将感到十分满意。

最后，我要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同仁为这本译著所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对协助联系出版这本译著的《中国人口报》社主任编辑杨泉福先生表示感谢。日本横滨市海外交流协会资助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令我和译者感动并要致以谢意的。

1990年11月底于

横滨市立大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