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越两国改革的关注，最早可以说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我曾数次到过广西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小城东兴调研，发现中越两国边民的往来十分频繁，双方之间的贸易非常活跃。在东兴调研时，我还到越南刚批准设立的芒街口岸经济特区看了看，尽管那个时候越南的改革还起步不久，在很多方面跟中国相比的确有着明显差距，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越南的开放程度至少从表面上看丝毫不亚于中国。从中越边境回来后，我就一直想对中越两国的改革做些比较研究，只是因为机缘巧合，不久后我受教育部的委派，到瑞士洛桑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去之前又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培训了一年法语，我的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计划也就搁置了下来。2000年，我结束了在瑞士洛桑大学的访问学者工作而回国，同样因为机缘巧合，学校安排我给越南留学生上了好几年的课，因此我也得以跟越南的留学生有了较多的交流。在与越南留学生的交流中，我对越南的革新开放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再一次促使我对中越两国的改革进行了思考。当然，我的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计划付诸启动，也跟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迅速发展有关。2003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倡议，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10国领导人的普遍欢迎。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还使南宁成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与此同时，中国和东盟又陆续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入了全面启动的实施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对东盟各国的研究也就成了各界关注的热点。而越南既是东盟的一个成员国，又跟中国长期以来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加上其政治体制与中国有许多相同之处，革新开放也是步中国之后，但革新开放后的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所以人们也特别希望对越南的革新开放有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正是我下决心对中越两国改革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2007年，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将我校确定为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个研究基地，我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更加受到重视，越南的革新开放问题也成为本校硕士研究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专业研究方向。这之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于2010年初开始筹划组建越南革新开放问题研究团队，同年5月，我和时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陈元中教授又到越南进行了考察，访问了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人文社科大学，并拜访了越南的社科院，与杜进森研究员等同行进行了交流，就马克思主义在中越两国高校的教学、马克思主义在中越两国的发展以及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比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还跟我校在越南留学的学生进行了座谈。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申报的教育部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越南化问题及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比较研究”获得了批准，我的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计划得以正式启动。毫无疑问，由于地缘的优势和便利，我们广西民族大学长期以来跟越南的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这对开展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是极为有利的。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我本人而言，语言障碍还是开展研究的一个最大问题。幸好我校的东南亚语种（包括越南语）师资力量十分雄厚，为此我校2001年还获教育部批准成为首批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也就是在我校的越南语老师（特别是李邕和闭忠实两位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越南语文献资料得到了及时的翻译，而且，学院的大部分老师（包括本人）都接受了一期为时半年的越南语培训。应该说，我们的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能够顺利开展，也有这些越南语老师的功劳。我们的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正式启动后，还得到了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支持，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博导陈学明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梁树发教授，两人都曾到我校讲过学，对我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色定位也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2011年8月，我的教育部规划课题阶段性成果《从越共“十一大”看越南今后改革的走向》在《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发表，随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主管和主办的《红旗文摘》2011年第5期予以全文转载。2011年10月，我又携另一篇论文《当代越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实践的探索》参加了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注，会后，该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见该报2011年12月27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周刊”）。2012年，我指导我的研究生鲍婧撰写的毕业论文《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认识与实践》，不仅通过了专家双向匿名的评审，而且最后还获得了“优秀”的等级。本书作为2010年教育部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越南化问题及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比较研究”（批准号：10YJA710018）的最终成果，其实完稿于2013年1月。为了确保书稿的质量，全书完稿之后，我也征求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这些专家学者都认为该书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学者的中肯评价和修改意见，本书稿才得以经过数次修改而进一步完善。这里就不再一一具名致谢。本书稿得以付梓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还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他们不仅对书稿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审读，而且还对书稿做了多次仔细的勘校，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他们极为严谨的工作态度。可以说，本书的出版也凝聚了他们的大量心血。按照研究的计划，本书首先仔细考察了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对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层次的比较分析。然后又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本土创新、两国的经济改革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政治体制改革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社会治理转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民生问题的解决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文化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层次比较分析，最后还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比较，展望了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前景。全书在理清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内在逻辑发展线路基础上，探讨了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对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并就今后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全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同时也合理地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既注重纵向的比较，也注重横向的比较，思想理论的比较与实践经验的比较并重，点的比较与面的比较并用，系统研究与因素分析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力求研究的科学与严谨。当然，由于作者的学识和能力都有限，书中也难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此也恳请各位多多提出批评，不吝赐教。黄骏2014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