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凡一代之兴，皆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曾言：“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5140792王国维所说的一代之文学，指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成就难以为后世继承的文学形式。这些文学形式的众多作品，都是研究其产生时代历史的重要史料。梁启超说过：“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5140793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史学，指的是广义的史料学。在梁启超看来，“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留传至今日”的一切材料，均为史料。5140794在历史学研究中，史家对一切问题的探讨都必须广泛搜集有关的史料，一切结论都只能建立在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史学工作者通常将史料分为实物、口述、文字三种类型，其中文字史料是史家最常用的史料。从广义史料学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遗留，无论是文字材料还是实物材料，都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史料。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属于古代文化遗留的重要内容，都是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各种活动的反映，应该而且完全可以作为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文字史料。

以文学作品材料作为研究历史的史料，这是中国历代史家治史的传统。西汉司马迁编撰《史记》，大量引述《诗经》等文学作品为史料，述说殷商、西周的历史。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大量引述民歌、谚语，反映东汉时期的有关人物。南宋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肯定唐代杜甫、李义山、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歌对于研究唐代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他指出：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坂》《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不能悉书。如张祜赋《连昌宫》《元日杖》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5140795近代史家以文学作品为史料者举不胜举：王国维曾以屈原的《天问》为史料，考证古代的史事；邓之诚将元稹、白居易的诗歌与有关史籍互证，探讨元白诗歌中的俸钱问题；台湾史家严耕望大量引述唐诗为史料，研究唐代的交通问题；郭沫若以《诗经》为史料，研究周代的社会形态。他在1928年发表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中，大量采用《诗经》的材料研究周代的社会形态。如《小雅·甫田》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郭沫若认为，这些诗句把周代的阶级对立“道得异常的明白”。农人属于剥削者所有，剥削者不耕而获，一年取十千，把剩余的陈腐粮食赏给农人吃，对待农人就像养猪狗一样。5140796郭沫若的研究表明，《诗经》这部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对于研究周代社会性质与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史料研究古代历史方面，近代史家陈寅恪创获尤多。陈氏有着雄厚的旧学根底，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非常熟悉。他将诗文作为史料，开创了诗文证史的方法。如以李商隐的《无题》诗中“万里风波一叶舟”之语，证李德裕归葬日期应为大中六年夏；以韦庄的《秦妇吟》，补黄巢起义史事；以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发中唐宫闱争斗隐私等。其《元白诗笺证稿》更将诗史互证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大量引述诗文为史料。香港史学家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仅《柳如是别传》中的《复明运动》一卷，使用素材即达三百一十种以上，其中仅诗文集就有八十五种。这些诗文集中，既包括清代学者钱牧斋、顾炎武、黄宗羲、吴梅村等人的诗文集，也包括唐宋名家杜甫、李商隐、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等人的诗文集。陈寅恪又将小说作为史料，形成了小说证史的方法。如以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的材料，证魏晋以来的门第观念与道德观念在唐代已经改变；又大量征引《红楼梦》中的故事与语言，与其他文献材料互相释证，笺解柳如是等人的诗篇。据王子舟统计，在陈氏所著八十九篇文章、三部单行著作中，参考引用的文献多达九百零七种。这些文献中包括大量的文学作品，而其中有的文学作品竟被引用数十次，甚至一百次以上。如《世说新语》五十六次，《全唐诗》九十一次，《元氏长庆集》一百四十八次，《白氏长庆集》三百二十七次。5140797陈寅恪的研究说明，中国古代的诗文小说等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不乏以文学作品为史料治史的先例，而中国近代又有郭沫若、陈寅恪等史家以文学作品与其他史料互证研究古代历史。历代学者将文学作品的材料引入史学研究之中，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曲、小说，古代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可作为研究相关时代历史的史料。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虽然早已为人们普遍认同，但将古代文学研究与古代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在前人史学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与论述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学形式的史料价值，这却是一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研究中尚未深入探讨与系统论述的领域。我的创新之处不是探讨文学作品有无史料价值，因为这是前人早已解决的问题；而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肯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的前提下，遵循由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整体的认识规律，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与概括。我力求通过对各个时期主流文学形式的研究，对其史料价值作出自己的评判与总结，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作为史料对历史反映的特点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与分析，从而使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的认识，上升到系统的、全面的、理性的层次，为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发展与理论上的完善，为推进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这是一个有着重要学术意义的课题。首先，将文学与史学结合起来，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分析与研究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对于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这是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对于传统的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来说是一种超越，对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创新。从理论上系统地揭示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文学形式的作品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必将大大促进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使之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其次，前辈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虽然已将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某些问题的史料，但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的认识仍然是局部的、零碎的、表层的，处于感性阶段，没有进行理论的分析与系统的论述，没有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深层次的理性阶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上升到理性高度加以归纳概括，这一工作既是对前人史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又填补了史料学研究的空白。以文学作品为史料，可以补充旧史史料的不足，从而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形象、更全面、更深刻。再次，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来考察，如同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次新材料的发现必然导致该学科的巨大发展与研究领域的深刻变革一样，史学领域中每一次大规模的新的史料发现与史料搜集范围的拓展，必然带来史学工作者观念的深刻变革，进而极大地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及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主流文学形式的史料价值，确认其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必将大大开阔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提高他们的史料学理论素养，拓展他们的史料搜集范围，促使他们的思想方法、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化。

21世纪的史学研究必然广泛地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必然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不断扩大史料搜集的范围，因此史学工作者的史料概念，应该比古代史家及近代史家更加广阔。有的学者指出，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新史学家探求历史想象和历史现实之关系的重要资料。5140798我在大量地、广泛地阅读中国古代各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思考与深入的研究，分别对《诗经》、诸子、汉赋、汉魏乐府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史料价值，进行分析探讨与综合论述；在此前提之下再以唐诗为例，将其对历史反映的特点作出概括与抽象，探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基本特点。我不局限于中国古代历史上某一时期的一部或几部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而是着眼于古代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学形式的史料价值这一重大课题，加以广泛地、整体地、宏观地概括与总结；不仅通过大量材料说明古代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学形式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史料价值，而且通过大量实例揭示出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学作品都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我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的目的，就是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者突破传统的史料搜集方法的局限，提供史料学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5140799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是其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对于研究特定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一史料宝库并未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全面地与系统地探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必然促使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者改变重视旧史史料而忽视其他史料的传统倾向，拓展史料搜集范围，创新史学研究方法，开辟史学研究领域，推动着史学研究深入向前发展。我认为，史学工作者运用文学作品为史料，既应该深刻地了解与全面地把握有关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主要内容；又必须对不同时期的文学形式有着深入的认识，对不同的文学作品有着广泛的了解，不能局限于一两条材料，应该广征博引，纵贯横通，才能引出正确结论；还必须将文学作品与旧史史料结合起来，相互结合，旁参互证，才能克服不同史料的局限，使对于历史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我相信，将文学作品纳入史学研究范围，必然给史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使史学走出深奥难懂、只为少数研究者了解的学术象牙塔，走向通俗化与大众化，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