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和九十华诞。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祝贺他健康长寿，纪念他老当益壮的敬业精神和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一

吴承明先生1917年生于河北滦县。幼年曾接受私塾的传统教育。1934年入学清华大学经济系。当时日寇侵华凶焰日炽，先生奋起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队等组织，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以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参与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秋被迫离校，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平津学生和医务人员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翌年服务团解散，即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学。1940年毕业后，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并任《新蜀报》主笔和《经济日报》编辑等职务。

1943年冬，吴承明先生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以优异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贝塔·西格马·伽马”荣誉学会会员。1946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当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S.Kuznets）受聘任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吴承明先生作为他的助手回国，到该会经济研究处任专门委员。1947年初，改任上海中央信托局襄理，并兼任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中央外资企业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任职。195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至今。并曾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特邀顾问等职。又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讲学。2006年8月，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忠诚的爱国热忱，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知识素养，为他的学术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吴承明先生学贯中西、融通今古。数十年如一日，在中国经济史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树立了经济理论与历史实际密切结合的典范。

他精通计量经济学，重视运用计量方法作实证分析，并始终贯彻于经济史研究之中。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产值、市场商品量等估计的专题论文，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了比较全面的评量，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开始了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这是他一生中费时最长、用功最勤的学术课题，寝馈于中者凡三十余年。他从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着手，组织人员对重要工商行业和企业进行调查，收集资料。积十年之功，收集整理资料达数千万字，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八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和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共同主编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于1992年完成。许涤新先生不幸于1988年逝世，因之该书从规划设计、重点章节撰写到修改定稿，均由先生主持。该书的特点是分析不同时期外国资本、官营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消长、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水平，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崎岖道路。这部著作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多次获得国内重要学术奖项，英国并有其第一卷译本问世。

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深厚功底，深知市场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中的重要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市场问题的研究。在规范研究方面，他从交换和市场史的研究中，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提出交换先于变革自然的“生产”，并经历了劳动交换、商品交换、智能交换等五种形式。他从构建交换与经济发展模式中，更提出了交换通常是经济发展的导数的论点。在实证研究方面，他运用大量史料和计量方法，从商路、市镇和商品运销等方面，研究了明代国内市场、清代国内市场和近代商品流通的宏观模式。20世纪末，又进而将市场研究提升到从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的变化入手，以分析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和阶级分化的影响。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实肇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论点。他又以经济为主，以社会和思想为参照，从物质层次进而到制度层次乃至思想层次，论述了16—17世纪中出现的现代化因素。他所做的这些努力，使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别开生面。

三

从20世纪末起，吴老又致力于经济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以求索学术思想的升华。

他坚持发展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有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的趋势是进步的，是向前发展的。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所撰写的很长篇幅的词条《中国经济史》，是对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所做的系统总结，也是他这种历史观的反映。他提出中国的封建主义，由于吸收和容纳了异质的商品经济，并将它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能动因素，在16世纪以后就发展为一种能够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近代封建主义。

他认为任何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经济，即一代有一代的经济，提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者地区。他反对用理论模型推演历史。各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它应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不能用公式“伪装精确的知识”（F.A.哈耶克），“用时间变量来代替思考”（R.M.索洛）。经济史研究应以实证分析为主，宜具体不宜抽象。不宜先立范畴，更不能用范畴填充历史。历史认识又具有相对性。他认为，历史研究就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但已认识清楚的事情，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时代思潮的进步，又会变得不清楚了，需要再认识。历史学就是无休止的再认识。

他认为经济发展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层面因素互动的结果。他把经济史学定义为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不仅是考察物质发展的量，还要考察制度改革的质，两者具体化为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中国，在这种考察中要特别注意国家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而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深层次上都要受意识形态，在中国即儒家思想的制衡。他认为，两千年来，特别是宋代以后，儒家思想是有变化的；其制衡作用，长期以来主要是积极的，18世纪以后，消极一面为多。

针对西方“冲击——反应”模式和“传统——现代”对立的理论，他提出事物内部都具有能动因素，甚至对立物之间也具有互补功能的论点。他通过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实证考察，指出传统农业不仅可以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并且还可以提供剩余。充分利用手工业和传统的手工业与农民经济相结合的功效，有可能走出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

他重视实证主义，认为这是研究经济史不可须臾背离的基本方法。中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历史传统，西方也重视实证，即使是一部全部用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著作，也首先要求检验资料和数据的正确性。历史应当有价值评判。实证主义不作价值评判是其局限。不过经济史的价值评判颇难，应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前者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考量，即采用历史主义的原则；后者则应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分析历史事件或行为对当时的作用，以及对后代乃至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

他主张“史无定法”，应当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无论是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还是国外新兴的各种学派的方法，均可采用。他强调指出，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只是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选用理论应当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这是他方法论的基本点。

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他近年出版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和《吴承明集》等文集之中。目前，吴老以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正在撰写一本《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的著作，可望于近期问世。老树繁花，令人仰慕。

四

吴老为人，宽厚平和，谦虚豁达。无论身处顺境逆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孜孜以读书治学为务。虽届耋耄之年，但他学到老，工作到老的勤奋精神，毫不懈怠。吴老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后进请益，谆谆善诱，百问不烦，必至释疑解惑而后已。吴老之风，可改古人诗句为其写照：“鸳鸯绣取从君看，更（原文为“不”）把金针度予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人，桃李芬芳，大都乘风扬帆于学海，成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力量。

本文集收集论文53篇，以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主，兼及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文章殆属新知灼见，富于创新精神，略见中国经济史暨有关学科研究的时代面貌。文章作者均吴老的同学、友好和门人，慨允惠赐宏文，谨此忠诚感谢。我等知识有限，难免疏失，乞予指正。本文集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力支持，特致谢忱。

本书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