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欧美经济学界享有盛誉，是战后几十年来“货币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从1943年起，他的学术活动大部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因而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台柱之一。他也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弗里德曼在战后的前20年中，学术活动较为广泛，在统计学、实证经济学方法、消费函数理论、价格和通货膨胀理论等领域，都有重要成果。1956年以后，他对货币经济理论的关注超过其他方面。1956年出版的《货币数量论研究》，是他和他的学生们的论文集。其后，弗里德曼等人在美国经济史方面做了很重要的实证工作，支持了本书的基本理论观点。他和别的货币主义理论信奉者，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方面也做了深入的分析，实际上也是本书的基本观点的应用。凡此种种，可以说明本书在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货币数量论研究》出版于1956年，迄今尚无中文译本。瞿强同志等几位年轻经济学家花费很大功夫把它译成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对经济学界是一项很有益的贡献。我读了原书和译文，有些感想。借此机会，说下列两点：一是本书在货币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位置，二是其中有哪些方面能使我们有所启发或得到教益。

先说第一点。

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使货币经济从一般经济活动中分立出来，这样就形成了所谓实质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分离。既分成两个部分，相互关系如何，就是一个必须深入思考的大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却从一开始就有共识。那就是：通过一般商品与货币那种特殊商品的交换，货币会影响到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

货币通过市场千千万万次交易而影响经济，这只是认识的起点。随后，认识还要深化，而深化中就会有分歧。既然有交易，就会有比价；当货币是交易的一方时，那就是价格。一次交易如此，千千万万次交易也是如此。经济学家不难觉察到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之间有一定的关联。近一个世纪前，纽康谟和费雷等就提出了一个交易方程式以解释这种关联，那就是早期的货币数量论。

但是，早期的数量论并不完善。交易方程式把四个变量——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和商品交易量——列成一个等式，对它们作了相应的界定，并声称前两个变量的乘积一定与后两个变量的乘积相等。早期数量论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假定商品交易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基本稳定，因而在货币量和价格水平之间可以找到一种同方向变动的比例关系。

把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内容与20世纪的经济现实相对照，不难发现有不少问题值得推敲。

从较长时期考察，商品交易量是变动的，随经济周期而起伏不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也不是稳定不变的。由于金融发展，与货币相交易的不仅是一般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而且金融发展快于物质生产。货币的组成部分也在变化，货币数量也要重新界定。总之，早期数量论的理论模型：货币数量→价格水平→实质经济；这样的传导机制的阐述必须修正。

凯恩斯在20年代发表的《货币论》是对早期数量论的修正和完善。但他在30年代发表的《就业通论》就对此提出根本性的不同意见：商品交易是随就业水平变动而变动；货币未必直接决定价格水平，而是通过利率影响有效需求从而影响实质经济，因而在一定条件下调节货币数量的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弗里德曼把凯恩斯的观点称为对货币数量论的挑战。

弗里德曼有意捍卫数量论的基本观点，不得不对早期数量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一定修正。本书的首篇论文是弗里德曼本人亲自撰写的，意在统率全书。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货币数量论——一次重新阐述”。那就要问，弗里德曼的数量论究竟“新”在哪里？

第一，他明确地说，货币数量论应是对货币需求的理论。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如同一般商品一样，有其需求也有其供给，供求双方决定货币进入市场的数量和市场价值。西方经济学家从李嘉图到费雷，都没有这样区分。英国剑桥方程式有这样的意思。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实际正是对货币的一种需求。但把货币数量论解释为实质经济对货币的综合需求的理论，弗里德曼的观点有开创性。

把早期数量论一分为二：对货币的需求，对货币的供给。这样，实质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分离和联结点在理论上就阐述得比较清晰。对货币的需求，是生产、交换、分配以至于消费种种经济活动所必要的货币数量；在币值稳定不变的假设下，就是经济活动所需要的真实货币数量。对货币的供给则只能是名义的，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由各种金融机构所提供，在现代银行金融体制中由各国货币当局所控制，是货币经济的基础。供求双方相互作用，不仅决定了价格水平，而且影响实质经济和货币经济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这一理论观点，不仅较为切实，而且为近几十年来欧美货币经济学定了一个框架。

第二，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后面起作用的因素作了广泛的分析，虽不很深入细致，但有意留下足够的余地足以容纳众多的金融因素和有关的其他因素。他认为，社会上财富所有者对货币的需求受下列因素的影响；价格水平及其变动率、收入水平及其变动率、债券的真实收益率、股权的真实收益率、物质财富和人力财富的真实收益率、社会偏好、制度因素等等。如果说，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作为一种货币需求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对货币需求起决定作用；那么，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把在货币需求后面起作用的因素大大地扩展了，把在市场上经常交易的金融商品和不经常交易的金融资产甚至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只要能产生一定收入流的——都纳入影响对货币需求的变量之内；这样的变量扩展，反映了战后金融发展的实况。如果说，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把利息率看作是货币经济和实质经济之间主要的联结环节；那么，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虽然并不否定利息率的重要性，但指出利息率有多种而且与各种财富的收益率密切有关，因而货币经济与实质经济之间的联结环节并非如此单一，而且相互影响也十分复杂；这样阐述，也较为符合近几十年来金融发展的实况。如果说，早期数量论只是对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作了简单的、静态的描述，那么，弗里德曼的数量论吸纳了动态因素以及制度因素，使理论发展有了很大空间。

第三，他比前人更加重视实证的、历史的研究，因而能在影响货币需求的众多变量中，区分出哪些起长期的持久作用，哪些只是较短期内起有限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长期内对真实货币量的需求是稳定的这样一个判断，从而提出货币存量增长率应当与实质经济增长率相协调一致的货币主义政策主张。

以上所说，并不能完全概括弗里德曼在西方货币理论方面重新提出货币数量论的全部贡献。读者从本书中当能在其他方面得到启发，收借鉴之益。

以下是读后感的第二点——从借鉴的角度扼要谈谈这本书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特点。

第一，弗里德曼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比较全面地说明了货币的重要地位。本书首篇论文说明个人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由于收入、财富、价格、持有金融资产、市场预期、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如何改变对货币的需求量。本书的其余四篇论文则是作者们用许多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统计数据，分析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如货币数量变动、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价格变动等之间的关系。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分析，为货币主义的论断“货币确是紧要”打了基础。

第二，他极大地展开了货币需求函数，但并没有着力去构建一个包含许多变量的庞大理论模型；相反地，通过对这些变量的逐个分析，提出了一个接近于剑桥方程的、只包含价格、货币量、收入等少数变量的极简化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由此提出货币主义的政策思想。这样地由繁到简、从众多因素中抉取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鉴。

第三，他有效地运用了实证分析。他用大量历史数据来证实“货币确是紧要”的判断。本书中也用了许多实证分析来说明对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规律，货币供给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强弱和时滞长短等等；这样，弗里德曼本人提出的宏观模型虽然简单，但是货币主义者仍然能借此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最后，对弗里德曼及货币主义者的政策思想也应作一点说明。他们强调货币的重要，但不赞成实行“主动性”的货币政策；这看来似乎矛盾。但这是由于他们在基本立场上坚信实质经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有一种内在自我均衡的能力，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自然的”经济增长率，因而政府的货币政策只应适应这个趋势，而不宜去干预。但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妙，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实行主动性的货币政策。这是货币主义者的难题，也是弗里德曼始料不及的。对他们说来，幸运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框架及其一系列实证分析，在实行主动性的货币政策时，也不无参考价值。

王传纶

50周年国庆日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