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乡村社会”的研究缘起与温乐群、蒙子良等先生对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探讨，以及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在此基础上，博士论文用了整整三年半时间。毕业后，一边工作一边梳理文稿，又用一年多时间对论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调整。可以说，此五年三个阶段的钻研，不仅使我对“国家—乡村社会”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而且为我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萌发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是出于对研究主题的重新审视。在完成学位论文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对问题的关注深受直观主体的局限，缺乏从事理生成和发展的成因上进行探讨；另一方面，是感到乡村问题需要有一个以国家与乡村社会为主线的历史的比较的认识，以对今天困扰中国发展的乡村问题作一追根溯源和路径观照。

修改的范围主要涉及三个层面：首先在研究主题上，将原先有关农村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关系和公共事务等的“村政”研究转换为国家对乡村治理形态和理念的视角，以使问题更凸现其本质所在，同时也使研究主体更具以小见大的整体定位和深度。

其次是研究内容上，作了若干方面的修改：在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揭示上，以“制度网络”取代了“传统村政”，以凸现其治理理念和特征。在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上，强调了“国家—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与再造的过程。明确不仅人民公社是重构之举，而且村民自治也是其中努力之一，并且重申，村民自治并非“国家—乡村社会”重构的圆满和终结，而是有待继续改进和完善的重构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村民自治，本书将其作为研究当前“国家—乡村社会”形态的重心，以三分之二的篇幅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通过比较分析其萌芽与生长的过程和阶段，成文制度和现实状况，以及政治环境和乡土条件的供给与制约，对其具有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给予了客观评述。此外，在第六章“国家—乡村社会”现代化阐释中，将原来以事论策的内容改为以自治为主轴的“四重关系”，即自治与农村治理现代化、自治与农村组织化、自治与政治体制现代化以及自治与“国家—乡村社会”现代化，并提出了国家、农村、国家与农村三个层面同步改革的思考。对于导论，由于从通过答辩到修改出版间隔已有两年时间，国内外对此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同时，由于内容经重新修改调整，原有的导论已不太适用，另外，从读者考虑，洋洋洒洒上万字的导论往往使之却步，因此，在反复斟酌之后将其割爱舍去，而以简明扼要的“前言”代之。

与此同时，为方便阅读与理解，在每一章节的难点和重点之处增添了有助于解读的图表，顺文索图（表）以深化认识。也许若干年以后，文中的内容已经淡忘，但特有的图表将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此项工作虽然十分费时费力，但我还是饶有兴致地坚持完成了。

论著的完成，除了自身不懈努力之外，还要衷心感谢所有曾给予我启迪、鼓励和帮助的师长、友人、同学和同事，感谢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尤其感谢陈明显和程歗两位导师，如果没有他们的悉心指导，没有和专家、学者、师长、友人、同学、同事的深入探讨与交流，也许至今我仍在苦苦思索不得要领。同样，本书的编辑出版当衷心感谢孔继萍老师，由于她严谨而细致的工作，及时剔除了文中的瑕疵。

本书的目的在于对当前“国家—乡村社会”的由来及其历史脉络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把握，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形态和形式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有效管理的理念作一理论探讨，力图从本质上探知现代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与发展态势。然而受本人学识的局限，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因此文中的不当之处完全由本人承担。

刘娅

200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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